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可曉
“文革”剛開始時，我正好六歲，是學齡前兒童，也沒有幼兒園可去，賦閑在家，東跑西顛。好在“**”轟轟烈烈，熱鬧之景層出不窮，也不覺煩悶。那時一到“十一”，便大肆慶祝，提前好幾個月預演。各式彩車、彩陣塞滿了長安街。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一傳百裏。我媽說不準我自個兒上街，我不能忍受看熱鬧的**，叫上東屋的小九和西房的小翠，趁白天大人管不住，溜走了。
上了長安街，眼花繚亂。滿街翻滾著巨大的彩車和標語長幅。彩車駛過，轟轟震響。後麵是紅褂綠褲的女民兵，步伐整齊劃一的三軍指戰員，還有胸脯高挺、高舉毛主席語錄、喊著口號的革命小將們。我看著無比興奮，心跳加快，熱血沸騰，真想加入他們的行列，也喊一嗓子。不過一想人家給我爸戴高帽子時也呼同樣口號，心就虛了。遊玩大半天，天都黑了。華燈初上，遊行的人群仍未散，我們卻都該回去了。來時一鼓作氣，沒有仔細辨路，回去時就不太認路。小九五歲，小翠也比我小幾個月。我們東看看，西望望，沒了主意。幸虧後來遇見了一位民警，把我們送到家。自不必說到家後受到的責罵。到現在，一般的熱鬧我都不去看，鎖在家中看“金庸”。
媽媽“文革”時心情很不好。我爸被關了起來，偶爾回一次家。聽說媽年輕時“又紅又專”頗受重用，“文革”一來，倒了大黴。指導教授跳樓自殺，她也被罰去喂動物，還三番五次地被批鬥。她一肚子氣，想不通，就拿我當出氣筒，有時為一點小事就打我。現在看竹篾子打人幾下屁股不算是什麽酷刑，但總挨打，實在怕了，像我們家現在養的貓兒“虎頭”一樣，手一抬，它就閉眼縮脖子，一副可憐相。
我媽不僅生我的氣，還對我爸沒好氣。有一次，他被放回家，碰到商店賣豬蹄，久不食肉，饞動起來，買了好幾隻，連洗帶拔毛，慢慢洗弄，竟是小半天。我猜他當時早已饑腸轆轆，口水橫流。我媽回來，看到案上白淨淨的豬蹄，氣不打一處來，怒衝衝地質問他經這麽長時間的思想改造，為什麽殘存的資產階級享受思想還在作祟，責令他立即去把這些“糖衣炮彈”扔掉。我爸無言以對，隻好將豬蹄退回原店。我猜店員們一定將這些“糖衣炮彈”據為己有，並暗笑我爸是傻子。去年，父母來美國探親。在食品店看見豬蹄，我問媽還要不要“糖衣炮彈”，弄得我媽大紅臉，我爸竟也對我老大不高興。往事如煙也。
上小學是按片分的，我們胡同的另一頭有一個小學，也改名為人民路三條小學，我猜舊名是大甜水井小學什麽的，我理所當然地被分到這個小學。剛上學，發現一個奇景，即所有教室的窗戶都沒有玻璃。早上，太陽大模大樣地進來，撫弄得我經常昏昏欲睡；天黑後，每個房子又睜著黑洞洞的眼睛，讓人毛骨悚然。據說這些玻璃是讓紅衛兵、紅小兵們橫掃一切時打掉的，又沒有錢安上，隻好就這麽著。我十分遺憾沒有趕上時候，一睹千萬片玻璃被砸碎的壯景。到了冬天的時候，窗戶就安上玻璃了。但不是整片，而是一條條的小玻璃鑲上去的。據說這種玻璃是什麽下腳貨，所以價錢便宜得多。這樣，就又創造了另一種景致。從窗子內看外麵，所有景物都呈曲線狀，人的臉往往扭曲好幾次，倒真像人們的精神麵貌。我每天坐在教室裏，更不能專心聽課，看著窗外的奇異景色，心中做著各種幻想。不光景色奇特，事也新奇，“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嘛。
一天四節課，真正講課的時間隻有兩三個小時。所教的大多數是與革命有關的內容。語文教工人、農民、赤腳醫生和毛主席的好戰士。算術則算多少噸鋼鐵能生產多少顆炮彈打沉帝修反多少艘潛艇之類。另外的時間是向工農兵學習，掃大街，或請人來憶苦思甜。請來的人多是老工人或老農民，年齡自是不輕，加之講多了，也會犯糊塗。有一次，一個老農民對比新舊社會的不同，聲淚俱下地說，一九六○年那會兒可不比現在，那時候什麽糧食都沒有，隻能吃樹葉吃得肚皮發綠，躺在**動不得。幸虧解放了，毛主席給了我們新生活。當然，這種錯誤還是不多的。憶苦思甜的主流是好的，其效果也是不容忽視的。有一個人講“一塊銀元”的故事出了名，還印了小人書。內容是一塊銀元換了一雙窮人家兒女，地主少爺給他們灌了水銀，作為其父的陪葬。所講之處，一片欷歔。這個人好像是這對“陪葬品”的哥哥，當時看見弟妹出殯，紅顏朱唇，還當是活的。我一邊抹眼淚，一邊琢磨：灌水銀死倒是不錯，臉不灰白，死了還好看。以後，我便經常引經據典，發表謬論。這個故事似乎也越講越悲慘。到後來，所講處哭聲震天，據說手絹也一時脫銷。唯一能與“一塊銀元”媲美的是後來的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在美國看悲劇電影，其感人效果遠不如“一塊銀元”和“賣花姑娘”，幾乎沒見過誰哭紅了眼出電影院。
那時上學，不怕憶苦思甜，也不怕吃憶苦飯。我所怕的是兩件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和鑒定會。講用會一開始是每周三下午，由每個人上台講這周所做的好事。事無巨細，隻要在關鍵時刻有過“私”字一閃念和及時地記起了毛主席的某一段語錄，又戰勝了私心雜念，就大功告成了。最常用的語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或者愚公移山精神之類。一周做幾件好事原本不難，但每周都做新鮮的好事就不容易了。幾周下來，大有好事都被做光之感，上台去如果老重複幾件事未免失麵子。常想象某一天見一匹馬失驚在街上狂跑，我則奮不顧身地挽住韁繩。遺憾的是，當時北京街頭已不允許馬車走了，連驢車也滅了跡。我做的最多的好事是幫助鄰居倒垃圾或尿盆之類。一次，王大媽都端著尿盆走到門口了，正碰上我下學回來。我一個箭步上前，要將尿盆搶過。大媽老大不樂意，我卻不願放棄這個機會。搶搶奪奪，終於到手，灑了大媽一身。心裏得意下周的講用稿沒問題了，哪知卻絕了後路，王大媽從此倒尿盆東張西望，偷偷摸摸，生怕再被我撞著。後來，我實在無新鮮事可尋，隻好硬著頭皮講重複的事。老師直衝我翻白眼，一副不相信的樣子。這種講用會終於由一周一次變成了後來的三四周一次，讓我輕鬆多了。一樣的事隔四周，換湯不換藥，大家照樣覺得新鮮有趣。
每學期的期中、期末都要做鑒定，先寫個人鑒定，再由班集體討論進檔案，還說這檔案是要跟人一輩子的。我每到這時都後悔平時為什麽不好好表現，卻做些有損革命事業，違背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誨的事。後悔也晚了，隻好在鑒定上做些手腳。寫優點盡量用些不刺眼的詞，寫缺點則含含糊糊，一帶而過。這樣把這個人鑒定拿到班集體一念，自己不覺耳紅心跳，別人聽起來也覺得還合情理。久而久之，就摸出了竅門。寫政治思想，隻寫“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擁護什麽什麽方針”之類。主觀意識正確了，就不會犯錯誤。但有些方麵挺難寫，比如：團結同學，遵守紀律之類。我每學期都會有對頭，不是我看人家不順眼，就是人家瞧我別扭。又不甘心自己給自己扣上一頂“群眾關係不好”的帽子。我內心深處還是願意團結9999％的群眾，打擊001％的敵人。所以一咬牙用了“一般”。我自由散漫慣了，常被人挑不是，“遵守紀律”也就成了“一般”。最後，凡是心虛的地方，我都用“一般”來概括。自我鑒定成統一格式“政治上要求進步，學習一般，勞動一般，鍛煉身體一般，遵守紀律一般，團結同學一般，熱愛集體一般”。不好不壞，你們還有什麽話講。鑒定會時，居然有些“一般”被改成“較好”之類。這就好比拍賣，起價低，自有人往上漲；起價高，搞不好得跌價。那天讀到一篇文章，一女士追憶她舊日男友，寫他“學習一般”雲雲，我大有異地遇知音之感。
“文革”時，無產階級占領了舞台，資產階級的“牛鬼蛇神”們都不準“出籠”。“李玉和”、“喜兒”們大顯威風，八個樣板戲風靡一時。我從一上小學就參加了“宣傳隊”。“宣傳隊”主要是演唱些革命歌曲，還有樣板戲片段什麽的。那時，最愛看的是《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尤其羨慕跳“喜兒”和“吳清華”的演員。我們“宣傳隊”也演“白毛女”，是楊白勞給喜兒紮紅頭繩那一場。喜兒需單腳立在台上，踢開一條腿與身體呈九十度角，挺胸，抬頭，兩手撲向前方。這一亮相讓我模仿了很久，磨壞了姥姥的好幾雙硬底布鞋。有一次在樓上練習，腿一軟，將一隻八磅的暖瓶踢到了樓下。一聲巨響之後，我衝下樓去，樓下的張姨一臉驚恐。一步之差，這暖瓶就要砸到她頭上。後來，我姥姥常提著那幾雙磨壞了頭的布鞋對鄰居控訴我的罪行。即使這樣，我還是從未有機會當眾表演喜兒這一絕活。
八個樣板戲中，兩個是舞劇，剩下的就是京劇了。樣板戲拍成了電影，看樣板戲電影是政治學習的一部分。一個月得看上三四回，輪著演，票是不要錢的。遇到《沙家濱》、《紅燈記》，還有人去；演《海港》和後來增加的《龍江頌》、《奇襲白虎團》之類的，請病事假的人就多了。光看不行，還得學演，這樣才能體會深刻。所以，學校有一年一度的樣板戲會演。由各班挑幾出戲排練，然後比賽看誰演得好。我們班有一個男生嗓音真不錯，“聲如洪鍾”形容不過分，唱胡傳魁挺合適。我就飾阿慶嫂，演《智鬥》一場。這個男生在《紅燈記》一場中也飾演李玉和的角色。正式會演的前一天，大概沒休息好，加上緊張，有些糊塗。《智鬥》一場時，胡傳魁依刁德一指使該盤問阿慶嫂：“阿慶嫂，我問你，這新四軍……”結果，他卻問我：“阿慶嫂，我問你，這密電碼……”我說：“密電碼？”心想：阿慶嫂何時有過密電碼？刁德一在一旁急了：“司令，我們要的不是密電碼，我們要的是新四軍呀！！！”一邊給胡傳魁使眼色，胡傳魁卻毫不理會。我一看情形不對，馬上接口道：“新四軍？有，有。”這場戲才未砸鍋。我們演出最後還被評為第三名，許多班的演出都不怎樣，不是李鐵梅唱劈了嗓子，就是方海珍忘了台詞。有一班演出《百雞宴》一場，座山雕氣勢洶洶地審問楊子榮：“臉紅什麽？”楊子榮一愣，“防冷塗的蠟。”心裏琢磨，怎麽暗號變了？座山雕緊接著又來了一句：“怎麽又黃了？”楊子榮反應特快，馬上接口：“又塗了一層。”這樣機敏的偵察員如今可難找。學唱樣板戲，效果真不錯，有些唱段就刻在了腦子裏，在美國高速公路上開車，煩了的時候，我一張嘴，樣板戲脫口而出，倍兒親切。
等到上高中，形勢就變了。大家都準備考大學，功課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往後便是研究生，削尖了腦袋出國。累得我常常犯糊塗，過去的事也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這幾件趕緊記下來，省得將來人家指著我的後脊梁像指責美國人一樣：“這人，沒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