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知啟蒙期之思想界，極複雜而極絢爛。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學極空疏之後，人心厭倦，相率返於沈實。
第二，經大亂後，社會比較的安寧，故人得有餘裕以自厲於學。
第三，異族人主中夏，有誌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以治樸學。
第四，舊學派權威既墜，新學派係統未成，無“定於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環境之衝動，所趨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愈讀而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製度等等，於是考證一派出。
第二，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其於宗社之變，類含隱痛，誌圖匡複，故好研究古今史跡成敗，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
第三，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第四，學風既由空返實，於是有從書上求實者，有從事上求實者。南人明敏多條理，故向著作方麵發展。北人樸愨堅卓，故向力行方麵發展。
此啟蒙期思想發展途徑之大概也。
然則第二期之全盛時代，獨所謂正統派者（考證學）充量發達，餘派則不盛，或全然中絕。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顏、李之力行派，陳義甚高，然未免如莊子評墨子所雲：“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踐之，然已不能責望之於人。顏元之教，既絕無“來生的”、“他界的”觀念，在此現實界而惟恃極單純極嚴冷的道德義務觀念，教人犧牲一切享樂，本不能成為天下之達道。元之學所以一時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轉後，感化力遞減，其漸歸衰滅，乃自然之理。況其所謂實用之“藝”，因社會變遷，非皆能周於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禮”。所謂“禮”者，二千年前一種形式，萬非今日所能一一實踐。既不能，則實者乃反為虛矣。此與當時求實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為風氣也固宜。
二、吾嚐言當時“經世學派”之昌，由於諸大師之誌存匡複。諸大師始終不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後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於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謂經世之務者，固當與時消息，過時焉則不適。且治此學者既未能立見推行，則藏諸名山，終不免成為一種空論。等是空論，則浮薄之士，何嚐不可剿說以自附？附者眾則亂真而見厭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學地理學者，亦全趨於考證方麵，無複以議論行之矣。
三、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證學，顧、閻、胡、惠、戴諸師，實辟出一新途徑，俾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中國積數千年文明，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如金之蘊於礦者至豐也。而又非研究之後，加以整理，則不能享其用，如在礦之金，非開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開，學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風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蓋此學派在當時饒有開拓之餘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實從事，不拘大小，而總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異於諸派而獨光大也。
四、清學之研究法，既近於“科學的”，則其趨向似宜向科學方麵發展。今專用之於考古，除算學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學皆不發達，何也？凡一學術之興，一麵須有相當之曆史，一麵又乘特殊之機運。我國數千年學術，皆集中社會方麵，於自然界方麵素不措意，此無庸為諱也。而當時又無特別動機，使學者精力轉一方向。且當考證新學派初興，可開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趨焉，自不能分力於他途。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而他無聞焉。其實歐洲之科學，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藝複興”時，其學風亦偏於考古。蓋學術進化必經之級，應如是矣。右述啟蒙期竟，次及全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