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南方度過的，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變的地方。作為一名高校的藝術教師，我在浙一師的六年執教生涯中業績斐然；作為一個諸藝略通的人，那段時期也該算我藝術創作的一個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歸宿，最終步入了佛門。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次年更名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務長經亨頤的邀請，來該校任教。我之所以決定辭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報》極為出色的主編工作，除了經亨頤的熱情邀請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經亨頤就曾說我本性淡泊，辭去他處厚聘，樂居於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時已人到中年，而且漸漸厭倦了浮華聲色，內心渴望著一份安寧和平靜，生活方式也漸漸變得內斂起來。我早在《太平洋報》任職期間，平日裏便喜歡離群索居，幾乎是足不出戶。而在這之前，無論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長之地天津，還是在我“二十文章驚海內”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學以專攻藝術的日本東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風華旋裹的氛圍之中，隨著這種心境的轉變，到杭州來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個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1918年8月19日，農曆七月十三，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我便於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發出家了，法名演音，號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錫靈隱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間，我輾轉披讀了馬一孚送我的兩本佛門律學典籍，分別是明清之際的兩位高僧蕅益智旭與見月寶華所著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範》，不禁悲欣交集，發願要讓其時弛廢已久的佛門律學重光於世。可以說，我後來的一切事物就是從事對佛教律學的研究，如果說因此取得了一點成績，也正是由此開始起步的。
對於我的出家，曆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為此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對於自己出家的原由與經過作了詳細的介紹，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佛教為世人提供了一條對醫治生命無常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這使我覺得，沒有比依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當人們試圖尋找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時，不要忘記，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正是來自於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