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女人的腳，
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麽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讚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①，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裏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麵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②，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③”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耐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④“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⑤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製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⑥罷，他說武後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於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麽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白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⑦。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複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麽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爾夫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裏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⑧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隻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麽，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麽奢侈的，除了隻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⑨，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列國⑩，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麵，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麵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裏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麵，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口（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注解】
①《雜事秘辛》：筆記小說，全書共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托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誌）選梁瑩為妃的故事。
②“利屣”：一種古代用來跳舞的鞋。
③“潭腿”：相傳由清代山東龍潭寺的和尚創立的一種拳術。
④炎漢：指劉邦建立的漢朝。
⑤“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
⑥《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係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該書中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⑦“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⑧語見《論語·子路》。
⑨“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薑食”等語，都見《論語·鄉黨》。
⑩孔子周遊列國，孔丘於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離開魯國，周遊宋、衛、陳、蔡、齊、楚等國。
花旗白麵：指由美國進口的麵粉，花旗即美國國旗。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黨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黨教育部於1933年2月20日宣布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準”。
“忘八”：指忘記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後一個“恥”字，即“無恥”的意思。
【精品賞析】
這篇文章寫於1933年2月4日，發表於同年3月16日的《論語》第十三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這是魯迅為《論語》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論語》雜誌是林語堂於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創辦的半月刊，主要提倡幽默的小品文。故此魯迅的這篇文章並不嚴肅，行文間充滿了幽默感，由其題目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不過文章表麵的幽默感並不能抹殺文章的真實內涵，而且文章的題旨也並非僅僅意在幽默，而是緊扣深刻的社會現實，以借古諷今的方式，對現實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了有力的針砭。1933年東北淪陷之後，國民黨當局一方麵對日本帝國主義采取“綏靖”的投降主義政策，一方麵加強對國內文化的“圍剿”。魯迅正是通過這篇文章，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對國民黨當局的這種政策進行了批判和揭露。
文章首先諷刺了中國一些無聊的考古學家對中國女人纏足習俗的考證。魯迅以戲謔的語言對女人纏足的考證史進行了一番梳理，同時也闡明了自己在女人纏足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由此魯迅由女人纏足的問題引申到中庸的問題上。他通過對女人纏足之走了極端而推測“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對於中國人言行之間的對立，魯迅先生解釋為，根據中國人議論什麽就是缺乏什麽的邏輯，大講中庸的人正是缺乏中庸。於是又把問題引申到國民黨反動當局對國內革命者和日本帝國主義缺乏“中庸”的態度上來：“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接著，魯迅又從孔夫子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論出他晚年有胃病；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推論他們正是忘了這八個字；又從郵檢處截留對宋慶齡女士的索詐信一事，推論出國民黨當局監視宋女士且私拆信件的無恥勾當。通過這些逆推的方法一步步揭穿了國民黨當局的醜惡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