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廣玉蘭
記得小時候看的動畫片裏，有一段小鯉魚跳龍門的故事。
那條金紅色的小鯉魚，在一道實際上是個大水庫的“龍門”跟前跳啊蹦的。多想躍過它，去看看那邊廣闊的大江大河啊。她跳啊，跳啊，使出渾身的勁兒，跳得筋疲力盡。一次不行，再來一次，嘿，終於，她跳過去了！從此，她可以在大河裏暢遊無阻了。
後來，當我考上大學，從江西回到上海，每次想起自己考大學的前前後後，就會想起小鯉魚跳龍門的情景。
考試前
正式宣布恢複高考前一個月，父親從在大學任教的朋友那兒得到消息，連夜寫信告訴我。
公社曾發給每個知青點一套《青年自學叢書》，有數學、物理、化學、史地、政治。知青點裏別人都不稀罕，說我們隻有小學畢業程度，自己哪看得懂，再說看懂了又有什麽用？我便把書保存下來，沒事時翻翻。鄧小平第一次複出，想重開大學之門，說大學生先由工農兵推薦，再由考試錄取。我便認認真真看起來。誰知張鐵生一紙白卷，打破了千萬人的大學夢。從此，上大學隻能靠工農兵推薦。
接到家信，我又把那兩本叢書拿出來，每天晚上自學。但是，那套書當知識讀物可以，對付高考卻不行，內容太淺，也沒什麽習題。托人從縣城裏一位老高中生那兒借來“文革”前的高中課本，才看了兩個星期，高考消息正式公布，那位高中生自己也躍躍欲試，我隻能忍痛割愛。
考期一定，複習的時間就隻有三四個月了。家裏比我還急。父親下放在基層工廠，和工人一起搞出好幾項技術革新，很有人緣。大家聽說他女兒要考大學，卻沒有書，便分頭幫他去借，終於借來一套老高中課本，如獲至寶。
那時全大隊知青就剩下了我一個。一年前，大隊讓我當了赤腳老師，不用再下田出工。那時正好“雙搶”，學校放假一個月。生產隊和大隊裏知道我想考大學，二話沒說，就出證明放我回上海一個月。
在家裏，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半步不離那張大寫字台。全部高中的數理化，厚厚的幾本，我不是在看，簡直是在往下吞書。好在從小記性好，別人看三遍，我一遍就記住了。即便這樣，還是每天隻能睡三四個小時。又值盛夏，溽暑蒸人，一個月下來，人像脫了層皮。
一個月到了，學校要開學，我不得不回去。白天上課，晚上複習。這樣幹了幾天，想想這次機會難得，時間緊迫，若不全力以赴，隻恐功虧一簣。左思右想，隻有去請假。
公社管文教的書記姓王，是個複員軍人，總穿一件洗白的軍衣，白淨臉皮，平時不苟言笑，有點莫測高深。聽我說完，他背著手，在地上踱起方步，好半天才轉過身來，問我：“你是什麽文化程度？有高中文憑嗎？”
“沒有。”
“啊——那你怎麽會想到要去考大學的呢？”
我解釋說，這次考試沒有學曆要求，人人都能報名。我正在自學高中課程，隻是需要時間，因此來請假。
他“嗯”了一聲。“自學？”他嘴角往上提了提，笑了一聲，“你有把握嗎？人家是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哩，你自學？”
接著，書記非常嚴肅地跟我講起了“農村是廣闊天地”的大道理。再說這赤腳老師是個美差，好多人盼還盼不來呢，這是大隊和公社對我莫大的照顧，別辜負了貧下中農的一番好意，雲雲。
我連忙向他保證，就讓我考這一次，如果考不上，心甘情願紮根農村，當一輩子赤腳老師。終於，他擺了擺手，說：“好吧，我準你假，考完了可要立刻回來上課。”
我交給房東一擔穀子，四十塊錢，請他們每餐多煮碗飯，他們吃啥我也吃啥。從此整天把自己拴在房間裏，隻有房東小兒子來叫我吃飯才出來放會兒風。
父親是三十年代末的交大畢業生，解放後一直在機電工業部門。為人淡泊，與世無爭，從不過問政治，更不輕易求人。為了我的考試，卻四處找人借書，借習題冊。每天下了班就伏在書桌前為我解習題，直到深夜。每天早上又趕到郵局把那一疊厚厚的習題解答寄給我。我的時間有限，一刻千金，得通讀弄懂高中全部數理化，得背公式，背化學程式，背政治，很少有時間去練習解題技巧。父親解那些數學和物理題目時，每個步驟都寫得清清楚楚，讓我看了記住解題的思路。
當年全國下鄉的知青，總數少說也有一千五百多萬。據統計，最多隻有五十五萬後來上了正規大學，其他五十萬陸陸續續上了電大函大之類的，其他的就隻有當年下鄉時的文化水平了。像我，就隻有小學畢業。並不是他們不想，而是由於惡劣的環境，沒有書，沒有時間，由於種種原因，根本沒有機會。我能考上大學，因為我有個學理工的父親，也靠天意。我是幸運的。
考試的時候是冬天。等在寒風裏進考場，手腳凍得冰冷，心裏更是發毛。我已立下軍令狀，沒有退路，也沒有第二次機會，隻能拚命一搏。
考試後
等待最是難挨。每天給小孩子上著課，像沒事人一樣，心裏卻度日如年。
考完出來，看那些老三屆們討論著試題，自信滿滿，便更加自慚形穢。越想越覺得自己一定是考砸了，今生再沒有希望了。每天就這麽疑慮重重，一天比一天感到希望渺茫。
因此，當房東兒子興高采烈來告訴我說，我考上了，通知已在公社，我還以為他在調侃我。
“是真的，這樣的事也開得玩笑嗎？”他一臉正經，不由我不信。
我這位房東是退了休的區長，老革命，每月領一百多元工資，在當地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幾個兒子都高中畢業，卻也免不了回鄉務農。他不是我們生產隊的。看我們住的那屋實在不像樣，他家新蓋了瓦房，是給兒子日後結婚住的，反正空著，就讓我住了進去。他的幾個兒子都對我很好，我的房間就像他們的俱樂部，每天晚上都要來坐一陣子。因為父親的關係，他們和公社幹部都很熟。特別是小兒子，小名萬崽的，那年才從縣高中畢業，剛回鄉不久，說話衝頭衝腦，和幹部們勾肩搭背，沒大沒小。別人當他是孩子，也不介意。
萬崽那天去公社替他爹領工資，公社王書記讓他帶口信給我。我考試合格的通知已下到公社，但還有政審一關，通過政審，學校才會給我發正式通知。王書記要我第二天立即去公社談話。
我得救了——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但政審有什麽可談的呢？我家“文革”時雖被抄了家，卻沒什麽嚴重政治問題。我自己一介學生，下鄉時還不滿十六歲。平時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種田，貧下中農有口皆碑。這時我慶幸自己還好沒跟著別人去偷過雞摸過狗，也沒回家探親超假不還。我的政審應該是最好辦不過的。
第二天，我求萬崽陪我一塊兒去，而且不能離開我半步。
那天不是逢圩（當地有集市的那天叫逢圩），公社大院裏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王書記的辦公室在走廊的盡頭，也是他睡覺的房間。裏麵一張床，一個寫字台。
書記那天滿麵紅光，連眼睛也是紅的。一反往常的嚴肅，他和顏悅色，臉露笑容。萬崽見王書記要和我個別談話，隻好離開。
王書記祝賀我考上大學，說應該感謝公社和貧下中農的支持。但考試合格不等於就能上大學了，還得通過政審一關。凡事政治掛帥，公社不蓋這個政審合格的圖章，考分再高也沒人會要我。
我一邊琢磨著他的話，一邊打量著屋子。門是關著的。王書記沒讓我坐在辦公桌旁，而要我坐在床沿上。他一邊說話，一邊朝我湊近。臉上紅光滿麵是因為喝了酒，一說話，酒氣衝天。
王書記越說越激動，幹脆坐到我身邊，伸出他的大手來握住我的手。
“今天早上喝了點酒，你摸摸，我心跳是不是很快？”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前。他的心果然怦怦直跳。他又把我的手搬到我自己胸前，“你摸摸你的，沒我跳得快吧？”
我的心豈止跳不快，簡直要停住了。我覺得，總有那麽十秒鍾，我的血是凝住的。但我臉上不能不笑，眼神也不能慌亂，他就等著我發慌呢。
我感謝他對我的栽培，感謝公社對我的支持，感謝他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談話，感謝他會讓我順利通過政審。反正隻要想得起來可感謝的，我都感謝了。我像說繞口令似的反反複複地說，不停地說，隻要不讓它冷場。王書記的臉都快湊到我鼻子上了，發紅的兩眼直勾勾的，呼出的酒臭噴了我一臉。
他緊緊抓住我的手，也緊緊抓著我的命運。
也許，那冥冥之中真正掌握我們命運的卻不願難為我。隻聽門上“乓乓”響了兩下，門被推開了，萬崽風風火火地闖了進來。
“還沒好啊？趕快，趕快！現在走還能搭上拖拉機。”他衝著我嚷嚷，又轉向王書記，“王書記，別浪費時間跟她囉唆了。政審有什麽難的？人家在這兒待了八年了，表現還能不好嗎？寫一句話，蓋上章，不就完了。”
我像逃生一樣跑到門口。王書記臉上有點悻悻然，卻不好說什麽，對我們擺了擺手，“去吧，政審估計沒有問題。”
回家的路上，萬崽看我悶悶的，就來逗我，“別不高興了，女韓信啊，快要出頭啦。等你以後做了大官，回來把這些家夥都宰了吃嘍。”我跟他講過漂母一飯，**之辱這些故事，隻要看我發悶，他就叫我“女韓信”逗我開心。
就像弱國無外交，一個人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裏就沒有了尊嚴。我隻是一個弱者，一個凡夫俗子，在人屋簷下，我的頭隻能是低著的。
我想到了那條小鯉魚。她竭盡全力，不顧一切地跳過了龍門，跳進了新的天地。但當她回過頭來打量自己的時候，卻發現原來那身美麗的金紅色的鱗片，都被尖峭的石頭磨破擦爛了。長出的新鱗像老繭一樣，厚厚的，堅硬而強韌。但是，往日鱗片上那層鮮亮的光澤，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不管怎麽說，我畢竟還是跳過了龍門。而那些沒有跳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