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請：
赫赫院長，婆盧羯帝！
胡說亂道，上天下地！
瘋頭瘋腦，不可一世！
那顧旁人，皺眉歎氣！
南無古老世尊戴傳賢菩薩！
南無不慚世尊戴傳賢菩薩！
南無寶貝世尊戴傳賢菩薩！
凡是在民國初年讀過《民權報》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對當時的戴天仇先生表示相當的敬意，因為他是武鬆般勇猛的革命記者，雖然他的文章，用現在的眼光看去，理論也有錯誤的地方，文筆也有冗長無當的地方，然就全體而論，總比當時流行的徐枕亞的《玉梨魂》小說差勝一籌。
不料時間隻過了短短的二十年，當時的戴天仇先生竟搖身一變而為今日的戴傳賢戴院長，這真是出於我們“意表之外”了。
大約因為戴先生是個革命元勳罷，所以國民政府把一個考試院院長位置給了他。我是沒有受到過黨義教育的人，所以不知道考試院重要到什麽地步；然既列為五大院之一，並不比什麽時生時滅、巧立名目的委員會，則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們的戴院長，自從就任以至今日，究竟做了什麽事業沒有呢？南無阿彌陀佛，天曉得！
把雞鳴山下的一座關帝廟，改做了一座“考試廟”。
廟門口站崗的武裝同誌，身上穿的是二十世紀的軍服，佩的卻是同孔夫子一樣古老的寶劍，這就值得叫你捧著肚子暗笑。
一個廟門倒有三個號房，來了一個客人，三個號房便把你像皮球般的往來互踢，直踢到你頭昏眼黑，你才知道廟中的某一位先生，應歸某一位號房先生帶領進見。
走進廟門一看，滿眼都是藍色的，木製的門匾和楹聯，上麵刻著鬥大的或碗大的白色的字。當然，字就是我們的戴院長的法書；句子呢，也就是我們的戴院長的法句。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就是戴院長的一套法寶。
院長辦公室旁，設有精致佛堂一座。院長偶然到院，或苦清閑，無公可辦，即入佛堂禮佛。
院長曾在廟中招待中外和尚，而令所屬職員以鞠躬禮謁見諸和尚，諸和尚合十答禮。
也曾在院長的主持之下舉辦過幾次考試，然而考試的結果，究竟對於中華民國有什麽福利沒有呢？南無阿彌陀佛，天曉得！至多也隻有我們的戴院長自己曉得！
戴院長的德政，或者說，戴院長的功業，大約不過如此罷。要是還有什麽遺漏的，那是我見聞有限，調查不周，是我該打！
戴先生在他的考試院的職務以外，還做了些什麽呢，我們不是他的“隨從秘書”，當然不能清楚。但就前前後後各報所記載的歸納起來說，隻是東跑西跑，說這說那而已。戴先生的跑，是否有裨國計民生，我們無從知道，至少是我這麻木不仁的人沒有能感覺到；這問題且留給我們的老前輩章太炎先生在編纂國史時去解決，現在以不談為是。戴先生的演說，是他自己覺得很有勁兒的一件事。要是有人請他演說，他可以一說就說上兩點鍾；就是沒有人請他演說，他也可以對著一二個朋友正襟危坐的說上兩點鍾。然而，究竟說得對不對呢？這又是一言難盡。單舉最重要的一件事說：不說戴先生自命為“日本”通的麽？不是他做過一部《日本論》的麽？當五年前此書出版之時，也曾引起了國內讀者的相當的注意；雖然也有許多專門研究日本事務的人把這部書批評得一錢不值，我卻還替他憤憤不平：我以為季陶何至於如此，亦許是同行相妒罷。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後，以戴先生所處的地位，以戴先生自命為日本通的一塊招牌，總該有一篇兩篇驚天動地的文字發表才是：若應降，便暢暢快快的主降，若應戰，便暢暢快快的主戰。這種主張若不為政府所容納，戴先生便該掛冠而去，以國民資格與政府作文字上及事理上之抗爭，甚至為黨部開除黨籍，為政府下令通緝，亦在所不惜，這才無負於他那一塊日本通的招牌，這才無負於他當年武鬆般的勇氣。然而可惜，我們的戴院長竟不肯這樣做：他隻是浮萍般的，在“長期抵抗”亦即永不抵抗的波浪上飄；豈特飄而已矣，他還進一層，追隨著一般愚夫愚婦而自為領袖，希望借著佛力挽回華北的劫運。前年北平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我在會場中看見他送給班禪的一把傘，自稱為“弟子戴傳賢”；我呆呆的看了這五個字,真是將信將疑，如白天見鬼！嗟夫！吾輩老百姓之渴望於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難也。而戴院長救苦救難之方術不過如此，是直吾家老媽子之流亞耳！
最近，戴院長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飛機到西北去視察了一回。我真有些不明白，為什麽在六七年以前，我們幾個書呆子聲嘶力竭鬧著西北的重要，政府諸公竟是充耳不聞；到東北四省丟失之後，西北二字竟變了和南京的板鴨一樣時髦，誰都要想見識見識，誰都要想嚐嚐滋味。大約是因為狐皮袍子被小賊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禦寒罷。嗚呼，此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誰謂政府諸公無遠見耶？於是乎我們的戴院長坐了飛機擠熱鬧去矣。
他到了西安，就於四月十一日發出一條反對發掘古墓的電報（見四月十三日本報）。這電報自始至終全是對著考古家的發掘古墓說話，對於人民私掘古墓，不過引來做個陪襯。電銜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長”，其次才是汪院長，王教長，蔣委員長；這是他對於蔡先生的挑戰，說得質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說的“罵山門”。他以為已往的考古發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說話，其意若曰：你這蔡老頭兒豈有此理！我這戴小頭兒可不答應！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長，“我也是院長。來！咱們倆演個交手罷。”蔡老先生雖老，卻於此等處不肯示弱；他看你氣勢洶洶的來，隻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訓一頓。結果呢，生公說法，雖未必能令頑石點頭，而行政院的議決案，還是依了蔡先生，沒有依戴先生（見四月二十五日本報）。可憐啊！我們的戴先生其將“痛心疾首，呼籲無聲，哭泣無淚”而終古乎？
且夫考古發掘工作，不自今日始，報章所載，專書所刊，亦既連篇而累牘。戴先生並非昏聵，豈有全不知曉之理，而其電報不發於前，不發於後，不發於平時燕居之餘，而發於此番長途勞頓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說：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結果。徐先生者我們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現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許戴先生駕到，楊虎城設席洗塵，而清徐先生作陪。酒過三巡，徐先生大談考古，戴先生觸動佛心，不免查照平時慣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論大演而特說，徐先生聽得不耐煩，也說出他那一股子傻勁，搖頭扭頸的和他大抗而特辯，結果是戴先生惱了。好！上海人說得好：“撥點顏色倷看看！”於是乎“呼籲無聲哭泣無淚”的電報就發出了。這種的揣想，我以為決然合於事實，因為，假使真有這樣的一件事，戴先生發電的起因既不光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賢”，其尚足“傳”乎？
戴先生反對考古家的發掘，蔡先生及國內各報紙已加糾正，現在可以不必再談。我所要請教戴先生的，隻有兩點：第一點是戴先生原電中所說的掘墓，隻舉了“人民之私掘小小無名墳墓”和學術界的“公然掘墓”兩種，而對於軍閥們的公然發掘大大有名墳墓竟假裝不知。馮玉祥在河南，曾設了稅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墳取物；孫殿英曾發掘東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帶的名墳，已為托庇於某人的奸商們發掘將盡，（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舉名。）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當時沒有敢說什麽話，便在這回的電報中，也竟沒有敢附帶一筆，戴先生敢向拿筆杆兒的人作難，斯誠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槍同誌，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歟！
第二點：戴先生原電中說：“古代於發掘禁墓者，處以淩遲。現今各省亦有以此刑處之者。”古代有無以淩遲處盜墓的事實，茲且不考，至於“現今各省”，卻要請戴先生說個明白：究竟是那幾省，那幾年，那幾件案子？因為這一點關係很重要，以堂堂考試院院長的地位，決不應信口胡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因為要撤消領事裁判權，近十數年中正努力於司法的改良，普通執行死刑，都是槍決：絞斬且不常見，何況淩遲？而戴先生居然於公電之中傳布這種駭人聽聞的消息！要是被外國人翻譯過去了，從而拈住了這一點，說我們中國的司法，還同歐洲中古時代一樣黑暗，這責任戴先生擔負得了麽？戴先生以一品大員的身分，而如此不顧事實，胡說亂道，要是在外國，早引起了議院中的嚴重的責問了；而在我們貴國，竟不聞中央黨部或其他機關因戴先生之“出言失慎”而加以糾正或提出彈劾，這也是咄咄怪事。
現在我們的戴先生已從西北回來了。看中央社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所發出的電報，知道那天早晨，國府舉行紀念周，戴先生出席報告視察西北的感想，其結語為“本人此次旅行為生平第一次之滿足，感到無限歡快，且具無窮希望，……”好極了！戴先生自己也滿足了，一向大家以為沒有辦法的西北，也可以有了無窮的希望了。我們老百姓除感謝戴先生之外，還有什麽話說呢？可是，凡是到陝西去旅行的，沒一人不知道陝西人之所“痛心疾首，呼籲無聲，哭泣無淚”者，是全省沒一處不種而且是不得不種，不得不吸的鴉片煙，而戴先生報告之中，竟完全沒有提到。說是他沒有知道這種情形罷，那是胡塗。說是他知道了而不肯說罷，那是蒙蔽。胡塗與蒙蔽，二者必居其一，其為瀆視察之職則均，願戴先生有以自解。
戴先生知道古人的墳墓應當“共敬共愛”，而不知道活人的生命精神應當共敬共愛！戴先生知道禁止挖墳可以“正民心，平民怒”，而不知道禁種鴉片也可以正民心，平民怨。嗚呼！
將令全國百姓心
不願為人願為鬼
戴先生“培國本，厚國力”之功，偉矣盛矣，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戴先生征鞍甫卸，又匆匆的到杭州去主持時輪金剛法會了。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隻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腳下的奴隸，站直起來做人。戴先生到了已可站直的時候，卻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禪腳下去做矮子，這原是戴先生個人的癖好，說得好聽些是信仰自由，我們盡可以不理會。但如截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個人的癖好發揚滋長而遍及於全體民眾，那是我們有腦筋的人決不能容忍的。
戴先生的“考試廟”，不就在雞鳴山下麽。雞鳴山上，台城之遺跡猶存。佛果有靈，梁武帝何為餓死？
唗！
我今為汝說妙法：
冷水一盆澆汝頭！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