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打開郵箱，收到《人民論壇》雜誌編輯發來的征求“國家級難題”
的郵件，我毫不猶豫地把糧食安全問題列為“國家級難題”的第一位。恰好我的老同學、海南亞太觀察研究院副院長鍾文峰研究員的新著《糧食安全》（以下簡稱《安全》）即將付梓，邀我作序，卻之不恭，但又不敢貿然真的“作序”，隻好在這個題目下寫一點感想，並大膽對《安全》做一點評論，不知道能否交差？
我對“國家級難題”的理解是：對國計民生和國家長遠發展關係重大、在短期內很難解決，甚至根本解決不了，隻能通過努力加以緩解的重大問題。之所以把糧食安全問題列為“國家級難題”的首位，是由我對當前我國糧食安全的嚴峻局麵的認識所決定的。
國際上通用的“糧食安全”一詞，是1974 年11 月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羅馬召開的第一次糧食首腦會議上提出的。當時的世界糧食形勢十分嚴峻，1972 年世界穀物庫存1.75 億噸，而占世界人口約3/4 的發展中國家隻有5400 萬噸，僅占31% ；世界糧食庫存量隻占消費量的14%。1973、1974年世界穀物庫存量分別占消費量的15% 和14%。這次會議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召開的。會議通過了《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的羅馬宣言》和《世界糧食安全國際約定》，第一次提出了“糧食安全”的概念，即“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夠的食品”。1983 年4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委員會通過了“糧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糧食安全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確保所有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他們所需要的基本食品”。這個新定義實際上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要生產出足夠量的糧食，二是要使消費者能夠買得起。這個概念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認同。前者考察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糧食生產能力，後者考察的是在基本供求條件下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可見，隻有在“吃”成為問題的前提下，人們才會考慮糧食安全還是不安全。
目前我國的情況是，盡管我國政府在1996 年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明確表示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糧食基本自給，並且承諾自給率保持在95% 以上，但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對大豆的進口量不斷增加（我國的“糧食”口徑中包括豆和薯），2011 年達到5250 萬噸。僅此一項，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就降到了90% 左右，這還不算同期進口的植物油的數量。這當然不是說，糧食進口量達到90% 就一定不安全了，事實上，很多學者一直認為，保持自給率95% 的目標既沒有必要，又要花費高昂成本，因此，適當降低到90% 左右是可能的。但正如《安全》第四章所談到的，考慮糧食進口問題，不僅要計算進口數量，還要計算這些數量要是由國內生產，應該投入的耕地麵積。按照這個思路，我們計算出2011 年淨進口的種植業產品需耕地6.35 億畝，按播種麵積23.5 億畝計算，2011 年淨進口的種植業產品需要27% 的播種麵積來種植，這和《安全》一書所計算的實際自給率是基本一致的。種植業產品當然不僅僅是糧食，但主要是大豆和棉花，並且所有種植業產品都是和糧食爭地的。這樣問題就相當嚴重了。另外，從2012 年第一季度農產品進出口的情況看，穀物的淨進口數量比上年同期大大增加，2012年主糧的淨進口的格局已經形成。
從長期看，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因素很多。一是我國尚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城鎮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這就意味著耕地麵積減少的趨勢仍然不可逆轉。但就人均耕地麵積看，2003 年人均耕地麵積1.43 畝，2005 年1.4 畝，2007 年1.39 畝，這幾年耕地減少的數字沒有公布，但肯定不容樂觀。二是淡水資源匱乏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國是世界上13個最貧水國之一，農業每年缺水300 億立方米，全國灌溉麵積中有1/3是中低產田。三是農業自然災害的影響趨於頻繁。近年來氣候條件對農業生產總體有利，但每年總有這樣那樣的自然災害，每年因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損失都在250 億公斤左右。四是由於農資價格上行，糧食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很大，不斷壓縮糧食生產的利潤空間。五是農產品國際競爭的壓力加大。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的國產大豆已經失去了價格上的競爭力；稻穀的公斤成本低於美國，但高於東南亞國家，導致近年來從越南等國走私進口的大米不斷增加。六是市場需求剛性增長不可逆轉。
一個近14 億人口的大國，不僅對糧食的需求總量大，每年由於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和城鎮化導致的淨需求也在持續增長。七是產後損失較大。
每年由於加工、儲存的原因導致產後損失高達500 億斤，占總產量的4%以上，相當於1.5 億人的口糧。在上述因素中，有的可以通過技術進步等方麵的努力加以解決，大部分則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甚至根本不可能解決的。因此，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是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國家級難題”。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由於“布朗之問”，糧食問題一度成為學術界研究的最熱點問題，並且持續了相當長時間。近年來，這股“熱”盡管逐漸冷了下來，但始終有不少學者一直關注著這一重大問題。農業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著眼於生產、市場等角度，鮮見從整個產業鏈角度討論糧食問題的文獻。這可能是業內人士的“路徑依賴”造成的（這樣說很好聽，照顧了麵子，實際上是諸多專業領域的陳規陋習製約了研究者的眼光，使研究思路很難展開）。鍾文峰研究員畢業於我校（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專業，近年來主要從事產業安全問題研究，專業背景使他能夠從整體的、全麵的、運動的（我在大學期間學的哲學，現在就剩下這三個詞了）眼光看待糧食安全問題，反而使我們這些業內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從新的角度深化了對糧食安全這一“國家級難題”的認識。
從20 世紀80 年代後期起，以ABCD（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四大跨國公司為首的糧油企業（《安全》簡稱為“跨國糧企”）就一直覬覦我國的糧食領域，新世紀以來已經全麵控製了大豆生產、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並逐漸向玉米、水稻等品種滲透。毋庸諱言，即使不從民族主義角度看問題（很遺憾，我個人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種狀況也是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並且從已出現的案例看，這已經不能說是潛在的因素了。由於四大糧商控製了國內約70% 的大型油脂加工企業，控製產能達80% 以上，由四大糧商參股或控股生產的植物油通過家樂福、沃爾瑪等連鎖超市已遍布中國城市食用油消費市場，實現了寡頭壟斷。在國家利用糧食批發市場拍賣儲備糧進行市場價格調節時，它們完全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國家儲備糧的調控投放，形成吸納國家儲備投放的“蓄水池”，減弱國家幹預和調控糧食市場的效果。2007 年，中儲糧受發改部門的委托，拋出20 萬噸食用油平抑油價，結果對市場價格調控作用很小，其中的70% 被某一跨國糧商收購儲存。實現了對大豆的全產業鏈控製後，近年來又借糧食企業轉型之機通過購買、參股等形式對基層糧食企業（糧站）進行控製。因此，如何正確看待跨國糧食企業的滲透和控製，是研究中國糧食安全無法繞過去的重大問題之一，可惜的是，農業經濟領域的學者討論得還不夠多，更不夠深入。可喜的是，我們終於看到了這樣的研究成果。
《安全》從三個角度討論了跨國糧食企業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影響。一是在種子領域，“對中國種質資源的掠奪、種子市場的攫取、生物多樣性的破壞以及農業（包括糧食）生產形式、組織方式等的打擊”。二是對糧食從生產到消費的全產業鏈的控製，“跨國糧企將其投資觸角伸向中國國內糧食生產、流通、消費等產業鏈各個環節之中，特別是在糧食收儲、加工、物流、零售等流通環節的滲透已經非常深入，展現出全麵布局、重點突破的進攻態勢”。三是對我國利用國際市場調劑餘缺和農業企業在海外布局的影響。我國將如何應對？相信讀了這本頁數不多但分量很足的著作，自會得到期待的答案。
“糧食安全”這四個字的分量太重了。我衷心期待著鍾文峰研究員繼續對這個領域傾注情感和力量，為解決這一“國家級難題”提供嶄新的視角和思路。
201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