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寧戴震受學江永，其與惠棟亦在師友之間。震十歲就傅，受《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雲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據王昶《述庵文鈔·戴東原墓誌銘》）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
震之言曰：“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蓋學問之難也，粗涉其途，未有不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脫於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鑒空衡平，不失於彼，必失於此。震之破“人蔽”也，曰：“誌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為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實踐躬行之儒歸焉。”（《東原集》與某書）。
其破“己蔽”也，曰：“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有獲十分之見者，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以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為十分之見，孰為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為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為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讀第一段，則知目震所治者為“漢學”，實未當也。震之所期，在“空諸依傍”。晉宋學風，固在所詆斥矣，即漢人亦僅稱其有家法，而未嚐教人以盲從。錢大昕謂其“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潛研堂集》戴震傳）餘廷燦謂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複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餘氏撰《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此最能傳寫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讀第二段，其所謂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者，即科學家定理與假說之分也。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過假設之階級而後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試驗之結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於十分，於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為假說以俟後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度，固當如是也。震之此論，實從甘苦閱曆得來。所謂“昔以為直而今見其曲，昔以為平而今見其坳”，實科學研究法一定之曆程，而其毅然割舍，“傳信不傳疑”，又學者社會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仆誠不足以與於其間，其私自持及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戴學所以異於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章炳麟曰：“戴學分析條理，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檢論·清儒篇》）可謂知言。
淩廷堪為震作事略狀，而係以論曰：“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也；吾所謂非，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製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校禮堂集》）此其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惜乎此精神僅應用於考古，而未能應用於自然學界，則時代為之也。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娛親雅言序》引）故其學雖淹博而不泛濫。其最專精者，曰小學，曰曆算，曰水地。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曆算之書，有《原象》一卷，《曆問》二卷，《古曆考》二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書，有《水地記》一卷，《校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備舉。《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參與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蓋軼出考證學範圍以外，欲建設一“戴氏哲學”矣。震嚐言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駸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東原文集》卷八與某書）又曰：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麵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為意見也。”（《戴氏遺書》九附錄答彭進士書）
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譬猶子孫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釋混儒”、“舍欲言理”之兩蔽，故既作《原善》三篇，複為《孟子字義疏證》，《疏證》之精語曰：“《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為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之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蹙，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
又曰：“朱子屢言‘人欲所蔽’，凡‘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人之大患，‘私’與‘蔽’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
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
又曰：“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後儒以為如有別物焉湊泊附著以為性，由雜乎老釋，終昧於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問：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為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為。蓋其學借階於老釋，是故失之。凡習於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覺。”《疏證》一書，字字精粹，右所錄者未盡其萬一也。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複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為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的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偽，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複興之運動，乃采久閼窒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一新方向以進行，則蓬勃而莫能禦。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誌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震亦極以此自負，嚐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戴東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雖然，戴氏學派雖披靡一世，獨此書影響極小。據江藩所記，謂當時讀《疏證》者莫能通其義，惟洪榜好焉；榜為震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按此書即與《孟子字義疏證》相發明者）。朱筠見之，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是。”榜貽筠書力爭不得。震子中立，卒將此書刪去。（《漢學師承記》卷六）可見當時戴門諸子之對於此書，已持異同。唐鑒謂：“先生本訓詁家，欲諱莫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以詆程朱。”（《國朝學案小識》）鑒非能知戴學者，其言誠不足輕重，然可以代表當時多數人之心理也。當時宗戴之人，於此書既鮮誦習發明，其反駁者亦僅一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上），然搔不著癢處。此書蓋百餘年未生反響之書也，豈其反響當在今日以後耶？然而論清學正統派之運動，遂不得不將此書除外。吾常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此其收獲所以不逮“歐洲文藝複興運動”之豐大也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