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近代世界曆史的大事變，影響中國，影響中日，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沒有因這場戰爭走向沉淪，而是擦幹了血跡，一切歸零，重新開始，追慕日本的道路，維新、新政、憲政，書寫近代中國曆史上明亮的一頁。
日本在戰後也沒有迅即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不僅在列強麵前繼續保持謙恭的一麵，而且相當坦誠地引領中國。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先前兩個視若仇讎的國家竟然因這場戰爭重建外交，中日兩國聯手一度給亞洲的區域整合帶來新格局。
轉身向東
對於中國來說，甲午戰敗是幾百年來不曾有過的奇恥大辱。此前的中國，雖然也曾被西方國家打敗，但英法畢竟屬於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幾十年前還是中國文明的小學生，僅僅幾十年，學生打敗了老師，而且輸得那樣慘，中國的軍隊幾乎沒有在任何一次戰役中取勝；先前被視為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竟然龜縮威海衛港灣不敢出戰，被日本海陸夾擊，全軍覆沒。
戰後，中國如約向日本支付了巨額賠款，割讓了台灣及澎湖，放棄了最後一個藩國朝鮮。奇恥大辱、巨大損失，並沒有讓中國就此沉淪。正如中國聖人一再告誡的那樣：知恥而後勇，失敗乃成功之母。中國在擦幹了血跡、眼淚之後，沉痛反省，發自內心承認此次失敗，主要還是技不如人。日本在過去幾十年全心全意模仿西方，脫亞入歐，事實證明日本現代化路徑選擇優於此前中國的“中體西用”。
向強敵學習，這是中國人最了不起的一個特點，中國在1895年開始醞釀的維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約而同意識到轉身向東，學習日本，走進維新時代。即便先前比較保守的傅翁龢，經此一役，也深刻意識到“舊法實不足恃”，中國“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
所以當《馬關條約》還沒有履行時，傅翁龢就開始與盛宣懷、胡熵菜、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討論如何改革戶政、兵政、工政以及創設印花稅、銀行、郵政、鐵路等事項。這些事項，在先前幾十年，一直有人呼籲、建議，但朝廷自信滿滿，根本不願理睬。現在情形不一樣了，中國在失敗之後轉身，已經沒有那麽多的阻礙力量了。
一場失敗的戰爭反而成為中國發展的動力，這是先前那些不主張開戰的政治家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舉國一致的共識極大促進了中國的變革。實事求是說，1895—1897年這幾年，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諸多方麵，都獲得了長足進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維新路徑為導向，中國最大限度地釋放了社會，允許各地按照自己的條件確立發展方向，允許各地進行地方自治的試驗，僅湖南，就在那短暫幾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動向是允許結社，允許組黨，開放甚至鼓勵擴大言論自由與言論空間。自強學會始，幾年時間，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學術組織遍布各地，民眾的自治意識、“群”的意識、自治能力都在實踐中獲得極大提升。
至於媒體，先前幾十年不死不活的報章獲得了新生，康有為的《萬國公報》《強學報》，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嚴複主筆的《國聞報》，隻用了非常短的時間，就打開了發展空間，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聞紙”，引領中國的進步與發展。
軍事是中國在甲午年間最大傷心處，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朝廷就聽從外國人的建議，從頭開始，訓練新軍。戰後，中國依然沒有放棄重建軍事體製的目標，十幾年的時間，中國確實重建了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新軍，並有了全新的指揮係統。
經濟是中國與日本在甲午較量的基礎，先前幾十年的自我吹噓經過實戰檢驗猶如泡沫。戰後，因《馬關條約》的約束，中國不得不同意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一個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國經濟迅速上了一個新台階，先前幾十年沒有力量修築的鐵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礦產資源，也因國際資本的進入造福於社會。
至於文化教育，在甲午後也獲得了巨大改變，幾十年來爭論的科舉製度改革漸漸獲取了基本共識，1898年因新教育大規模興建讓科舉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來越合算的留學成本更讓科舉取士成為製度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終結的命運。
從勝利走向失敗
甲午後的中國維新運動以日本為摹本，為榜樣，日本也為維新運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在戰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就近分享中國發展成就與市場。當中國剛剛邁出向西方學習的步伐時，日本就派員請求像西方國家那樣與中國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國在很長時間並沒有同意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兩國方才有機會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立國方略是走向世界，與歐美諸強競爭；中國洋務運動基本方略是富國強兵，逐漸地有限製地開放市場。中、日兩國具有無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國或中國的勢力範圍。東北亞因日本的崛起成為戰爭策源地，中日之外，還有俄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地緣關係讓中日俄成為搬不動的鄰居，東北亞成為和平地區對誰都有利。可惜的是，中日最後還是非常遺憾地選擇了戰爭，新興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脫穎而出，讓世界刮目。
戰後的日本占領台灣、澎湖列島，開始了殖民統治，台灣的曆史由此改道。對於大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加大投資，日本的資本、技術迅即成為中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配合著投資，日本政府注意協調與中國朝野各界的關係，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漸漸由先前一度敵視轉為緩和、追慕。日本很快成為中國青年留學的第一選擇，除了經濟、便利因素，對日本的認同應該是不必懷疑的事實。
中國的維新運動以明治維新為藍本，日本朝野也對中國的維新運動給予關切。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過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國“旅遊”。如果仔細分析伊藤訪問中國的資料，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緒帝以至慶親王、李鴻章、榮祿等內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為“維新導師”，虛心聽取其改革建議。
維新運動因意外因素失敗了，稍後的義和團戰爭對中日關係是一次考驗。日本公使館職員在動**中被殺，日本成為僅次於德國的受害者，但日本在此後的活動中不僅注意西方大國的立場，珍惜自己剛剛獲得的“大國俱樂部”資格，而且注意中國的感受，既不違背西方大國立場過分偏袒中國，也沒有趁火打劫，謀取更多利益。當德、俄兩國竭力提高中國賠款額度時，日本與英美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力主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破產，所有的懲罰必須適度。日本的立場贏得了中國朝野的好感，在隨後的新政實踐中，學術界公認中國亦步亦趨模仿日本，日本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最信任的盟友。
俄國在義和團戰爭中乘機出兵中國東三省，俄國自然有其出兵的理由，但當義和團戰爭完全結束後，中、俄兩國就撤兵作出安排，但俄國自恃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就是不走。麵對俄國的強勢、霸道，清政府辦法不多，但俄國的做法顯然損害了日本的利益，影響了日本通往歐亞大陸的通道。日本在1904年向俄國宣戰，日俄戰爭改變了中日俄三國曆史進程。
俄國迅即發生1905年革命，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則有列寧所說的“覺醒”，日本一方麵成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孫中山、黃興等流亡世界的革命者雲集東京成立同盟會，革命與改良在中國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賽跑。
日本1894年以來一直同情、收留中國的革命者、政治逃亡者，但對清政府任何改革又表示支持，當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下宣布預備立憲後，日本應清政府要求，請孫中山等人離開日本，很顯然期待立憲成功。
近代中國的困境就是怎樣與世界一致。所謂憲政，不外乎讓世界以平等身份待我。不幸的是，預備立憲因機緣巧合並沒有結果，武昌一場嘩變讓大清帝國成為往事。
中華民國的成立受到歐美、日本的追捧，一個全新的共和國拉近了與世界的距離。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讓先前的世界發生分裂，日本在經曆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次急劇膨脹後，並沒有很好地消化這些成果，反而激勵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機占領山東，不論日本有多少理由，這都是中日交惡百年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