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夥，則都是“天”①。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②，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③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④，“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⑤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⑥，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⑦，《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麵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麵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淩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麵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⑧中的章秋穀，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杠，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注解】
①“天”：指儒、墨兩家著作中的所謂“天命”、“天意”。
②“儒者，柔也”：許慎的《說文解字》有：“儒者，柔也，術士之稱。”
③“死”：指遊俠中流行的所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一種俠義精神。這些遊俠多為權貴豢養，其道德信條為“士為知已者死”。
④“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語見《韓非子·五蠹》。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也曾引用此語。
⑤“五侯”：漢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外戚王譚、王逢時、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當時稱為“五侯”。據《漢書·遊俠傳》載，“五侯”豢養許多儒俠之士。
⑥《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說，作者不詳，共九十七回。寫康熙年間官員施仕綸任用黃天霸為他辦案的故事，1838年印行。
⑦《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說，署貪夢道人作，共一百回。寫康熙年間一幫江湖俠客為三河知縣彭鵬辦案的故事，1891年印行。
⑧《九尾龜》：張春帆作，描寫妓女生活的小說，1910年出版。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29年，具體日期不詳，最初發表於1930年1月1日的上海《藍牙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三閑集》。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上充斥著流氓類型的人物，他們在政壇上和文壇上依仗著反動勢力恣肆橫行，做著種種坑害人民、敗壞社會風氣的勾當。在文壇上就有在此文中被魯迅提到的“才子+流氓”型的創造社成員張資平等人。他們以“革命文學”的名義寫作“三角戀愛小說”，在廣大革命青年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魯迅在這篇文章中直接點出了他所要批評對象的姓名，但並沒有將這種批評簡單化、直接化，而是通過曆史分析的手法解析了中國社會從古至今的流氓演變史，從文化上追根溯源，揭示其產生存在的社會條件，這就使得文章有著較深的批判力度。
魯迅認為，流氓的演變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儒家和墨家，即所謂的“儒”和“俠”。但“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他們的“亂”和“犯”都不過是鬧點小亂子，並不是從根本上對不合理的舊製度進行顛覆，因此他們不具備革命性，而隻具備了流氓的雛形。隨之是俠的消隱和強盜的抬頭。而這些強盜仍然是“俠之流”，即流氓雛形的發展。因為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而天是天子，所以“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因此他們“終於是奴才”了。滿清入關後，統治者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於是這些強盜之流又繼續墮落了，他們淪為了“保鑣”，聽命於“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因此“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最後再降下去，則發展成為真正的流氓——“十分安全的俠客”。他們以傳統勢力為靠山，對手是被反動勢力壓迫剝削的黎民百姓，於是他們“就在其間橫行過去”。寫到這裏，魯迅又繼續向下推去，說出了比這種流氓還要卑劣的一類人，從而把矛頭指向了所要批判的對象“‘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
魯迅的這篇文章，從對曆史的分析著手，以邏輯推理為手段，采用層層推進的方式，最後把要批判的對象指出來，有一種“水落石出”的效果。同時在行文中還讓人領略到魯迅先生在曆史和文化問題上獨到而深刻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