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為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自交梁啟超後，其學一變。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嚐自裒其少作詩文刻之，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示此後不複事此矣。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有《仁學》，亦題曰“台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假台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啟超；啟超在日本印布之，始傳於世。《仁學自敘》曰：“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群學群教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既可衝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仁學》內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啟近代科學。嗣同之“衝決羅網”，正其義也。《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為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劃，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以為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嚐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知識，盡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為“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嚐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
（《仁學》卷上）對於中國曆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為基本，而嗣同尤為悍勇，其《仁學》所謂衝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不可悉舉，姑舉數條為例。
嗣同明目張膽以詆名教，其言曰：“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製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製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為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嗣同對於善惡，有特別見解，謂“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謂“俗儒以天理為善，人欲為惡，不知無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惡由名起”說，乃有極詭僻之論，曰：“惡莫大**殺男女構精名**，此**名也。**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為惡。向使生民之始，即相習以**為朝聘宴饗之巨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眾，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為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為惡，則凡殺皆當為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為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為惡也？”此等論調，近於詭辯矣，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原及民治主義（文不具引），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並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曰：“天下為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膻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則俗則毳欲也。逞其凶殘**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為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又曰：“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誌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暗殺），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此等言論，著諸竹帛，距後此“同盟會”、“光複會”等之起，蓋十五六年矣。
《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其言曰：“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曰：“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為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啟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