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欣欣
對父親，我談不上感恩。請原諒我的直率，因為他確實對我沒有養育之恩，雖然我是他生命中的最愛，雖然沒有養育我並非出自他的選擇。
在母親怨恨的話語中，年輕時的父親往好說是一個紈絝子弟，往壞說是一個“花花公子”。當父親再次來美與我同住時，他對我談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一生。
父親的一生很長，九十分鍾的錄音帶，我錄下十幾盤。一個接近八十歲的人應該可以坦然地談論自己的一生了，特別是對著他幾近知天命的獨生女。
我的祖父李肇甫（字伯申）自青年時代，就開始追隨國父，後曾為國父靈柩的牽紼者。國父去世後，祖父退出政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曾力邀祖父出山，祖父拒絕。後來，祖父在上海，與沈鈞儒合開律師事務所。他曾為七君子的辯護律師，也曾為董竹君的離婚律師。抗日戰爭爆發，於是，祖父離開上海，輾轉香港、廣州、武漢到達重慶。
在陪都重慶，蔣介石親任四川省主席，後由張群接任，而祖父是張群的省政府秘書長，還曾為國民黨政府的首席大法官。祖父雖權傾一時，卻又兩袖清風。在四川，祖父全家一直借住於他人之宅。然而，祖父的兩袖清風，並不妨礙父親以及父親的兄弟成為“花花公子”。
母親的記述，父親的回憶都證實了。在母親之前，父親確曾有過多位女友。然而，不知是他記憶出錯，還是事後溢美，從父親的坦白交代之中，我並沒有發現多少“油水”。在某種意義上，“花花公子”實在是徒有虛名。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花花公子”卻又名實相符。父親會玩兒，少年時曾獲全國花樣滑冰冠軍；父親善歌，他唱的英文歌曲頗有平·克勞斯貝的味道；父親善文，但僅止於情書，他多次為多位朋友捉刀而贏得美人歸；父親性喜交際，信奉千金散盡還複來；父親好熱鬧，也喜歡出點小風頭。如許多世家子弟，父親雖紈絝卻不陰險狡詐，不知稼穡之艱辛，也不懂人世之險惡。
父親所有的十八般武藝，獨缺保護自己的技能。一九五七年，他居然不知收斂，被上級的真摯所感動，說了幾句話，表達了自己的一番好意。父親說的不過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之類，而且那還不是他的原創。不過是他聽了來，以為那話深刻，或想表現自己的深刻，轉述而已。毫無疑問，父親在劫難逃。
父親這樣的一個紈絝子弟，被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不能不說是抬舉了他，因為他完全不諳政治。這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幾年。這一頂帽子令他妻離子散，令他數次幾乎喪命，然而，在摘去這頂帽子的時候，在他的檔案裏，竟然找不到任何“右派”言論，成為了一個無聲“右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豈止如此，有人在摘去帽子時，還呈上一聲“感謝”，或打個“娘錯打了孩子”之類的圓場。所幸，父親摘帽時依然無聲，仍然不諳政治。
父親在東北勞改的年月裏，母親曾多次偷偷地寄報紙給父親，報紙裏夾帶著父親最需要的食品。靠了母親的食物，父親撿回一條命。當然，母親也難逃多場批鬥以及其他的侮辱。
大約一九六二年，父親每年可以回北京了。父親回來，我最高興，因為父親有時間和我一起玩兒，還會給我買一些母親絕不會買給我的東西。父親曾給我弄來兩隻小樺鼠，還曾為我買過一朵帶珠子的絨花。從東北，父親帶給母親一些特產，比如猴頭蘑，也給極愛幹淨的母親帶回一身虱子。父親從母親那裏拿走的，是錢，用錢買的車票和鋪蓋（他常常丟失錢物）。父親走後，留給母親的是她在工作單位的屈辱。
母親和父親分手，並不是因為父親成了“右派”，雖然母親受到的歧視早就足以使他們分手。母親對婚姻的堅持，除了母親的為人、傳統意識和夫妻感情之外，還有母親對後來的歧視、迫害和鬥爭之殘酷缺乏預見。
終於，一件在今天看來，在外人看來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導致了父母的離異。
我十歲那年，父親回四川，偶遇他的初戀。那曾經非常美麗的女人已經被生活折磨得麵目全非。因為“曆史反革命”罪，她的丈夫被關押，釋放之後以拉板車為生，而她的肺病已到晚期，還有三個幼子。她的姐姐找到我父親，請我父親幫助。父親給了她二十元。
數月之後，母親收到一封信，信中說：“所欠之款，做牛做馬定當還清。”署名正是那個女人的丈夫。我不知道，那個男人怎樣找到我母親的地址，寫這封信又出自何種用心。
至今，我仍然記得母親收到信，大哭的樣子。母親說：“他不曾給過我們一分錢，卻……”
這一封信，這二十元錢竟然徹底摧毀了夫妻感情，而那情感被嚴酷的現實，長期的分離所磨損，已經繃緊到最脆弱的一線之間。那也正是山雨欲來的“文革”前夕。
我不能責備我的母親，也不能責怪我的父親。
自母親提出與父親離婚，父親探親回北京，隻能寄居親戚家。因為很難見到我，他千方百計地托人將我“騙”出來，或在我可能出現的地方等候我。當“文革”開始時，他就更沒有理由見我了，因為我也不願見這個“右派”父親。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經曆了人生最大的磨難和轉折。其間，母親被專政，自殺未遂，十四歲的我獨自過活。我的父親在哪裏？我不知道。
一九八一年，在未通音信十四年之後，父親突然托人帶來口信，他已在北京，他的“右派”問題即將改正。
每個放學的周六，父親在校門口等我，同我一起吃一頓飯。然後，他伴我去崇文門菜市場買菜（那是我每個周末必做的功課），再陪我坐地鐵到達玉泉路，走過當時兩旁還是田野的小路。在院門口，他和我道聲再見。
父親知道，我的周末是屬於母親的。他似乎也知道他這個沒有盡責將我培養成人的父親，是沒有資格和母親競爭和我相處的時間的。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每周一飯，花光了他不多的積蓄，後來他在北京的日子，每天隻能吃一餐。
因為再婚，父親終未能留在北京。一九八四年出國之前，我們見了一麵，一起去北海，將祖母的骨灰撒入湖中。父親生在北京，祖父母也曾長期居住北京。幾年前，在白塔寺附近，坐在電車上，還能望見我們祖屋上的飛簷。當然，那早已不是我們的祖屋，如今連那飛簷也不知去向了。
以後的日子，我回國探望父親，最多數周。父親來美，每次不過半年。
我和父親相差三十歲。算起來，我和這個給了我生命的人相處最多不過五六年，其間三年，我因年幼，無從記憶。我沒有辦法和父親非常親密，至少不習慣和他的身體碰觸。每當困難的時候，我第一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親。
父親收到我的匯款，他是高興的。每次我給父親匯款，我感到一種心安，一種為給予我生命的人，一個飽受苦難的老人盡了義不容辭責任的心安。
我知道這樣的直率近乎於殘酷，但是我和父親確實沒能在一起度過多少日子，無論苦難，還是歡樂。外界的殘酷和內在的無知伴隨著我的童年，外界的殘酷和內在的痛苦伴隨著我父母的中年，而無奈卻伴隨著我們三人的今天。但願，但願錯失和懊悔不再伴隨我們的明天。
我常常忘記父親節，我不知道為什麽，但是我覺得那不是我的錯，當然那也並非我父母的錯。我不會因為忘記這些節日，去說上一句“SORRY”，或補寄一張祝賀卡，那種卡片之於我和我的父母，都太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