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剛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轉眼又迎來南京臨時政府創建、清帝遜位、中華民國成立等一百周年紀念日。在未來十年，我們還將迎來二次革命、洪憲帝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新青年》創辦及新文化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直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紀念。在如此眾多百周年紀念中，我們確實應該反思中國在過去一百年間的進與退，變與不變等問題，確認中國發展方向，清理前進中的問題。
清亡的啟示
在過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過於大清帝國轟然坍塌。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且正在進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國，為什麽在一場軍事嘩變之後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擊，走進曆史？
或以為清亡的教訓在於其改革，以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管製，清廷或許還能硬撐若幹年。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清廷在1895年之後走上政治變革道路，從家天下的立場說，一點都沒有錯。沒有哪一個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興旺繁榮昌盛，大清國的主政者不論是慈禧太後，還是光緒帝，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愛惜大清國的未來，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對於清廷來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術語說，也就是“堅持和完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大清國的領導”。這一點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問題在於，清廷的改革或許真的像革命黨人當時就批評的那樣，缺乏誠意，到了關鍵時刻掉鏈子，不明白所謂改革，就是一場鳳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權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體製。因此，清廷統治者盡管在晚清最後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製，改法製，改革教育製度，構建近代社會管理體製，然而到了最後關鍵時刻，到了即將進入君主立憲的時候，一個皇族內閣將先前十幾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個王朝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正麵總結清廷失敗的教訓，絕對不是改革太多了，太激進了，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徹底。由此引發另外一個疑惑是，為什麽清廷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清廷既成體製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說，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滿洲黨”對權力的壟斷和貪婪，使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不可能在關鍵點上有絲毫實質性的讓步。二十年前的所謂“告別革命”說，不管出於怎樣的善良目的，其實都像孫中山當年所說是一個善良的農夫期待豬能夠變得更溫順更善良，這顯然是不可能。大清國是通過暴力構建的帝國，這樣的帝國無論怎樣改革，都無法變成一個良性的體製。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權利和一切資源的帝國，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讓人民擁有權力，重新建構屬於人民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就或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無法告別，革命與改良在曆史上大約永遠都是交替使用。
進與退
大清國當然不是革命黨人隻手推翻的，而是滿洲貴族用自己的手將這個王朝掀翻的。終結帝製是中國曆史的大進步，這既是對一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也是對幾個世紀之前英國工業革命的回應，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重要節點。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有資格有機會回溯這一百年的進與退了。實事求是地說，不論清帝退位後的中國怎樣一度混亂，也不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現過多少次反複，多少次複辟。中國往前走的決心不變，方向不變，盡管有曲折有反複。
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已經大致構建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帝製時代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中國在未來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與問題，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製複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權與神聖的光環去重建中國社會。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中國社會的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也不能太誇大。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兩千年帝製傳統的國家，從帝製到共和，也絕對不是選舉共和國總統那麽簡單，更不是口頭上說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一個漫長的轉型期，中國真正走出帝製時代，或許需要兩三百年的時間。這不是危言聳聽故作高深。在一個具有悠久帝製傳統的國度裏實現社會轉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誰能保證我們每一個人心裏不再期待一個無形的皇帝，誰能保證那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心中沒有想過當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順當有形的皇帝，為什麽不能去皇帝之實而不用皇帝之名呢？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無處不在的官僚體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頭目，哪一個不把自己視為主宰視為單位的小皇帝呢？我們要想完全走出帝製時代，可能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在過去一百年，中國的進步是顯然的。中國確實已經擺脫先前家天下的束縛，人民確實逐步成為社會的主人。隻是從全世界橫向進行比較，中國的進步遠遠不夠，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在擺脫了帝製束縛，也失去皇恩庇護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獲得民主的權利。皇恩不再浩**，民主又沒有實現，這就有點不進則退了。中國隻有徹底落實人民的權利，隻有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擁有選擇公仆和罷免公仆的權力，就像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樣，中國才能坦率地說真正走出了帝製時代，真正走向了現代社會。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中國決不會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實現晚清以來幾代中國人的信念，與世界同步，願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變與不變
專製君主已經遠離我們而去，一個現代國家正在構建中，一百年的時間在人類曆史上說非常短暫，但這一百年的變化絕對超出了中國曆史上過去上千年兩千年。
在這一百年，我們經曆過清朝的最後統治，經曆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經曆過袁世凱和北洋係的十幾年政治統治，也經曆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國體製”，直至1949年，中國的麵貌發生根本轉變，幾十年的混亂、分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予以終結。此後六十年，台灣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繼續發展，延續孫中山當年所規劃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至1980年代開放黨禁，實現憲政，為中國政治發展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新路。台灣的成就和經驗對近代中國許多既成觀念都是根本性顛覆，自康有為、孫中山以來的所謂特殊國情論在台灣政治實踐中逐步被證明有誤。這是亞洲的驕傲，也是全體中國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陸，過去六十多年也是幾經反複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中共盡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一係列頭腦發熱式的激進錯誤，確實給新建的共和國以毀滅性打擊，其後果就是1960年前後人口大幅減少，非正常死亡大幅增加。這是中國曆史的慘劇，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喪失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然而，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辜負了人民的信賴，隨後人為發動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的命。十年浩劫，不僅使中國的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而且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毛澤東去世，為中國重新出發提供了一個契機，華國鋒等果斷終止十年文革是一大貢獻，而鄧小平適時出手發起改革開放，逐步將中國帶到一個常態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時間，中國已經從先前貧困狀態步入比較富強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都是過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國的麵貌由此發生根本改觀，一百年前的東亞病夫成為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一百年的變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失誤、問題，當然有清廷、北洋、國民黨、共產黨的責任，一百年的成就，理所當然也有這些領導階級和領導者的貢獻。一百年後理性回溯中華民族走過的路，成就是主要的，問題其實也不少。變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異，不變甚至某些方麵的倒退也是事實。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鄭重承諾要進行君主立憲政治體製改革，然而到了最後清廷無法兌現立憲承諾，隻好遜位隻好交出政權。一百年前，孫中山也曾鄭重承諾在經過軍政、訓政兩個階段後還權於民，實現憲政。隻是孫中山在其一生並沒有真正獲得政權，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諾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莊嚴承諾遵守共和，然而為時不久，帝製自為，一生清譽毀於一旦。接替袁世凱的北洋係軍人一次又一次地維護共和，挫敗帝製陰謀，但是軍人政治也使民國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蔣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統一，也曾承諾還政於民，實現憲政，但是直至國民黨兵敗大陸，蔣介石的承諾都沒有變成現實。毛澤東曾自信找到了一條“民主新路”，然而在他統治的二十八年，中國的民主道路不是越走越寬，而是個人獨裁個人迷信達到中國曆史的頂峰。三十多年前，鄧小平發誓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然而時過境遷，國家體製，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依然如故，人民隻是在名義上享有民主的權利，怎樣將這些名義上的權利落到實處，一百年前的問題好像至今沒有變。未來中國不變革則已，一旦走上變革之路，政治民主化，還政於民，依然是必須跨越的一道坎。中國隻有政治有辦法，其實方麵才會有辦法。而政治上的辦法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讓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擁有選擇執政黨執政者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