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近代之後，東北亞問題一直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成為影響遠東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藥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戰爭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聯合國第一次動用軍隊也為此而來。因此怎樣結束東北亞的亂象，除現實政治考量外，應該注意其與曆史傳統的關聯度，因為在前近代的曆史上，這一地區並非如此。
在西方勢力滲透到東北亞地區以前，這個地區的許多國家實際上是中國的藩屬，他們在自己的國度裏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權，但由於與中國有著某種程度的藩屬關係，受到中國在各方麵的關照與保護。此時的中國對這些國家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因此在履行宗主國責任的長期過程中，中國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持公道、正義，竭力維護中國與周邊藩屬之間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到萬不得已，中國不會出手動武，更不會縱容或支持某一國家向另一國家挑釁、欺侮。中國的尊嚴、信譽大於一切，與藩屬諸國的所有交往，都必須從政治上考慮得失利弊。
然而，當西方勢力開始向亞洲滲透後，中國在西方的強勢壓力下逐步退卻，它雖然有心繼續維持帝國與各周邊藩邦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但實在說來已力不從心，西方勢力不僅要將中國的宗藩變成自己的宗藩或勢力範圍，它們在根本目標上是要將中國納入西方勢力主導下的所謂世界一體化的新秩序中，中國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裏，尊嚴喪失殆盡，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破壞，逐步淪為西方勢力的殖民範圍。中國素來信奉和堅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轉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國家所向披靡、所向無敵的所謂“進化論”。
進化論的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嚴複在解讀西方這一近代思想時也曾注意它與中國古典思想的相似度，隻是這一思想在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範疇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為僅僅憑借“力”的角逐去獲取霸權，隻是一種“霸道政治”，其與中國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是儒家倫理不太讚賞乃至根本反對的一種政治理論。隻是在西方的壓力下，中國出於民族存續的現實需要，不得已放棄王道政治，轉向霸道政治，轉向自身力量的積聚，於是乎遠東地區直至整個亞洲，失去了可以信賴的“共主”，先前的各個藩邦在失去了中國的保護之後隻能依附於西方各個強勢國家自謀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北亞亂象的形成可能有許多的複雜因素，然而認真考究，可能與中國立國原則的調整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
宗藩體製開始鬆動
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壓始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隨著中英之間貿易逆差的逐步擴大，英國人開始尋找機會向中國施壓，無奈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市場發育不完全，無法接納消化英國更多的工業品，於是英國人一方麵尋求鴉片消弭貿易逆差，另一方麵試圖進入中國，由自己或與其他西方國家一道直接開發中國市場。
因鴉片平衡貿易逆差嚴重侵害了中國的利益，於是中英之間以鴉片的名義進行了兩次戰爭。兩次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市場。
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列強不再滿足兩次鴉片戰爭所獲得的市場準入條件與範圍，他們試圖依靠軍事實力進入中國內地，將整個中國都納入他們的市場體係。為此目的，外國勢力不斷在中國邊境集結、窺視、示威、蠶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國，西有英國，東邊則是日本、美國對台灣和朝鮮的覬覦、窺視和騷擾，並最終導致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邊疆危機和外交危機。
中國的邊疆危機和外交危機因越南問題而引起。基於曆史原因，越南在曆史上比較長時間為中國的附屬，隻是後來因中國自身危機無暇顧及越南，而恰當此時法國勢力東顧，遂使越南有意脫離中國的控製。這在中國因一係列危機而無暇兼顧時，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因洋務運動的進行而使自己的綜合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當中國的國力足以應付（其實是自認為足以應付）某些外交危機的時候，大清王朝的統治者自然不能繼續容忍越南脫離中國的企圖，頑強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勢力範圍內，從而引發了與法國的矛盾衝突。法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正在東向，它的初期目標就是要將越南等中國南部藩屬納入自己的體係。
法國對越南的覬覦很早就已經開始了，但真正著手進行實質性的占領與控製還是在1858年與中國達成《天津條約》之後。1859年，法國軍隊占領西貢，之後不久又相繼兼並了南部諸省，擁有對越南南部地區的實際控製權，中越之間的宗藩關係受到嚴重的影響與挑戰。
1874年，法國政府與安南（越南）當局在西貢訂立和親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表麵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是將其降為法國的保護國。條約宣稱法國有義務保衛安南政權不受外國侵犯和幹擾，並唆使安南國王將劉永福和黑旗軍從河內附近及紅河三角洲趕出去。對於法國迫使安南簽訂的這個條約，清政府當時無力幹涉，但是清政府堅守安南為中國的附屬國這一原則，始終不予承認。
從中國自古以來所信奉、遵守和執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時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有其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之處。因為從宗藩體製所具有的倫理觀念說，藩邦有難，宗主國無論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為自身力量的原因無法相救，也必須使藩邦能夠獲得充分理解。很顯然，清政府此時已無力奉行宗藩體製下的王道政治，無法履行宗主國對藩邦的保護責任，與宗藩體製下的倫理觀念相反，清政府此時與法國衝突、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對藩邦盡責任、守義務，而是近代“霸道政治”倫理中對勢力範圍的爭奪。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說期待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兩者兼顧。
法國對越南的軍事占領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憂慮，為了抗拒法國的推進，安南政府加強了與清政府的聯係，既向中國政府進貢，又請求駐紮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1882年，黑旗軍開始與法國軍隊作戰。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規軍進入越南協同作戰。
對於法國的企圖，清政府當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國完全控製了越南，肯定會對中國南部地區構成相當大的威脅。然而問題在於，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國的海防計劃尚沒有落實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有必要為安南這一附屬國不惜與法國這樣的西方強國開戰，卻成了清政府內部持久爭論的問題。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奕?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素來被認為最具有國際視野，最懂得近代國家的外交原則，其實轉換一個說法就是，正是他們兩人比較多地認同近代國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張中國無法解決自身問題的前提下為周邊藩邦履行責任和盡義務，所以他們均認為中國此時應該盡量避免與法國開戰，應該盡力以談判為手段解決中法之間的衝突，既維護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損失過多。
作為務實、相對比較清醒的政治家，恭親王奕?、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太清楚中國的真實處境和實力，中國社會經濟、國防實力經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一係列事件的消耗，幾乎喪失殆盡，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雖然使中國的狀況有所改善，國力有所提升，但那畢竟隻是相對於原有落後的基礎而言，畢竟時間也太短，無法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相比，當然也就不足以與西方強國言戰，更不要說正麵交鋒，中國的正確選擇就是盡可能地爭取更長的和平時間發展自身。於是，恭親王奕?與李鴻章等人設計了一個“明交暗戰”的戰略方針，派一些正規軍隊駐紮在鎮南關外諒山一帶，在國際社會麵前表現出隻求保境，而不願與法國決戰的姿態，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另一方麵，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規軍隊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軍，以期在實際效果上給法國軍隊以打擊，至少讓法國軍隊不能那樣順利地為所欲為。
平心而論，恭親王奕?、李鴻章等人的設計從現代國際關係學的角度看，也不失為一著可以一試的“好棋”。無奈，在傳統愛國主義心態支配下，國人不能容忍政府在邊境告急的情況下故意沉默。而且，清政府內部相對比較邊緣化的所謂清流黨人或許是因為近二十年的洋務運動已初見成效，或許是基於傳統的宗藩觀念和道義力量，對法國的擴張行動頗為不滿，他們共同譴責恭親王奕?與李鴻章的綏靖政策隻會鼓勵法國人更加貪得無厭。
清流派的觀點深深地影響了清政府的決策者，使清政府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1882年12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北京進行談判，中國政府同意從越南北部撤回黑旗軍，並在法國承諾放棄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圖後，允許法國經過紅河流域和雲南進行過境貿易。雙方還約定，中、法兩國政府共同保證越南的獨立。這樣一來，越南就由先前中國的附屬國一變而成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
1882年的協定部分解決了中、法兩國在越南問題上的衝突，中國雖然放棄了對越南的完全宗主權，但畢竟沒有訴諸武力與法國開戰。而且，在中國的國力並不足以支持中國擁有更多的宗藩國家的條件下，中國部分放棄對某些周邊國家的宗主權，也是中國建設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1882年的北京協定並不被1883年年初上台的法國新政府所接受，法國新政府決議對印度支那實行更為直接的殖民統治。1883年5月，法國議會通過對越南北部進行軍事遠征的戰爭計劃，中法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同年8月，法國軍隊開始在紅河盆地對黑旗軍作戰，並很快突破黑旗軍的防線。8月25日，法國與越南當局簽署新協定，越南政府自認為法國的保護國，聲明中國不得再幹涉越南事務，完全否認中越之間的宗藩關係。這對大清王朝的信譽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
黑旗軍的失敗尤其是越法新協定的簽署極大地激怒了清政府中的主戰派，二十餘年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軍事實力的提升使這些主戰派底氣十足，無法接受喪失越南的事實。曾紀澤明確向清政府表示，“越南本屬中國，理應全境保護”。他認為中國如果放棄在越南的利益，那麽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強國就會乘機從南方直入中國本土，對中國進行商業和政治滲透，南部中國就要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所以，清政府的主戰派在批評李鴻章求和政策的同時，堅決要求派兵支持劉永福和黑旗軍，收複失地，恢複和鞏固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而恰當此時，越南政府內部也發生了變動，一批親中國的軍政大員發動政變，並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戰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請求，獲得了清政府最高統治層的回應，清政府決定以武器彈藥支持黑旗軍，並從雲南和廣西調正規軍五萬人入越作戰。1884年3月，中法軍隊在北寧附近交戰，僅有一萬六千人的法國軍隊竟然挫敗了五萬人的清軍。中國軍隊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後利用外部危機解決內部危機，乘機罷免了恭親王奕?的職務，委派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談判，尋求解決方案。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在天津達成協議。根據這個協議，中國政府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中國駐越南的軍隊立即撤回；而法國則承諾不向中國要求戰爭賠款，保證中國南方邊界不受侵犯，並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勢力，同意在將來與越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於中國威望的字眼。
“李一福協定”或許是李鴻章心目中解決越南危機的一個比較好的辦法，但是這個協定卻遭到了清流黨人的激烈反對，他們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鴻章的責任。該和約本為預備性條約，正式簽訂應該在三個月之後。可是法國方麵在該和約商定後就要求中國駐越南的軍隊執行和約，從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國軍隊的拒絕，6月23日，中法軍隊再次衝突，戰事又起，尚未發生效力的“李一福協定”無果而終。
占領越南並不是法國在遠東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終極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夠以越南為跳板，將勢力滲透到廣大的中國腹地。所以，和約的無效及軍事衝突的再起使法國更有了戰爭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國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立即執行“李一福協定”，並索賠大筆戰爭賠款。法國的強硬態度並沒有改變清政府的立場，清政府迅即將主戰的清流黨領袖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倫會辦福建海防，擺出不惜與法軍決戰的態勢。然而，法軍並沒有按照清政府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鎖閩江口的法國軍艦以突襲的方式攻擊福州，僅僅一個小時就擊沉中國十一艘兵船，並將1866年以來由法國人幫助建造的馬尾船廠徹底摧毀。10月1日，法國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基隆港成功登陸，23日宣布封鎖台灣島。
與福建戰線的情況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國軍隊在經過幾次失敗後，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將領馮子材指揮有方，中國軍隊遂於1885年3月重新占領諒山，並準備向北寧、河內發動攻勢。中國在軍事上又獲得了優勢地位。
軍事上的優勢並沒有促使中國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相反，因為北部邊疆危機的再起及朝鮮問題的困擾，清政府決定乘諒山大捷的機會爭取和平，以便贏得體麵的結果。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天津簽訂條約，中法戰爭至此結束。根據這項條約，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法國則撤走在台灣地區的軍隊。中國不必向法國支付戰爭賠款，然而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至此徹底喪失。
東北亞的戰略意義
中國的“不敗而敗”表明二十餘年的洋務新政不堪一擊，經不起考驗，外交、政治和技術上的“有限現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國抗擊列強，中國南方的朝貢國隻好一個又一個接著喪失。1885年，英國效法法國入侵緬甸，迫使緬甸脫離中國而淪為英國的保護國。這樣一來，中國的南部邊界實際上已麵臨著英、法兩國的共同威脅。
逐步被迫放棄對越南、緬甸等南部附屬國的宗主權，是清政府不得不選擇的丟卒保車戰略。早在中法戰爭爆發之前，清政府內部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充分意識到中國真正的危機並不來自邊遠的南方，清政府所麵對的真正危險，除了國內的騷亂外，主要來自毗鄰京畿的北方，中國如果喪失對朝鮮半島的宗主權，那將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親王奕?及李鴻章在內的許多滿漢大臣真正關切的是京畿周邊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和平，他們不願意在越南這塊“無用之地”上與法國人決戰，以免列強乘虛而入，從北方尤其是從朝鮮進入中國。這也是清政府為什麽在諒山大捷後急於與法國和解的一個理由。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清政府有著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琉球國的無端喪失。
琉球群島位於中國大陸東方大海之中，東北方與日本九州島隔海相望，東南方與台灣島隔海相望。根據可信的文獻記載，琉球至少在隋朝時候即與中國政府建立了聯係，至明洪武年間，接受大明王朝的冊封，稱臣入貢。
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增強，開始在琉球培植勢力，急劇擴展。1872年，日本強製冊封琉球國王為藩王，試圖改變琉球的宗藩關係。隻是日本的措施並沒有獲得琉球國的認同，其統治者希望繼續與中國保持著傳統的宗藩關係，不變更琉球的國體與政體。
琉球的堅持惹惱了日本，1879年3月，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統治者交出政權，接著宣布“廢琉置縣”，將琉球國改為衝繩縣。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員前往天津謁見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請求中國政府“盡逐日兵出境”。
然而此時中國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邊陲都相繼出現了問題，清政府接受琉球的請求後，確曾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據理力爭，然而終究沒有履行宗主國的責任出兵奉有道而伐無道，維護琉球國的正當利益，主持正義與公道。“自為一國”的琉球生生被日本滅絕了社稷。這不僅極大地損害了大清王朝作為宗主國的信譽、尊嚴，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與寒心，從而與宗主國離心離德。
日本的戰略目標當然不是一個琉球島，它要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踏上大陸，就必須占領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朝鮮和台灣。
對清政府來說，朝鮮不僅是重要的朝貢國，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是中國北部的一個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了來自日本及俄羅斯的威脅，清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容忍像越南、琉球那樣無端丟失。自清朝建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它除了偶爾與日本有過往來外，與西方其他國家並無交往。不過隨著中國與日本相繼向西方國家開放，朝鮮也逐步受到西方國家要求貿易、傳教、建立外交關係的壓力，法國人、美國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脅，然而都在朝鮮的反抗下未能成功。
麵對西方不斷施壓，中國早已自顧不暇，更無力保護朝鮮。自1867年始，中國政府有意識地勸導朝鮮與西方國家和解，建立適當的條約關係以抗衡日益增長的日本的影響。對此，朝鮮方麵並沒有給予積極回應，它既不願意向西方開放，更對日本的維新運動不屑一顧，以為日本脫亞入歐，文明開化，與西人交好，不過是化為夷狄，與禽獸無別，朝鮮堅守不與日本交往的原則，宣布“與日本交際者處死刑”。對於清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勸告朝鮮與西方接觸，朝鮮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這對中朝宗藩關係無疑投下了陰影。
朝鮮的冷淡使通過維新運動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為不滿，日本政府遂於1875年準備以武力敲開朝鮮的大門，並為此專門委派使者前往中國試探清政府的反應，而中國政府此時正窮於應付各種外交危機無力東顧，隻得告訴日本：朝鮮雖是中國的藩屬，但其內政、外交從來悉聽自為。清政府的這一動作顯然與其宗主國的地位不太相稱，無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護之責，是一種角色混亂。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決心以武力促使朝鮮開放，而清政府為避免衝突，遂指令朝鮮與日本進行談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華島條約》簽字，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享有與日本平等的權力；雙方同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朝鮮同意向日本開放三個通商口岸，日本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由於中國沒有履行宗主國的權利維護朝鮮的利益，中國在朝鮮的影響顯然在下降。
中國政府當然不甘心就此放棄朝鮮，特別是日本吞並琉球後，中國對來自東鄰日本的威脅更加敏感。為了抵消日本對朝鮮的影響與控製，中國政府在無力履行或不願履行宗主國權利與義務的前提下，決定推動朝鮮對西方國家開放，試圖借助於西方各國的均勢抵消或減弱日本的影響。這一政策選擇毫無疑問是放棄了宗主國的權利，當然也就放棄了宗主國的王道政治倫理。清政府對朝鮮的幫助與勸告，實際上隻是一個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國的風範。
1882年，主管朝鮮事務的李鴻章派員促成朝鮮與美國談判，美國承認朝鮮的獨立，雙方同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朝鮮同意美國在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此後數年，中國還促成朝鮮與英國、法國、德國簽訂了類似協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鮮的對外開放及現代化進程。中國在朝鮮的影響也因此而明顯有了上升的趨勢，朝鮮依然自認為是中國的藩屬。
日本對中國在朝鮮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駐朝公使努力在朝鮮政壇培植親日派。1884年12月，朝鮮內部的親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國忙於中法戰爭無暇東顧的機會突然發動政變，中國駐朝軍事將領袁世凱迅即出兵鎮壓，平息了叛亂，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發生正麵衝突。為了協調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矛盾，李鴻章與日本政府專使伊藤博文於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締結條約。由於此時中國政府和李鴻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戰爭上，因此在朝鮮問題上不得不向日本讓步，使朝鮮由先前中國為唯一宗主國的權利改由中、日兩國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就為後來的中日衝突埋下了伏筆。
群狼爭食
日本的姿態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事件，清政府派員到朝鮮推行洋務政策，企圖以“以夷製夷”的手段借助列強牽製日本。結果使朝鮮成為各國勢力角逐的場所，使朝鮮和中國更加受製於美國和日本，並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國聯合的態勢。
從中國統治層看，慈禧太後和李鴻章不是沒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們一是盲目樂觀，相信中國海防和軍事實力經過幾十年洋務新政的刺激、發展，“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同時一廂情願地寄希望於中日一旦發生衝突，由英、俄出麵排解，中國從一開始就在外交上處於被動地位，聽憑各國擺布。
雖然日本通過1885年的中日條約從中國分享了在朝鮮的權益，但鑒於當時的國際格局尤其是列強對朝鮮的覬覦，日本並沒有立即設法清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動中國加強對朝鮮的影響，期待由中國抵製西方對朝鮮的插手。然後待日本的經濟及軍事實力進一步加強，再由日本與中國正麵交涉，這樣就可以確保日本在將來的朝鮮事務中隻與中國打交道，而不必牽涉到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減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礙。
日本的戰略似乎並未引起中國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了中國對朝鮮的保護權後的退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李鴻章的虛榮心，他遂委派極其能幹的親信袁世凱為駐朝全權代表。經過幾年的努力，袁世凱在相當程度上控製了朝鮮的宮廷和政治、經濟決策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中國對朝鮮的控製力。袁世凱的強勢與中國影響的擴大確實抵消、遏製了西方對朝鮮的覬覦，但卻正中日本的下懷。而且，日本始終沒有放棄或削弱自己在朝鮮的活動，其駐朝鮮使團積極培植親日派，力圖將朝鮮變成日本獨享的保護國。1894年3月28日，朝鮮親日派領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鮮人刺殺身亡，其屍體被朝鮮政府運回後淩遲示眾以警示那些親日派。這一事件在法理上雖說與日本無關，但日本朝野無不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日本權益的冒犯，極端好戰分子呼籲不惜以戰爭維護日本的尊嚴，玄洋社等秘密組織則竭力鼓動曾被朝鮮當局鎮壓而被迫轉入地下的東學黨策動反政府運動，以便混水摸魚，進而取代中國控製朝鮮。
在日本的鼓動下，東學黨利用群眾自發抗議官僚貪汙的情緒，於1894年4月初發動反政府運動。此時的朝鮮政府具有明顯的親中傾向，當東學黨發動的反政府運動日漸擴大之後，他們束手無策，隻能向中國政府求援。6月1日，朝鮮政府向中國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秘密表示了求援要求，希望清政府派遣軍隊協助平定東學黨反政府運動。對於朝鮮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猶豫，然而日本方麵在獲悉這一消息後，卻支持中國采取積極行動，並向中國政府暗示日本無意幹預此事。對此，中國政府尤其是李鴻章信以為真。6月4日，李鴻章奏請派遣直隸提督葉誌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分批進入朝鮮，開抵牙山。6日，中國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條約的約定，將出兵朝鮮的決定告知日本。
中國的決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為隻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順地向朝鮮派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決定派遣一個混成旅團前往朝鮮。5日，日本組建戰爭體製，在參謀本部內設立大本營，直接隸屬於日本天皇，並決定繼續向朝鮮派兵。
當中、日兩國軍隊向朝鮮集結的時候，朝鮮政府已基本平息了東學黨的反政府運動，局勢趨於平靜，中、日兩國駐軍朝鮮的理由都不複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議中、日兩國軍隊同時撤走，朝鮮也要求日本撤軍。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國與朝鮮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斷向朝鮮派兵外，還於6月16日向中國政府提出，為了防止朝鮮再度發生內亂，必須改革朝鮮的內政，試圖以武力把朝鮮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另一方麵，日本借機向朝鮮大規模增兵，決心促使中日關係破裂，但在表麵上繼續釋放不再增兵的煙幕，麻痹中國政府，使中國駐朝鮮軍隊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
對於日本的真實用意，慈禧太後和李鴻章等人並非茫然無知。李鴻章按照既定方針一麵寄希望於國際幹涉，避免中日衝突，爭取和平；另一方麵，在主戰派的促使下，也製定了一套作戰方案，加緊調軍隊進入平壤，暫時放棄朝鮮南部地區，背靠中國，固守北方，形成中、日兩軍對峙格局，一決雌雄。就軍事布局看，李鴻章的方案無可厚非，是當時形勢下的唯一選擇。隻是未容實現這一布置，日軍先下手控製了朝鮮政權，並對中國不宣而戰。
6月21日，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本的建議。第二天，日本禦前會議決定與中國絕交，向朝鮮增兵，由日本單方麵迫使朝鮮進行內政的全麵改革。28日，日本要求朝鮮宣布對中國完全獨立。7月17日，日本禦前會議決定對華開戰，並要求朝鮮廢除與中國的一切條約，促使中國從朝鮮撤軍，並限22日答複，逾期不複，日本即采取斷然措施。7月22日，日本軍隊進占朝鮮王宮，將王室成員帶到日本使館，囚禁國王，威逼國王生父大院君出任朝鮮國王攝政，組織政府。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廢除中朝條約，並“委托”日本驅逐駐紮在朝鮮的中國軍隊。同一天，日本巡洋艦采取突然襲擊的戰術在朝鮮附近海麵擊沉中國軍艦“高升”號。27日，朝鮮國王迫於壓力於日本使館宣布對清作戰，要求日本將中國軍隊從朝鮮驅逐出去。29日，日軍向聶士成部發動進攻，迫使聶部會同先期撤離的葉誌超部輾轉後撤至平壤。李鴻章設計的戰略布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
8月1日，中日雙方同時宣戰，甲午戰爭正式爆發。日軍向平壤進攻，左寶貴率部抵抗，壯烈犧牲。葉誌超被迫下令軍隊放棄平壤，後撤至鴨綠江。平壤戰役以中國軍隊失敗而告終。9月17日，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海麵展開激戰，根據李鴻章事先計劃，北洋海軍的戰略方針是退敵於國門之外，所以北洋海軍堅持守勢，不敢貿然出戰，以便保持“猛虎在山之勢”。在這個大戰略背景下，日本海軍輕而易舉獲得了海麵控製權，使北洋海軍坐困於港內。麵對如此不利的戰術態勢，北洋海軍將士不甘束手待斃，不得已出海作戰，“致遠”艦身負重傷，管帶鄧世昌鼓輪猛衝求撞敵艦；“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和全艦將士堅持戰鬥，與艦俱毀。其後，北洋艦隊經旅順口撤退至山東的海軍基地威海衛。11月，日軍由陸路攻占大連和旅順口，進而向遼東半島推進。翌年（1895年）2月，日軍抄後路攻陷威海衛。這一係列偶發事件不僅使中國海軍損失慘重，中國經三十年“自強運動”創建的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至此全軍覆沒。
平壤、黃海戰役的失敗，徹底粉碎了中國政府、軍隊、人民的信心、信念，而日本軍隊在一連串勝利的激勵下，海陸並進，**，直取中國腹地。在這種形勢下，清政府別無選擇，隻能接受美國政府的暗示，向日本求和。
如果就中日雙方的實力看，中國雖然在平壤、黃海戰役中損失慘重，但戰場既然已延至中國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廣大民眾和縱深腹地堅持抗戰，恐怕日本也難堅持太久，以時間換空間，戰爭態勢必然隨著時間而變化。無奈清政府被日本一連串的突然襲擊打暈了，更不可能看到民眾的力量，隻能屈辱求和。
失敗的中國已無外交可言，日本政府竟然拒絕承認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議和大臣，指名要求清政府委派位尊權重的李鴻章前往日本進行善後談判。經過一段緊張、驚險的討價還價，中、日兩國政府於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
根據這個條約，清政府承認朝鮮享有完全的獨立自主，不再向中國朝貢。至此，曆時幾代奉中國為宗主國的東亞宗藩體製完全解體，遠東政局開始陷入一輪新的混亂之中，至今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