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曆史的基本情況
明太祖的建國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國家的含義。近幾年來的學術討論中，有人往往把我們這個時代關於國家的含義等同於曆史上的國家的含義。這是錯誤的、不科學的。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權各個方麵。由於政權性質的不同，國家可以分為好幾類，有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等等。曆史上國家的含義就跟這不一樣。簡單地說：曆史上的國家隻能是某一個家族的政權，不能把它等同於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曹操的兒子曹丕臨死前寫了一篇遺囑，說：自古無不亡之國。這裏所說的“國”是什麽呢？就是指某個家族的政權，是指劉家的、趙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權。這些政權經常更替，一個滅亡了，另一個起來。所以曹丕說自古無不亡之國。但是一個政權滅亡了，當時的國家是不是也滅亡了呢？沒有。譬如漢朝劉家的政權被推翻了，曹操的兒子做了皇帝，還是有三國，我們的曆史並沒有中斷。曹家的政權被推翻了，司馬氏做了皇帝，國家也沒有滅亡。所以，曆史上的所謂亡國，就是指某一個家族的政權被推翻，國家還是存在的，人民還是存在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明太祖建國，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權。這個國跟我們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本質的不同，它隻代表一個家族、一個集團的利益，而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把這個含義弄清楚，我們才可以講下麵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的政權依靠的是什麽。
1．土地關係問題
要講土地關係問題，不能不概括地講講當時的基本情況。
在14世紀中葉，大致是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中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規模之大，幾乎遍及全國，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中南，到處都有農民戰爭發生。不單是有漢族農民參加，各地的少數民族也參加了，如東北的女真族（就是後來的建州族）、西南的回族都參加了鬥爭的行列。時間之久前後達二十年。戰爭情況的激烈，在整個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戰爭中，反對元朝的軍事力量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體係：一支是紅軍。因為參加起義的人都在頭上包一塊紅布作為標誌，在當時政府的文書上稱為“紅軍”，也有個別的叫做“紅巾軍”。這是反對元朝的主要力量。現在有些曆史學家不大願用“紅軍”這個名稱，大都稱為“紅巾軍”。大概有這樣一個顧慮：怕把曆史上的紅軍同我們黨建立的紅軍等同起來。在我的記憶裏有這樣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什麽館，要我寫明史。書寫好之後交給他們看，他們什麽意見也提不出來，最後說：你這上麵寫的“紅軍”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我說：不出版拉倒！（這本書現在沒有出版。）他們怕紅軍，不但怕今天的紅軍，也怕曆史上元朝的紅軍，因此他們要我改掉。我不改，因為根據曆史記載，這支起義軍本來就是紅軍，不是白軍。這不說明什麽政治內容，而隻是說他們頭上包了一塊紅布而已。紅軍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東邊活動，一部分在西邊活動。具體說，東邊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帶，西邊是指江漢流域（長江、漢水流域）。江漢地區的紅軍很多，包括“北瑣紅軍”和“南瑣紅軍”。反對元朝的另一支軍事力量是非紅軍係統：在浙江有方國珍，在元末的反元鬥爭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蘇有張士誠；在福建有陳友定。這幾支軍隊都不屬於紅軍係統。當時為什麽能爆發這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我想在講元朝曆史的時候已提到了。這裏就不再重複。
下麵講講紅軍提出了些什麽問題。
紅軍當中的一些領導者，他們在反元鬥爭展開之後發布了一個宣言（當時叫檄文），裏麵有這麽兩句話：“貧極江南，富稱塞北。”（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隻留下這麽兩句。）這說明什麽呢？說明紅軍反對元朝的統治，要推翻元朝的統治。這是一個有各族人民參加的階級鬥爭。當時元朝的政治中心，一個在大都（今北京），一個在上都。元朝政府經常派出很多官吏和軍隊到南方去搜刮物資，把這些物資運到北方供少數人享受。元朝的皇帝剛上台時，為了取得軍事首領、部族酋長的支持，對他們大加賞賜，按照不同的地位給他們金、銀、綢緞一類的物資；遇到政治上有困難時，為了獲得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也采取這種辦法。每次賞賜的數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國家財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給了他們。這些物資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全國人民身上搜刮來的。幾十年光景，造成了“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麵。這樣的統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們就起來鬥爭，改變這個局麵，所以提出了這樣鮮明的口號。
紅軍初期的主要領導人韓山童，是傳布白蓮教起家的（他家裏世世代代都是傳布白蓮教的）。由於通過宣傳白蓮教，通過宗教迷信活動可以組織一部分力量，於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的口號。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來，光明一到，黑暗就給消滅了，最後人類必然走上光明極樂的世界。彌勒佛是佛教裏的著名人物。傳說在釋迦牟尼滅度（死）後，世界就變壞了，種種壞事全部出現，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釋迦牟尼在滅度前留下一句話，說再過若幹年，會有彌勒佛出世。這佛爺一出世，世界立刻又變得好起來：自然界變好了；人心也變慈善了，搶著做好事，太太平平過日子；種的五穀，用不著拔草翻土，自己會長大，而且下一次種有七次的收成。這種宗教宣傳，對當時受盡苦難的農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希望有人來解救他們。所以，在廣大農民中間，白蓮教就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這樣的口號作為號召來組織鬥爭力量。
這種宗教宣傳對農民能夠發生作用，可是對知識分子就不能夠發生作用了，特別是一些念“四書”“五經”的儒生，不相信這一套。因此，對他們必須有另外一種口號。紅軍的領袖們就利用一些知識分子對元朝統治的不滿，對宋朝懷念的心情，提出了“複宋”的口號。他們假托自己是趙家的子孫。韓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後被元朝政府殺害，他的兒子韓林兒跑掉了。以後劉福通就利用元朝政府治理黃河的機會組織反元鬥爭。當時黃河泛濫成災，元朝政府用很大力量調了很多民夫、軍隊來做黃河改道的工作。民夫和軍隊都集中在一起，劉福通就乘機組織民夫發動反元鬥爭。軍事行動開始之後，他們就假托韓林兒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孫，劉福通是南宋大將劉光世的後代。他們以恢複宋朝的口號來團結一部分知識分子。所以紅軍有兩套口號：一方麵宣傳“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來團結和組織農民；另一方麵以恢複宋朝政權相號召，團結社會上有威信的知識分子。而中心則是階級鬥爭，推翻剝削階級。
劉福通起兵之後，聲勢很大，得到了各個地方的響應。在江蘇蕭縣有芝麻李起兵響應；安徽鳳陽有郭子興起兵響應，一下子就發展到幾十萬軍隊。他們從山裏把韓林兒找出來，讓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統治機構。同時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華北打到內蒙，以後東占遼陽，轉入高麗；另一支打到西北；還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講的是東部紅軍的情況。
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叫彭瑩玉，他是一個和尚，原來在江西袁州組織過一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後，就跑到淮水、漢水流域，秘密傳教，組織力量。後來他找到徐壽輝，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反元鬥爭。徐壽輝被他的部下陳友諒殺掉以後，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就是陳友諒。此外，徐壽輝的另一個部將明玉珍跑到四川，在那裏也建立了政權。
從二十年的長期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種基本情況：
第一，不管是東邊韓林兒這一支，或者是西邊陳友諒這一支，他們遇到的最堅強的敵人不是元朝的軍隊。這時元朝軍隊已經失去了建國初期那種勇敢、彪悍的特征，無論是軍官也罷，士兵也罷，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與紅軍作戰時，往往是一觸即潰。既然元朝軍隊不能打仗，為什麽戰爭還能延續二十年呢？原因就在於堅決抵抗紅軍的是一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這些武裝力量，元朝政府把它稱為“義軍”。這些力量很強大，最強的有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所領導的這一支；此外，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等也都很有實力。至於小的地主武裝就舉不勝舉了。這些地主武裝為什麽這樣堅決地反對農民起義呢？因為紅軍堅決反對階級壓迫。應該說當時的農民革命領袖並沒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若要把現代人的意識強加於古人，那是錯誤的。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但是，他們恨地主階級，因為他們世代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現在他們自己有了武裝力量，就要對這些地主階級進行報複。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的地主階級都組織力量來抵抗紅軍。其中最強的是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這兩支力量。所以，紅軍在幾路出兵的千裏轉戰中，所遇到的主要敵人不是元朝的正規軍，而是這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在紅軍遭到這些地主武裝的頑強阻擊而受到損失之後，元朝政府就承認這些地主武裝，封給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及其部隊以官位和名號。
一方麵是紅軍，他們要改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麵；另一方麵，頑強抵抗紅軍的主要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其中主要的、數量最多的是漢人地主的武裝力量。這就是從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戰爭中的第一個基本情況。
第二，在二十年的鬥爭中，盡管起義的麵很廣，戰爭區域很大，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但是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不管是劉福通這個係統，或者是徐壽輝這個係統，都是各自為政，互不配合。盡管在戰爭的過程中，東邊的勝利可以支持西邊，西邊的勝利可以支持東邊，可是戰略上沒有統一的部署，缺乏統一的領導。不隻是東邊這一支和西邊這一支二者之間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在劉福通領導下的軍事力量也是這樣。軍隊從幾路分兵出發，不能采取通盤的步驟，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盡管他們也有根據地（劉福通建都今開封，陳友諒建都今武漢），但是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前方和後方的聯係很差，這支軍隊和那支軍隊之間的情況互不了解。盡管他們的軍事力量都很強大，一打起仗來往往是幾百裏、幾千裏的遠征，所到的地方都能把敵人打敗，消滅的敵人也很多，可是並不能把所占領的地方安定下來，沒能建立起各個地方的政權。因此紅軍走了之後，原來的蒙古人和漢人地主的聯合政權又恢複了。最後，這幾支軍隊都由於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得不到友軍的配合而被逐個消滅了。雖然他們失敗了，但在曆史記載上很少發現有投降元朝的，絕大多數都是戰鬥到最後。相反，不屬於紅軍係統的那些反元力量，像浙江東部的方國珍（佃戶出身），以蘇州為中心的張士誠（販私鹽的江湖好漢出身），他們也是反抗元朝的，也都有自己的政權，建號稱王，可是在頂不住元朝的軍事壓迫的時候，就投降元朝，接受元朝的指揮。過一個時期看到元朝軍事力量不行了，又起來反對元朝。方國珍也罷，張士誠也罷，都這樣經常反複。他們雖然反對元朝，但並沒有像紅軍那樣提出政治的、宗教的階級鬥爭口號。在二十年戰爭中，最後取得勝利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在韓林兒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於紅軍。他家裏很窮苦，沒有土地。從他祖父起就經常搬家，替地主幹活。最後，他父親在安徽鳳陽（當時的濠州）的一個小村子裏落了戶。朱元璋小的時候給人家放牛羊，以後因為遇到荒年，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哥哥都死了，他自己沒有辦法生活，便在廟裏當了和尚。廟裏是依靠地租過活的（過去寺院裏都有大量的土地），遇到荒年，寺院裏也收不到租，當和尚也還是沒有飯吃。朱元璋隻好出去化緣、要飯。他在淮水流域要了三年飯。這三年要飯的生活對朱元璋一生的事業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們上麵講到的彭瑩玉就是在這一帶地方進行活動，通過宗教宣傳、組織反元鬥爭的。這樣，朱元璋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影響。同時，這三年的流浪生活也使朱元璋熟悉了這一帶的地理、山川形勢和風俗民情。三年後，朱元璋重新回到廟裏。這時，濠州的郭子興已經起兵，成為紅軍的將領之一。因為朱元璋和紅軍有來往，元朝政府就很注意他。他的處境很危險。但這時朱元璋還很彷徨，兩條道路擺在麵前：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還是投奔了紅軍，在郭子興的部下當了一名親兵。朱元璋自己後來寫文章回憶，說他當時參加這個鬥爭並不很堅決，而是顧慮很多的。參加了郭子興的部隊以後，他很勇敢，也能夠出主意，能夠團結一些人。後來成了郭子興的親信，郭子興就把自己的養女馬氏許配給他，這樣他就成了郭子興的女婿，軍隊裏稱他為朱公子。朱元璋在反元鬥爭中用計謀襲擊了一些地主武裝，把這些地主武裝拉了過來。同時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吸收了一批人，當時有二十四個人跟他參加了紅軍，以後都成了有名的將領，開國名將徐達就是其中之一。郭子興死了之後，朱元璋代替了郭子興，成為韓林兒旗幟下的一支軍事力量的將領。這時，他的力量還並不強大。那麽，他為什麽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取得全國的政權呢？有這麽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正當朱元璋開始組織軍事力量時，劉福通部下的紅軍正在跟元朝的軍隊作戰，元朝軍隊顧不上來打朱元璋。朱元璋占領區的北麵都是紅軍，這樣，就把他的軍隊和元朝的軍隊隔開了。所以，當紅軍和元朝軍隊作戰時，朱元璋可以趁此機會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占領許多城市。
第二個因素是他取得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他起兵之後不久，就有一些知識分子投奔他，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這些人都是浙江、安徽地區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地方上有些威望，而且都有武裝力量。這些知識分子替朱元璋出主意，勸他搞生產、搞屯田。在安徽時，朱升勸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就是要他先把根據地搞好，在後方解決糧食問題，一開始不要把目標搞得太大。李善長、劉基勸他不要亂殺人，不要危害老百姓，要加強軍隊紀律，要鞏固占領的城市，並經常把曆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告訴他。朱元璋本人也很用功地學習曆史，他在進行軍事鬥爭或政治安排時，總是要征求這些人的意見，研究曆史上的經驗教訓。
這裏有一個問題，朱元璋出身於紅軍，他反對地主，而地主階級為什麽要支持他呢？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當時的具體曆史情況來看。朱元璋本人要打擊地主，因為他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可是在進行軍事鬥爭的過程中，他感到光像過去那樣打擊地主、消滅地主，不僅很難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而且會遭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所以，在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軍事統帥的時候，他就改變了紅軍的傳統，開始和地主階級合作，取得他們的支持。這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地主階級怎麽願意支持他呢？前麵不是說過，紅軍在北上的戰爭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元朝軍隊，而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嗎？原因很簡單，就是安徽、浙江地區的地主階級，他們看到元朝政府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他們不能再依賴元朝政府的保護，而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又無論如何也抵抗不了朱元璋的進攻；更重要的是他們理解到朱元璋歡迎他們，采取跟他們合作的方針。他們與其堅決反抗朱元璋而被朱元璋消滅，還不如依靠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保護，以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所以，當朱元璋派人去請劉基的時候，劉基開始拒絕，可是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還是接受了。
朱元璋的軍隊加入了這樣一批力量之後，它的性質逐漸改變了。所以在他以後去打張士誠時所發布的一個宣言中，不但不再承認他自己是紅軍，反而罵紅軍，攻擊紅軍，把紅軍所講的一些道理稱為妖言。盡管這時他在形式上還是接受韓林兒的命令，用韓林兒的年號，他的官爵也是韓林兒封的，但實質上他已經叛變紅軍。到了1368年，他已把陳友諒、張士誠消滅，派大將徐達進攻北京，這時又發布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像紅軍所提出的“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口號都沒有了。主要提些什麽問題呢？夷夏問題。就是說少數民族不能當中國的統治者，隻能以夏治夷，不能以夷治夏。他要建立和恢複漢族的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的性質改變了，不再是紅軍原來的階級鬥爭的性質，而是一個漢族與蒙古族的民族戰爭。
1368年，朱元璋的軍隊很順利地打下了北京。元順帝跑到蒙古，曆史上稱為北元。元順帝雖然放棄了北京而回到蒙古，可是他的軍事力量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還仍然保持著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完整的政治機構。他並不認為自己統治的王朝已經結束了，他經常派兵來打北京，要收複失地。所以在明朝初年，明朝和北元還有幾次很激烈的戰爭。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北元的統帥擴廓帖木兒死了，蒙古對明朝的威脅才減輕了一些，但仍然沒有結束。這時北元和高麗還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高麗的國王還照樣是北元的女婿（每一個高麗國王都要娶蒙古貴族女子做妻子），在政治上仍然依附於北元。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這一年，高麗內部發生鬥爭，大將李成桂為了取王朝而代之，他依靠明朝的支持，在國內發動政變，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從此，高麗臣服於明朝。同時，李成桂在求得明太祖的同意之後，把國名高麗改為朝鮮。此後一直叫朝鮮，不再稱高麗了。朝鮮國內的政治變革，反映了明朝和北元的鬥爭關係和勢力的消長。
總結上麵所說的曆史情況，得到這樣的結論：經過二十年長期的戰爭，一方麵是紅軍（包括東、西兩部分）和非紅軍（像方國珍、張士誠）；另一方麵是元朝軍隊，更重要的是各個地方的漢人地主武裝力量，在戰爭過程中這些漢人地主武裝大部分被消滅了。也由於二十年的長期戰爭，各地人口大大減少，土地大量地荒廢。因此1368年明太祖建國之後，他就不能不采取一些措施，改變這種情況。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產得不到保證，他就不能維持下去。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係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地移民。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河南、河北、安徽去。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遷移的民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後，政府分配給他們土地。這些土地是從哪裏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爭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此外，政府還給耕牛、種子、農具，並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內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元朝有所謂匠戶製度。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後，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或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集合在一起為官府生產，這些人就稱為匠戶。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產。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爭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產。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產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而且用法令規定：隻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關於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特別值得提一下。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麽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穿絲棉。老百姓穿的是什麽呢？穿的是麻布。有一本看相的書，就叫《麻衣相法》。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到宋朝時棉布還是很珍貴。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於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由於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並且形成了幾個產棉區和鬆江等出產棉布的中心。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產發展、農業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做“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的長期戰爭，由於戰爭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爭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人口死亡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後，社會生產逐漸恢複並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麽，最後，問題歸結到什麽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上麵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爭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移民。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這是基本的情況。土地分散的後果是什麽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產資料，這樣，階級關係就比過去緩和了。第二種情況與之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下來了，而且有了發展。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做了大官。第三種情況是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後來都成了他的大將、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著提高了。明朝初年分配土地的結果，就是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麽複雜，那麽，整個說來，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因此，就發生了前麵所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後，農民的反抗鬥爭就隨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什麽原因呢？因為階級關係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但是由於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內，某些地區的階級鬥爭有所緩和。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後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麵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不少爭論，涉及所謂皇權主義問題。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從當時的具體曆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上任何農民戰爭最後必須要建立一種政權。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將軍，因為他隻知道將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他們能不能采取別的稱號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曆史實際沒有關係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隻能稱將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隻能是：（1）它必然要建立政權。沒有政權怎麽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2）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隻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3）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能采取的辦法隻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的辦法，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是不可能有的。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它隻能對個別地主進行報複，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號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而且從理論上來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財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財政開支隻能取之於農民。除此之外，別無出路。所以，它隻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別的形式。因此，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後，發生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這就是曆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起來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關於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官。中書省下麵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政府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財政、軍事一切都管。掌管監察的機關叫禦史台，地方上有行禦史台，簡稱行台。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所以後來元朝政府對地方的統治愈來愈弱。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繼承了元朝的這個製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這就是上麵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隻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麵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問題。明初政權逐漸產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朱元璋起兵於淮河流域，而劉基等則是參加了紅軍的江浙地主。兩個地主集團之間存在著矛盾。當時有一首詩說：“城中高髻半淮人。”衣服穿得漂亮的、有錢的，多是兩淮流域的人。兩淮流域的新興的地主階級、官僚貴族，其中絕大多數不但擁有廣大的莊園，而且還有大量的奴隸、家丁。有些將軍還有假子。假子是朱元璋興起的辦法。他在起兵時把一些青年收作自己的兒子，像沐英、李文忠都是他的幹兒子，也是他手下最有名的將領。他往往在派一個將軍出去作戰時，同時派一個假子去監視。在這種作風的影響下，他下麵的許多將軍也有很多假子，他們擁有武裝力量，有土地，有很多奴隸。這樣，就形成許許多多小的軍事力量。他們往往不遵守政府的規定，違法亂紀。明太祖要把這些勞動力放在國家的控製下，他們卻要放在自己的莊園裏。這是第二個矛盾，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集團和國家，即和朱元璋的統治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從1379年到1381年逐步展開。兩淮流域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胡惟庸在這個鬥爭中被殺了。除了上麵所說的兩個矛盾之外，還有第三，胡惟庸個人和朱元璋之間的矛盾，這是君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皇帝應該管什麽事，宰相應該管什麽事，曆史上沒有明文規定過。在設置中書省的情況下，許多事情都由中書省掌握，中書省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請示皇帝就請示，認為沒有必要請示的，就自己辦了。胡惟庸這個人有野心，也很有才能，他在中書省多年，排斥了一些人，也提拔了一些人，造成他在中書省的強固地位。有許多事情他自己辦了，明太祖根本不知道。以後明太祖發現了就很生氣。這樣，矛盾就發生了，而且日益尖銳。洪武十三年（1380年），這三個方麵的矛盾終於全麵爆發。按照明朝的規定，軍隊指揮權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樣，明太祖在這個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他假借一個罪名把胡惟庸殺了，還牽連殺了不少人。
胡惟庸被殺以後，明太祖根本改變了元朝以來的中書省、行中書省製度，取消了中書省。而且立了個法令，規定以後子子孫孫都不設宰相這個官。誰來辦事呢？把原來中書省下麵的六個部（吏、戶、禮、兵、刑、工）的地位提高，來管理全國的事情，直接對他負責。結果他自己代替了過去的宰相，相權和君權合二為一，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在地方上則取消了行中書省，把原來行中書省的職權分開，即民政、司法、軍事分別由三個機構管理：布政使司（主管官叫布政使）管民政、財政，按察使司（主管官叫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揮使司（主管官叫都指揮使）管軍事。這三司都直接對皇帝負責。這種把一切權力都攬在皇帝個人手中的高度集權的狀況，在明朝以前是沒有過的。所以，封建專製主義經過一千幾百年的發展，到了朱元璋的時候，形成了一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中央集權製的政治係統。這樣的政治製度跟當時的土地形態基本上是相適應的。過去土地很集中，皇帝權力的支柱是大地主。現在土地分散了，朱元璋依靠誰呢？依靠糧長。他收糧時，不是采取各地方官收糧的辦法，而是采取糧長製。即某一個地方，誰的土地最多、納糧最多的，就讓他當糧長。每年收糧萬石的地區就派納糧最多的地主四人當糧長，由糧長負責這個地區的租糧的收運。政治製度的這種改變，適應了土地比較分散的情況，也保證了朱元璋的經濟收入。因此，他對糧長很重視，每年都把這些人召到南京去，親自接見，和他們談話。如發現其中某些有能力的人，就提拔他們。他的政權依靠什麽呢？就依靠這些人。他的統治基礎就在這裏。所以，明朝初年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一些官職的任用是來自糧長。糧長之外，各地還有很多富戶和耆民，朱元璋也經常把他們找來，發現有才能的，就任用他們為官。所以，他的政權是以中小地主作為支柱的。政治機構的這種發展變化，是和當時的土地形態、經濟關係相適應的。
可是，在這樣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又發生了另一個新問題：皇帝到底是一個人，不是機器，什麽事都要自己管，什麽報告都得看，國家這麽大，事情這麽多，他怎麽管得了呢？他隻有每天看公文，變成文牘主義者。我曾給他做過統計，從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內他收的文件有1666份，計3391件事情。他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處理400多件事情。這怎麽可能長久搞下去呢？非變成官僚主義者不可。因此就發生了這樣的矛盾：一方麵他非看文件不可，怕別人欺騙他；另一方麵，愈看愈煩，特別是那些空泛的萬言書，更使他惱火。有一次，一個官員上了一份萬言書，他看了好幾千字，還沒有看出什麽問題，生了氣，就把這個官員找來打了一頓屁股。打完之後又叫人繼續念這個報告，念到最後五百字才提出一些問題，提出幾條建議，而且還不錯，這才知道打錯了人。第二天，他向那個官員承認錯誤，他說：不過你的文章不該寫這麽長，最多寫五百字就夠了，為什麽要寫一萬字呢？所以他就發起了一個反對文牘主義的運動，提出了一個寫文章的格式，要求簡單，講什麽事就寫什麽事，不要東拉西扯，從上古說到今天，沒完沒了。他希望通過這個辦法使自己能夠處理實際事務。結果還是不行。他一個人怎麽能管那麽多的事？以後他又另外想了個辦法，找了一些有文才、能辦事的五六品官到內閣來做機要秘書，幫他做事。為了勉勵這些人，就給了他們一個稱號，叫做大學士。上麵加上宮殿名稱，如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等等。這時，內閣還隻是宮殿的名稱，不是政治機構的名稱。因為這些人是在內廷裏辦事，所以就叫殿閣大學士。後來，明成祖的時候，把這個辦法製度化了，國家大事都集中在內閣辦。內閣大學士在這裏辦事愈久，政治權力就愈大，官位就愈高，有的做到六部的尚書。這樣，內閣大學士雖然沒有過去丞相的名稱，但事實上等於宰相。入閣也就是拜相。內閣大學士中的第一名稱為首輔，就是第一個輔助皇帝的人。這時，內閣便正式成為政治機構了。
這個在曆史上是個很大的改變。皇帝的權力高度集中，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以後又設立內閣。明朝一直繼承著這個製度。清朝也實行這個製度。所以，在政治製度上清朝是繼承了明朝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土地占有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明朝前期土地比較分散，經過幾十年之後，土地又慢慢集中了。到了明朝中葉，土地集中的情況已經很嚴重。到了萬曆時，土地集中到這樣的程度，在張居正的信件裏有一份材料，說一個姓郝的地主擁有土地七萬頃。明朝建國時的土地不過是八百五十萬頃，現在這一家的土地就等於建國時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一。從明武宗（就是《遊龍戲鳳》中的那個正德皇帝）之後，皇帝大搞皇莊，左占一塊地，右占一塊地。北京附近的皇莊就有很多。不但是皇帝搞莊園，就是貴族也搞莊園。嘉靖的時候，封皇子到各地去做親王，有一個親王就有二萬頃土地。萬曆封福王到河南洛陽，準備給他四萬頃土地。這些土地是從哪裏來的呢？都是從老百姓手裏奪來的。把原來的自耕農變成了親王的佃戶。土地集中愈來愈嚴重，農民的生活愈來愈困難。凡是有皇莊的地方，不但皇莊內部的佃農要受管理皇莊的太監的統治，甚至周圍的老百姓也要受皇莊管事人員的壓迫和各種超經濟剝削。你要過橋就要交過橋稅，要擺渡就要交擺渡稅。京戲《打漁殺家》中有一個肖恩抗魚稅。明末有一個大地主錢謙益，做大官，文章寫得很好，卻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後來投降了清朝。他占有幾個湖，要湖邊的老百姓向他交稅。老百姓氣極了，就把他的房子燒了，他的一個收藏了很多古書的“絳雲樓”也被燒掉。所以《打漁殺家》這樣的事在曆史上是有根據的。
由於土地形態的變化，一方麵使原來的政治機構不能適應，結果造成明朝政治上停滯的狀態。明朝後期有這麽兩個皇帝：一個是嘉靖皇帝（明世宗），一個是萬曆皇帝（明神宗）。這兩朝有共同點：明世宗做了很多年皇帝，但是他經常在宮廷裏，不跟大臣們見麵。萬曆皇帝也是如此。鬧得有一個時期，六部很多長官辭了職，沒人管事。他也不管，使朝廷很多問題不能解決。另一方麵，由於土地高度集中，也促使農民起義以更大的規模開展起來，最後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全國規模的大起義。
2．明太祖為什麽建都南京？
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為江蘇、浙江、安徽這些地方比過去繁榮，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是糧食和棉花的產區。他建立了中央政權以後，有很多官員和軍隊，這些人吃什麽呢？這就不能不依靠東南地區的糧食來養活。建都別的地方行不行？不行。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陽、開封、西安，但這些地方交通不方便，糧食也供應不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他決定建都南京。可是這樣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軍事上的問題怎麽解決？元順帝雖然跑掉了，但是他的軍事實力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失，他還保存著相當多的軍隊，並且時時刻刻在想辦法反攻。因此，加強北邊的防禦，防止蒙古的反攻是非常必要的。不這樣做，他的政權就不能鞏固。但是建都在南京，對於在北方進行防禦戰爭就比較困難了。當然，北邊有一道萬裏長城，可是長城也要有人守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必須在北方駐重兵防守。可是把軍隊交給誰呢？交給將軍行不行？不行，他不放心。如果他把十多萬軍隊交給某個將軍，一旦這個將軍叛變，他就沒有辦法了。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把自己的兒子封到沿邊地區。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其餘的，寧王封在熱河，晉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陝西，遼王封在遼東，代王封在大同，肅王封在甘肅。這些都叫做塞王。每一個王府都配有軍隊。親王除了指揮自己的軍隊之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後，還可以指揮當地的軍隊。在有軍事行動時，地方軍隊都要接受當地親王的指揮。這樣，就把每一個邊防地區的軍隊都直接控製在中央的指揮之下了。
明太祖一方麵建都南京，來解決糧食問題、服裝問題；另一方麵派自己的兒子到沿邊地區去鎮守，防止蒙古族南下；而且每年派親信將領到北京來練兵，視察各個地方的軍事情況，指揮軍隊，過一二年回去，然後又派人來，這樣來鞏固北方的邊防。他自己認為這個辦法是比較穩妥的。但是在他死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他的大兒子早死了。孫子建文帝繼位。當時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在北京，軍事力量很強大，結果就發生了皇室內部的鬥爭。建文帝依靠的是一些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親王的軍權太大，中央指揮不動，可能發生叛變，像漢朝時候的“七國之亂”一樣。因此他們勸建文帝削藩，削減親王的權力，把違法亂紀的親王關起來或者殺掉。這樣就引起了各個藩王的恐慌，最後燕王起兵打到南京。南京政權內部發生了變化，有的將軍和親王投降了燕王，建文帝自殺。（關於建文帝的問題，我們以後還可以講講。）建文帝被推翻以後，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可是北方的軍事指揮權交給誰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成祖決定把都城遷到北京。
我們講了明太祖建國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對當前正在爭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現在就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到底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的問題進一步提供一點意見。
農民戰爭、農民起義到底能不能建立政權呢？答複是肯定的。既然農民戰爭是要推翻舊的政權，它必然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這個政權有大有小，有地區性，名稱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個政權是不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呢？是不是跟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相對立的政權呢？從所有曆史上的農民戰爭來看，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民戰爭在建立政權以前，它是要摧毀、衝擊或者削弱舊的地主階級的政權的；但是，等到它自己建立了政權之後，它不可能不根據舊的地主階級政權的樣子來辦事，它不可能離開當時為人們所熟悉的、行之多年的一套政治機構。要知道，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樣的理論，在《共產黨宣言》裏還沒有提到，是在巴黎公社之後才總結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是隻有在有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才能得出的結論。既然是這樣，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爭怎麽可能先知先覺，在還沒有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情況下，就能摧毀舊的國家政權，建立起農民自己的政權呢？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農民戰爭取得勝利之後，它所建立的政權必然變質。這也是一個曆史規律，無論對誰都是一樣的。漢高祖劉邦還不是變質了？！朱元璋還不是變質了？！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做了皇帝，他還不是變質了？！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以前，能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過去明朝政府收租很重，人民負擔很重，他現在不收租了，叫做“迎闖王，不納糧”，以不納糧為號召。可是能不能持久呢？老百姓都不交糧了，他的軍隊吃什麽？他的政權的經濟基礎、財政基礎放到哪裏？他難道能夠喝空氣過日子？不行，維持不下去。因此，他進北京後沒有待多久就失敗了。即使當時清軍不入關，他的政權也不能延續多長時間，也不能鞏固。因為他沒有生產作基礎，沒有經濟基礎。農民種地不納糧了，對農民來說很好；可是那時候沒有大工業，一旦農民不納糧，不但他的軍隊沒有吃的，連政府的經費也沒有來源了。這樣，那個政權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它要維持下去，也非采取明朝的辦法不可，就是向農民收租。
上麵講的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爭有沒有皇權主義。有不少人說俄國的農民有皇權主義，中國的農民沒有，好像中國的農民是另外一種農民。中國的農民沒有皇權主義，那麽他們有什麽主義呢？任何一次農民戰爭，它要建立一個政權不可能不根據現存的政權來辦事，它不能離開現實。農民起義的領袖們隻能夠把當時為他們所熟悉、所理解的政權形式作為自己的政權形式。可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國的農民戰爭區別於其他國家的農民戰爭。當然，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農民戰爭是有很多不同之點的。但是，從皇權主義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是相同的。理由是它們都不能夠離開現實政治。當時的農民除了他們所熟悉的政權形式之外，不可能創造出當時還不可能有的政權形式來。不隻是農民戰爭如此，連舊時代的一些神話、傳說也是如此。大家都熟悉的《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天上的組織形式，玉皇大帝的那一套機構還不是反映了人間的機構。龍宮中龍王老爺的機構同樣不能離開當時的現實，這些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三個問題，對明太祖這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明太祖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應該肯定還是應該否定？當然應該肯定。因為他做了好事，他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戰爭混亂局麵，統一了中國。統一這件事，在曆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而明太祖的統一中國，在曆史上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和意義。當時以北京和大同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及內蒙古一部分的這個地區，從唐末以來叫“燕雲十六州”。從唐玄宗天寶末年，具體地說，從公元755年起，這個地區發生了“安史之亂”，以後雖然用很大的力量把這個戰爭結束了，但這個地區還是分裂了，少數民族化了。五代十國的時候，這個地區被一個賣國的奴才皇帝石敬瑭割讓給了遼。從此，北京就成為遼的南京。在遼和北宋對立的時期，北宋從宋太祖起一直到宋神宗，曾經多少次想收複這個地方，幾次出動軍隊，結果都失敗了，沒有能夠統一。北宋末年，金滅掉遼，並繼而推翻北宋政權，這樣，便出現了金和南宋對峙的局麵。後來元朝統一了。這時，不但是燕雲十六州少數民族化，而且是整個國家都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明太祖通過二十年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把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即把從公元755年起，一直到1368年長期在少數民族統治或者影響之下的北方廣大地區統一了。過去多少世代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到明太祖完成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功績。所以，從那個時候起，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條件建都北京。
其次，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采取了許多鼓勵生產的措施。因而，三十多年以後，人口慢慢增加了，開墾的土地麵積也慢慢擴大了。到他晚年的時候，全國已開墾的土地有800多萬頃，合8億多畝。今天我們的耕地是多少呢？大概是16億畝，也就是說，明太祖時期的耕地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一半。人口增加了，耕地擴大了，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比過去好了，這應該說是他做了好事，在曆史上起了進步作用。
還有一點，他建立了一個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國家。這樣一種政治製度，明清兩代基本上沒有什麽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明太祖在曆史上是一個有地位的、了不起的人物，是應該肯定的。
反過來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切都好呢？不是的，他有很多缺點，做了不少壞事。不要說別的，我們就舉這樣一條：他定了一些製度，寫成一本書叫《皇明祖訓》。定製度是可以的，可是有一點，他不許他的後代改變。這個做法就有了問題，時代變了，情況不同了，可是老辦法不許改變，用老辦法適應新形勢。這樣，就影響到以後幾百年的發展，把後代的手腳都捆住了。蔣介石有一句話，叫做“以不變應萬變”。明太祖就是這樣，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辦法，很不合理。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往往不能不改變，可是又不敢改變。原因何在？就是被這個東西捆住了。他定了這樣的製度：把他的兒子封為親王，封在那個地方以後，國家給這個親王多少畝土地，每年給多少石糧食。這個製度定下來以後，過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就不能負擔了。像河南省征收來的糧食，全部給明太祖封在河南的子孫都不夠，成為當時最大的一個負擔。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一不能做官，二不能種地，三不能搞手工業，四不許做生意，隻能坐在家裏吃飯，而且要吃好飯。這樣，國家就養不起了。當然，他在其他方麵的缺點還很多，我們今天不能做全麵的評論。
現在我們講第一部分的第二個問題。
明成祖遷都北京
上一次講了明太祖定都南京。到了第三代明成祖（十三陵長陵埋的那個皇帝）時，把朝廷搬到北京來了。這件事情在曆史上有什麽意義？他當時為什麽非遷都不可？
前麵講到，明太祖的軍隊打到北京以後，元順帝跑掉了，元朝失去了在長城以內地區的統治權。盡管如此，元順帝的軍事力量、政治機構都還存在。因此，他經常派遣軍隊往南打，要收複失地。他認為這個地方是他的，他們已經統治了八九十年。而當時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為了抵抗蒙古的進攻，明太祖隻好把他的許多兒子封在長城一線作塞王。可是現在情況變了，明成祖自己跑到南京去了；此外，原來封在熱河的親王叫寧王，寧王部下有大量蒙古騎兵。明成祖南下爭奪帝位之前，先到熱河，見到寧王就綁票，把寧王部下的蒙古騎兵都帶過來了。他利用這些蒙古騎兵作為自己的軍事主力，向南進攻取得了勝利。從此之後，他就不放寧王回熱河，而把他封到江西去。這樣一來，在長城以北原來可以抵抗蒙古軍進攻的力量便沒有了。原來他自己在北京，現在自己到了南京，因而就削弱了明太祖時代防禦蒙古軍進攻的力量，防禦線有了缺口，頂不住了。因此，他不能不自己跑到北京來指揮軍隊，部署防禦戰。因為他自己經常在北京，當然政府裏的許多官員也都跟來北京，北京慢慢變成了政治中心。於是他開始修建北京，擴建北京城，大體上是根據元朝的都城來改建的。元朝時北京南邊的城牆在哪裏呢？在現在的東西長安街。明朝就更往南了，東西長安街以南這個地區是明朝發展起來的。德勝門外五裏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縮了五裏。明成祖營建北京是有個通盤安排的，他吸取了過去多少朝代的經驗。所以街道很整齊，幾條幹線、支線把整個市區劃成許多四四方方的小塊。有比較完整的下水道係統，有許多中心建築。從明成祖到北京以後，前後三十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這個時期的世界其他各國比較，北京是當時世界各國首都中建築比較合理的、有規劃的、最先進的城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首都比得上它。有人問：北京還有外城，外城是什麽時候建築的？外城的修建比較晚，是在公元1550年蒙古軍包圍北京的緊急情況下，為了保衛首都才修建的。但是因為這個工程太大，隻修好了南邊這一部分，其他部分就沒有修了。至於現在的故宮、天壇那些主要建築，也都是在那個時代打下的基礎。應該說明，現在的故宮並不是原來的故宮，認為明成祖修的宮殿一直原封未動地保留到現在是錯誤的。故宮曾經經過多次的擴建和改修。過去三大殿經常起火，燒掉了再修。起火原因很簡單，就是太監放火。宮廷裏有許多黑暗的事情，太監偷東西，偷到不可開交的時候，事情包不住了，就放火一燒了事。燒掉了再修，反正是老百姓出錢。明清兩代宮廷裏經常鬧火災就是這個道理。故宮的整個建築麵積有17萬平方米左右，光修故宮就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麵積是17.4多萬平方米，比整個故宮的有效麵積還大。明朝修了二十年，我們隻修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由於從明成祖一直到明英宗連續地營建北京，政治中心就由南京轉到北京來了，北京成為國都了。
以北京作為一個政治、軍事的中心，就近指揮長城一線的軍事防禦，抵抗蒙古族的軍事進攻，保證國家的統一，從這一點來說，明成祖遷都北京是正確的。如果他不采取這個措施的話，曆史情況將會怎樣，就很難說了。
即使明成祖遷都北京，並集中了大量的軍隊在這裏，但在明朝曆史上還是發生了兩歡嚴重的軍事危機。一次是在公元1449年，一次是在1550年，中間隻相隔一百零一年。
第一次危機叫“土木之役”。土木是什麽意思呢？在今天官廳水庫旁邊的懷來縣，有一個地方叫土木堡。當時蒙古有一個部族叫瓦剌，它的領袖叫也先。也先帶兵來打明朝，他的軍事力量很強大，從幾方麵進攻，一方進攻遼東，一方攻打山西大同。那時明朝的皇帝英宗是個年輕人，完全沒有軍事知識。他相信太監王振。王振也是完全沒有軍事知識的。王振勸他自己帶兵去抵抗，他就糊裏糊塗帶了五十萬大軍往當時正被瓦剌部隊包圍的大同跑。還沒有到那裏，大同的鎮守太監郭敬就派人來向皇帝報告，說那裏情況很嚴重，不能去。於是就班師回朝。王振是河北蔚縣人。他想要英宗帶著五十萬大軍到他家鄉去玩玩，顯顯自己的威風。剛出發，他又一想，五十萬大軍所過之處，莊稼不就全踩完了！對自己的利益有損害，又不願去了。這樣來回一折騰，走到土木堡那個地方，敵人就追上來了。當時正確的辦法應該是進入懷來城內堅守。下麵的將軍也要求進城。王振不幹，命令部隊就地紮營。但是這個地方附近沒有水源，不宜於堅守。結果五十萬大軍一下子被敵人全部包圍了，造成了必敗的形勢。在這個高地上待了兩天，五十萬人沒吃沒喝。到第三天他讓部隊改變營地。部隊一改變營地，敵人就趁機衝鋒。結果全軍覆沒，皇帝被俘虜了，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造成了很嚴重的軍事危機。這是曆史上最不光彩、最丟人的一次戰爭。
這時候北京怎麽辦呢？沒有皇帝，五十萬大軍全部被消滅了，北京隻剩下一些老弱殘兵。情況很緊張。許多官員紛紛準備逃難，家在南方的主張遷都南京，認為北京反正守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有見解的兵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副部長）於謙反對遷都，他認為北京能夠守住。如果遷都到南京去的話，北方沒有一個政治中心，那麽整個黃河以北的地區便都完了。他堅決主張抵抗，反對逃跑。他的主張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明英宗的兄弟郕王（不久即帝位，就是明景帝）的支持。於是就由於謙負責組織北京的保衛戰。於謙組織了軍事力量，安排了防禦工作，跟人民一起保衛北京；並且在政治上提出了一套辦法，他告訴所有的軍事將領：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皇帝，要堅守地方。這樣，加強了全城軍民保衛北京的決心。果然，也先把俘虜去的明英宗帶到城外誘降，說：你們的皇帝回來了，趕快開門。他以為這樣可以不戰而取得北京城。但是守城的官兵們依照於謙的指示，堅決地回答說：我們有了新的皇帝了。各地方都是堅決抵抗，沒有一個受騙的。結果明英宗在也先手裏成了廢物，不能起欺騙作用了。由於依靠了人民群眾，北京的保衛戰取得了勝利。這時，各地的援軍也不斷前來。也先見占不到便宜，便隻好退兵。這樣，北京保衛住了，整個黃河以北的地區保衛住了。
明英宗在也先手裏起不了作用，有人就替也先出主意：明朝的皇帝留在這裏沒有用，還要養他。不如把他送回去，在明朝中央政權內製造弟兄倆之間的矛盾。這樣，也先就把明英宗送了回來。明英宗回來後不能再做皇帝，被關起來了。八年之後，明景帝生了病，政府裏有一派反對明景帝和於謙的人，還有一些不得誌的軍人、政客，他們把景帝害死，把英宗放出來重新做了皇帝。英宗出來之後，就把於謙殺害了。
明景帝和於謙對於保衛北京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對人民是有功的。景帝是個好皇帝，他的墳墓不在十三陵。七八年以前，我和鄭振鐸同誌一起在頤和園後麵把他的墳墓找到了，並重新修理了一下，作為一個公園。因為他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從以上說的情況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建都在北京，那麽1449年也先軍隊的進攻是很難抵抗的。
過了一百零一年，即1550年，蒙古的另外一個軍事領袖俺答又率兵包圍了北京。情況也非常嚴重。也是因為北京是一個首都，是一個政治和軍事中心，經過艱苦的鬥爭，俺答也像也先一樣，由於占不到便宜而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