一切團體行動必需有一個領袖。不論是為戰敗一個敵人或為鋪設一條路軌，人類本能都昭示出應當服從一個人的命令。但一個不知規律的領袖，對於一切個人的幸福與安全，都是一種危險。因此，威權與自由兩種似乎矛盾的需要，便發生了與人類社會同樣古老的爭執。民眾隨著情勢之變遷，依違於兩者之間。他們需要完成什麽艱難的事業時，便傾向於威權；一俟事業告成，又換了自由的口號。
這種轉變的例子很多，封建製度與君主集權都是從封建以前的無政府狀態中產生的。雖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為在那時代，它代表民眾的救星。一俟社會秩序回複之時，要求更大的正誼的欲念，又使人類向法律向君王向議會請求保障了。封建製度並非以強力勒令憤懣的民眾遵守的製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禱過來。憤懣是從成功中產生的。故在十八世紀時，專製政保最初獲得信任，繼而被懷疑，終於釀成革命。法律是為生人製訂的；它和人類同時演化，同時生長，同時死滅。
一個國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動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態度，改換失時的製度以適應新環境的機能等，熔冶得愈完滿，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國那樣孕育、轉變的君主立憲，在一八六〇年左右，確能適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時亦顧及個人的幸福。那時，它很穩定，因為在民眾憤懣時，它具有保護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經濟上一樣，一種健全的機構應當有自然的反應。如十九世紀時限製選舉與議會製的君主製度中，財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實有效的。選民是納稅人。納稅人自己監督著歲出，遇歲出過巨便立予製止。但那種製度究竟不完全，因為沒有大眾的代表。這些大眾，在那時唯有借了暴動與叛亂來作宣泄憤懣的活塞。於是，在法國是一場革命，在英國是一種妥協，把普選製確定了。這種製度，在很久的時期內使一切公民幻想著真的獲有參政權了。以普選選出的議會不啻一個“常設的反叛機關”；代表著國家真實的力量，有拳有槍，使大眾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親自出馬了。
在相當時間內，這種機構運用得很順利；以後，有如永遠不能避免的那樣，種種衝突使它越出了常軌。這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
一、機械的發明，不獨改變了經濟製度，且把國家警衛力的性質也變易了。維持秩序的方法，集團的力量，與科學發見，人類信念同時改變了，以至製度的優劣，須視變化無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渾身盔甲的騎士顯得不可傷害，堅固的城堡顯得不可侵犯的時候，唯有封建製度能夠維持秩序。射擊火器與炮彈的發明，使君主專製代替了諸侯分霸，以後更由大眾來推翻君主政體。威爾斯（Wells）在今日預言，種種新式武器、飛機、鐵甲車等，使一般優秀的技術家具有製服大眾的能力，將來可以重新形成騎士製。更加上廣播思想的方法（電影，無線電），能使一個黨魁或政府領袖在公共集會以外向群眾宣達意旨，幾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樣的容易。
二、普選與國家膨脹混合起來，產生了財政上的愚民政治。今日監督國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議員為代表的納稅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無代表，不納稅。”曾經是英國德謨克拉西的第一句口號，亦是使議會製普遍化的公式。我們則無代表的納稅人與不納稅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為繳付最重的賦稅的是少數人，大多數的選民是不納直接稅的。於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給閉塞了。在選舉能夠直接確定納稅問題時，納稅人的自然反應是有效的。故一個小縣，一個小社會裏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種陌生的，遙遠的政權來分配恤金與俸給時，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納稅與權益之間有何關連了。國家預算與收入，盡量膨脹，超過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國家把借以為生的社會吞噬了。納稅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衛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三、 腐化是與人類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種罪惡，但在自由經濟中，便不容易侵入組成真實社會的小組織。各人主持著自己的事業，利益與道德是融和一致的。定購機器的實業家，采辦貨物的商人，在他們自己的買賣中是不取傭金的。反之，國家或大公司的定貨或補助金，若其支配權落在一般不負責任的領袖手裏時，腐敗的弊病即不能免，因為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受著委托的公眾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誠實的人能抵禦物質的**，但法律是不應當為誠實的人訂立的啊。再若輿論這活塞能自由發揮功能，危險也就小得多，但輿論正是那些以欺妄獲利的人造成的。民眾很少枇評精神，故少數活動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縱他們。富人們，受著愚民政策的威脅時，便把他們的天然武器、金錢來自衛。現代的瑪希阿凡（Machiavel）教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麵具。如柏拉圖所描寫過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錢政治。
四、 政權的混亂把鑒別力，生活力，監督力的最後原素也消滅了。以理論言，在一個議會製的政府中，人民選擇代表；代表選擇執行政權的領袖，即那些統治國家的閣員，而輿論更以所選出的兩院來間接監督閣員。但事實上，代表們由於一種無可克製的習慣，很快成為麻木不仁的職業者，他們以各種要求來代替他們的監督，閣員們，受著幹求的壓迫，又被議會和許多常設委員會弄得疲於奔命，唯有努力延長自己的局麵，而非治理國事了。
於是，當社會解體，國家被召去承繼如是棘手的事業時，它亦沒有威權，沒有適應時勢的反動力，沒有連續一貫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