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六月雪
這是前成都大學副校長莊頃的小女兒梅在“文革”期間麵對別人的謾罵、攻擊和歧視做出的勇敢回答。而那時，她的父親已被迫害致死。
我和梅是在“文革”前上小學四年級時認識的。從那時至今，我們一起經曆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成為了一生最為難得的知心朋友。她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們都太年少，無法理解這突如其來所發生的一切。在後來的成長過程中，我從梅那裏了解到她父親的點滴。
0000莊頃原姓王，四川廣安人。年輕時就讀國立四川大學，因成績出色，被選上保送去德國深造。當時中國正遭受日寇的**，國難當頭，充滿愛國熱情的莊頃為了救中國，實現自己的理想，放棄了去德國的機會，放棄了自己的一切，去了延安。
“總有一天你們會知道，我爸爸是好人”新中國成立後，他卻時常獨自苦悶，仿佛看到自己的理想在被毀滅。“文革”開始不久，他就被關押在成都錦江賓館，每天受到連番批鬥和逼供。莊頃生前的一位同事曾說過，如果有一百人在一起開會就某事討論，九十九人持反對意見，他（莊頃）如果認為自己是對的，一人也一定會堅持。
梅繼承了她父親的傲骨，一生的坎坷從沒讓她屈服過，就像嚴冬裏獨傲枝頭的梅花。
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穿著一件白色泡泡紗短袖衫和一條墨綠色的背帶紗裙，站在同學中間像個可愛的小妹妹。電影《音樂之聲》裏那個最小的女孩總讓我想起梅當時的模樣。後來，梅告訴我，她六歲半上學，所以年齡比同學小。梅對我很親近，就像早就認識似的。她不斷地給我講班裏和學校的好多事，還告訴我，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在這所小學，她弟弟和我妹妹在同一個年級。我至今記得，當時的梅像個快活的小公主，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高高的額頭，講話時，頭微微偏著，一點一點的，頭發梳得光光的，她說每天都是姥姥給她梳頭。最明顯的，是她臉上那一對小酒窩，笑起來可愛極了。
四年級快結束時，梅告訴我們，上了五年級，她要轉學了，到成都大學附近的上遊小學去。她還告訴我們，上遊小學是所新學校，在草堂寺附近。我那時覺得草堂寺是個很遙遠的地方，我根本沒有可能再和梅在一起玩了，所以很難過，心想，她為什麽要走嘛，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麽好。梅走後，我們沒有再聯係。
六年級開學時，班主任突然宣布了一個意外的好消息，梅又回到我們學校了，教務處本來想把她安排在別班，因為別班有空位置，但梅希望回到我們班來。記得當時大家都又驚又喜，歡迎梅回來。我簡直覺得是奇跡發生了。
小學快畢業時，“文革”開始了，學校也關門了。因武鬥越來越多，成都七中也被燒了，我們家搬進了城裏。不久，我的父母也分別去了幹校，進了“牛棚”。那時，梅常來我家，我也常去她家，很少見到她母親。梅的母親經常被掛黑牌子，遊街、批鬥、挨打、關押、審訊。冬天，她還被造反派拖到荷花池裏，在冰涼刺骨的池水裏罰站數小時。我常看到大字報和大標語上，她母親的名字被打上了紅叉，也看到過她母親被掛著黑牌子挨鬥的照片。梅的母親是個十分優雅、剛柔並濟的人，她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堅強地挺了過來。
上中學時，我和梅雖不在同一所學校，但仍常來往。梅告訴我，經常有人在她課桌椅上寫標語或貼紙條罵她父親。一天，她進教室時，看見黑板上寫著醒目的標語：打倒莊頃。同學們都在注意看她的反應。她把頭一昂，大聲說：“打不倒的，就是打不倒。”還有一回，當她再次看見課桌上的紙條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總有一天你們會知道，我爸爸是好人！”那時，她才十五歲。後來有同學告訴她，她當時看上去既勇敢又傲氣。
當上山下鄉輪到我們頭上時，我和梅商量好，萬一我們倆都得去四川省的石棉縣插隊的話，我們就插在一個生產隊。我們倆的母親都很同意我們自作主張的決定。後來，梅因為身體狀況實在太差，沒有去插隊，我則去了另外的邊遠山區插隊。梅和我常通信。信裏她告訴我，她經常在思考人生。她愛上了音樂，開始學小提琴，學得認真刻苦。中午怕影響別人午睡，她就帶上琴、譜子和兩顆圖釘去建築工棚，到那裏把譜子往牆上一釘就練起來。她說發現自己太愛古典音樂了，音樂讓她學會思考，使她充實。我深深地理解，那種不是語言文字能表達的內心感受，隻能在音樂中找到，是她向我推薦了莫紮特。雖然沒有機會受正規教育，可她從不放棄可能的機會去學習，長年堅持自學，參加考試，各種證書也不知考了多少。她說，那麽多年來，她就是這樣用知識來充實自己，沒有讓自己垮掉。
我兒時的辮子好友，當年活潑天真像小公主般可愛的梅，從煉獄中走出來了，變得獨立堅強。她對我說，幾十年人生風雨，時代變幻，並沒有改變她對人生的初衷，對友情的珍愛。經過那麽多苦難，她卻變得更加寬厚。對那些侮辱和傷害過她的人，她的心裏隻有同情。冬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