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板來信，說明年一月，《北新》要出特號，要你做篇文章湊湊趣。我於文學藝術之類不敢談。雜文呢，從前雖然胡謅過一些，卻早已收了攤，正所謂“此調不彈已久”，現在那裏還寫得出什麽。但李老板的麵子總得敷衍一下。無可如何，還是寫一些雜文罷。
所謂“北舊”，乃是對“北新”而言。當初李老板取“北新”二字做招牌，究竟出於“何典”，兄弟並未用胡適之顧頡剛兩先生的手腕考據過。望文生義，大概是希望古老的北京日即於新罷。可是，自從去年六月北伐完成，青天白日旗的光輝照耀到了此土以後，北京已變做了北平，“京”的資格已變做了“舊京”了。誠然而又誠然，亦許現在的北平，正是符合著我們的希望，日見其新：政治新，社會新，文化新，一切一切，無有不新，可是我根據了“舊京”的“舊”字，造出“北舊”二字來與“北新”相對待，雖然頭腦冬烘，也未必見得羌無故實罷。
開首第一句話，便是現在的北平，比從前蕭條得多了。一地方的蕭條與繁盛，在久處其地的人是看不大出的。正如我們天天看著小孩子們長成，天天看著朋友們衰老，卻是一點也不覺得。所以你若問一個長住北平的人：“北平蕭條到怎麽樣了？”他一定說“也不見得怎麽樣罷，比從前總差一點。”要是他離開了北平一兩個月，到繁盛的南京上海等處打了一個圈子回來，那麽，他一出東車站，眼看得正陽門前地方空曠，車馬行人稀少的景象，就不免要有今昔之感了。
李仲揆先生今年夏季到北平來，向我說：“我離開了此地隻一年多，不想竟荒涼到了這樣。我在西華門一帶，拿了一張五塊錢的票子要想破一破，連跑了幾家都說沒有零錢。這簡直不成話。好像是人家死了人，要等著錢買棺材的樣子！”他這話說得過分了些罷，然而在看過北平已往的繁榮的人，都不免有這種強烈的感觸。
北平的鋪子，關門的真不少，尤其以節前節後為多。聽說有許多有名的大鋪子，要關是不準關，開著是每天所賣的錢，還不夠支持一天的門麵的開銷，這才是要命。
然而有人說，這是半年以前的現象，現在又漸漸的好些了。阿彌陀佛！我也希望是這樣。
我的老友大名鼎鼎的某先生，是個痛愛北平的人。他今年春天到了此間，曾做了一首詩，寫給我看。其詩雲：
三年不見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驀地相逢，
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
我終夜不成眠，
縈想著伊的愁，病，衰老。
剛閉上了一雙倦眼，
又隻見伊莊嚴曼妙。
我歡喜醒來，
眼裏真噙著兩滴歡喜的淚，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記！”
他一壁寫著，一壁笑著向我說：“這首詩是不能給我夫人看見的，看見了要吃醋的。”這可有些奇怪，這一類的象征詩，原是極普通的，他夫人的氣量，何至於如此其小？然而，為免得老朋友家打翻醋罐頭起見，謹於前文中大書特書曰“某先生”而不名。
北平本是個酒食征逐之地，故飯莊之發達，由來已久。自從首都南遷以後，各飯莊也倒了一兩個月的黴。可是過了不久，各方的要人一批一批的到來，飯莊門口的汽車，又立時擁擠起來了。彼時的要人們，自然每一頓飯時，總有三五頓以至六七頓飯可吃，隻恨肚皮太小，容不下許多。便是跟隨要人們的次要人們，也無一不吃飽喝足。其理由如何，似乎可以不必細說。
後來要人們來得漸漸的稀少了，一般請吃飯先生們，或者已經找到了飯碗，找不到的，也都被襆而之他了，所以飯莊的買賣，又不免清淡了一些。但是，雖然清淡，比之其餘三百五十九行，還強得許多。其原因是北平地方，已成了這樣的一個習慣：若要邀集幾位朋友或同事商量什麽一件事，即使這件事是公事，並非私人的請托，似乎總得先請一頓飯，說起話來才便當些。至於要同闊人先生們談話，尤非請飯不可。因為闊人先生們是很忙的，今天西山，明天東山，要找也不容易找得著，隻有送個帖子請吃飯，或者到了吃時，他不好意思來個電話說“謝謝”，卻抽空來坐上三分五分鍾。於是乎時機不可失！連忙將他拉至一旁，咬著耳朵說話。雖然這樣的話說了不免變做耳邊風，過上一年半載無消息，可是說總是說到的了。
最“懿歟休哉”的要算今年暑假前某某等校的“瓊林宴”了。本來學生畢業，不比得學徒“滿師”，不必請什麽酒。即使要請，也隻須學生請老師一次，老師還請學生一次就完了。而今後的某某等校則不然；開始是全體學生請全體教員。接著是全體教員還請全體學生；其次是各係學生分請各係教員，接著是各係教員還請各係學生；再次是某某等高足合請某某等恩師，接著是某某等恩師還請某某等高足；此外還有種種色色的花頭，鬧得一個整月之中，“每飯必局”。嗚呼，此其“勞民傷財”乎，亦“洋洋大觀”也。但寒酸的也有，例如東城的某校，仍隻按著往例請一兩次茶點：所謂茶，乃兩大子兒一包之茶葉；所謂點，乃東安市場兩毛錢一斤之餅乾及牛根糖之類。嗚呼，（再來一個鳴呼，不怕張耀翔先生叱為亡國之音！）如此而欲自命為“最高學府”，蓋亦未免丟臉也已！
北平之飯局如此其多也，故亦不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即如區區餘小子，狹人也，但有時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飯局。這真是“糟糕衣嗎司”！若然是中飯，非兩三點鍾不能散，臉喝得紅紅的，肚子裝得滿滿的，一個下午就不能好好的做工了。若然是晚飯，就非九十點鍾不能散，回家後不特不能做工，且須吃了一兩片蘇打明才能睡覺。有時碰到幾個飯局在一起，而又分處於東西南城，那就更糟。因為人家吃的時候，正是我在路上跑的時候。到各處一一巡閱到，敷衍到，人家也就吃完了，我還是餓著肚子回家去喝糟糠夫人所預備的稀飯！所便宜的隻是洋車夫，他老人家可兩毛兩毛的滿載而歸了。
據說南京與北平不同。今年暑假中在南京看見蔣夢麟，我問他：“你現在榮任了部長，每天總有許多飯局罷。”他說：“沒有，一個也沒有。甚至於一個月中一次也沒有。有時同幾個朋友吃吃夫子廟的四五六，或府東街的老萬全，隻是小吃而已，不成其為飯局。”這一點，卻是新京的新現象，值得大書特書的。若換在北平，恐不但部長，便是司長科長局長之類，也不能有這樣的安閑生活。
闊人與汽車！這裏麵的連帶關係，是三歲的小孩子都能明白的。汽車非闊人不能坐，闊人非汽車不能顯其闊。
但是，現在的北平，這一項界說漸漸的有些搖動了。
自從首都南遷，從前的大闊人，小闊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攜著妻妾兒女，帶著整捆整箱的金銀細軟，紛紛的往別處去另謀生路。但汽車之為物，既不細，又不軟，帶走既不能，擱著又要鏽爛，不得不出於廉價賣去之一途。於是乎北平市麵上，自那時起以至於今日，舊汽車之廉價，決非他處人所能夢想。隻須你通聲風兒說要買汽車，保管一天之內有十輛八輛開來給你看，請你試坐，價值最高的不過一千餘元，六七百元的最普通，三四百元的也有，真要廉之又廉，據說還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在這種狀況之下，自然大家都要過過汽車癮（特別聲明：我並沒有說過過闊人癮）。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同上什麽地方去，承他們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有數百元的資本就可以買一兩輛舊車開個汽車行，所以小汽車行日見其多了。車價也日廉：普通是一元四一點鍾，有幾家隻須一元一一點鍾，第二點鍾以後還可以便宜些。要是別處的朋友看了有些眼紅，不妨到北平來坐坐，不過，這種便宜車子坐了並不見得闊氣，因為式樣太舊了；也並不見得舒服，因為一路不絕的糠糠糠，好像挑了一副銅匠擔子和人家賽跑！
但北平市麵上並不是沒有新汽車。舊闊人既去，新闊人自來。新闊人當然要坐新汽車，決不肯挑銅匠擔。所以你在街上，也時時可以看見一九二九式或一九三○式的新車，嗤的一聲在你麵前飛也似的過去。坐了這種車不但闊氣與舒服而已，而且車子是公家買的，每月的開銷也是公家付的，自己不用掏半個子的腰包，不比一般過癮朋友，窮拚極湊買了一輛車，還要每月打打小算盤：算算汽油燒去了七桶八桶半，再算算這一個車夫的偷油本領，是不是比前一個車夫小一點。所以，汽車究竟還是要闊人坐的。
但北平市麵上的汽車日趨於平民化，乃是不可掩的事實。我沒有到過美國，據說美國的汽車，已經普遍到了一般平民了。若然這話是真的，我就覺得異常的光榮：因為我們的古老的北平，在這汽車一點上，已經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了！
現在要談談北平的文化事業了。在南北尚未統一的時候，我天天希望著首都南遷說之可以實現。我的意思是：這地方做了幾百年的都城，空氣實在太混濁了；而且每有政爭，各地的槍炮，齊向此地瞄準了當靶子打，弄得我們心神紛亂，永無寧日。若有一天能把都城這勞什子搬到別處去，則已往的腐敗空氣，必能一廓而清；大人先生們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個地方各顯身手。於是乎我們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靜氣的讀書，安安閑閑的度日，說不定過上數十年之後，能把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國的牛津劍橋一樣。
後來首都果然南遷了。算至今日，已經南遷了一年半了。在這一年半之中，我們也時常聽見要把北平改造為文化區域或文化都會一類的呼聲。結果呢，將來亦許很有希望罷，截至現在為止，卻不見有什麽驚人的成績。
在文化事業這一個名詞之下，可以大別為兩類：一類是文物機關，即圖書館博物館等；又一類是學校。
先說文物機關。在去年張大元帥東歸——一本作“西歸”，亦是——之後的一兩個月之內，我們幾個好事者，有過一種建議，要想把北平所有的文物機關歸一個總，然後按著性質，重新分類，重新定出一個有係統的，合於科學規律的辦法出來。直到現在，便是有人要槍斃我，我還說這種的建議是不錯。無如我們這班“細民”們的建議算得了什麽呢？你盡可以有理由，有根據，人家總還報你一個“此中有曆史關係，不能如此辦”。其實，那裏有什麽曆史關係，隻是地理關係（“地盤”）罷了！
現在北平的各文物機關的情形，大致是如此：
最龐大的是故宮博物院，直隸於中央政府的；院長是易培基易部長。
故宮博物院雖然龐大，據說經費並不充裕，所以內部情形，並不見得比從前有什麽進步。不過神武門的門樓，已經重加修飾，現在遠遠望去，頗有金碧輝煌之致，不比從前的烏煙瘴氣。
神武門對麵的景山，一向是駐兵的，自從去年夏間文物維護會與老西將軍再三交涉，允許不再駐兵後，即歸故宮博物院保管。現在北京大學學生要想收回景山，作為北大第四院；理由是：景山與北大接近，是北大的天然校園；而且，北大之想撥景山，在十多年前已有動議，不自今日始。故宮博物院方麵，則以為該院保管景山，由來已久，當然礙難照準。雙方各有理由，這一場官司不知打到何時可以了結也。
範圍沒有故宮博物院大而所藏珍品極多的，要算古物陳列所。該所從前隸屬於內務部，現因“曆史關係”，仍隸於內政部。其實，該所所藏物品，和故宮博物院裏的物品的性質完全相同，地址也隻有一牆之隔。若將那一道牆打通了，將兩個機關並而為一，在行政上必定便利得多，節省得多；在參觀的人，也可以省幾個車錢，省幾步腳力。無如大人先生們不肯這麽辦，那還有什麽話說呢？
故宮博物院的門票，從前每路賣現大洋一元，現在減為五毛。古物陳列所我已好久沒去，大概還是每殿賣五毛，入門票在外。如遇元旦國慶等節，則減半收價。便就半價兩毛五說罷，一個拉洋車的必須等到了元旦國慶，拉了一點一刻種的車（北平普通行市，拉車每點兩毛），才能走進門去，瞻仰瞻仰當初獨夫民賊們敲詐剝削而來的許多贓物，這在中華民國“民”字的意義之下，還是光榮呢？還是恥辱？
歐洲各國的博物院，大都是進門不要錢；即如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收藏如此其豐富，設備如此其完全，對於觀眾的指導如此其周到，進門還是一個子不要。法國的博物院，從前也是不要錢的；歐戰後，因為法郎跌價，國家財政困難，議決全國各博物院，平時賣門票，每人一法郎（合中國一毛），星期日免收。以英法兩國的生活程度與中國相比，以英法兩國一般人民的富力與中國相比，恐怕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即使要賣門票，至多也隻能賣兩個子一張；而現在的五毛錢，乃兩個子的一百倍也！
歐洲各國之設博物院，旨在補充教育，其意若曰：“你們老百姓，都是國家的好孩子。隻怕你們不要好；你們若要好，國家總設法幫助你們，使你們有機會可以廣眼界，增知識；猶如做父兄的，總願意把勞苦掙來的錢，給子弟們買書籍買紙筆一樣。”
我們貴國卻大不相同：“這是寶貝，這是皇帝家的寶貝！要看的拿錢來，五毛錢一張票不打價！不要看拉倒！”
嗚呼！一則父母之於愛子之態度也，一則賣野人頭者之態度也。失之不僅毫厘，此所以謬亦不僅千裏也！
至於出版品之貴，更是駭人聽聞。《掌故叢編》隻是五十頁的鉛印本，而定價五毛。《故宮月刊》隻是二十張珂羅版，而定價兩元。這樣凶的定價，置之於一般書鋪子裏所出的書中，已大有挨罵的價值；然而書鋪子無論是“小本經紀”也好，“大本經紀”也好，其目的總在於求利；且於掌櫃先生們求利的目的之外，還要顧到窮酸先生們的稿費或版稅；所以定價凶一點，還盡有可以原諒的餘地。今以堂堂國家所辦事業，其目的既不在求利，所取材料，又大多是現成的——年羹堯等決不會從棺材裏伸出手來要版稅——而定價如此之凶，真令人莫名其土地堂！
至於“散氏盤”“新莽量”的拓本每張賣五十元，用原印打出來《金薤留珍》每部賣一百元，我卻並不以為貴，而且我主張還可以大大的貴上去。因為這些東西，本是預備賣給闊老先生們做奢侈品的（學者們要研究，有影印本就可以，不必原拓本），敲他一個小竹杠，無損於他的九牛之一毛。至於普通印本，我總以為愈廉愈好，即不肯賠錢，亦隻應以能於收回印本為限。我想：辦理故宮的先生們，看了我前麵的文章或者不免要生氣，看到此處，也總以為我的主張是有理性的，是平心靜氣的罷。
今年夏季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個什麽國的洋鬼子，到故宮裏看見了磁器忽然大大的讚賞起來，於是乎向館中表示，願意捐錢修理某殿，以為陳列磁器之用。可是，他媽的慷而不慨！既願捐，又不願多捐：說來說去，才說定了五千元，可又提出一個條件：將來該殿所陳各種磁器，須用該洋人審定名義，因為，據該洋人自己說，該洋人在研究磁器上是很有名的。一天，我在西車站吃飯，聽同席馬叔平俞星樞兩先生談說這事，都是皺著眉頭，似乎難辦得很。我在旁看了，不免跳起來說：“這還有什麽難辦！退還他媽臭錢，不就完了？中國雖窮，決不在乎他這五千元。中國雖無人，決不至於要鬼子來審定磁器。”馬俞兩先生頗以鄙說為然，允即退還該款。過了兩天，我就到南方去了。此事如何結局，我不知道。但似乎有一天，在火車上看報，看見一條路透電，說有某國某老鬥，捐巨款幫助故宮整理所藏磁器雲雲，頗極大宣而特傳之能事。究竟如何，回平後諸事栗落，也就沒有問起。（有人說我譯名不美化，今試以“老鬥”譯“Lord ”，美乎否乎？）
古物陳列所的經濟情形，我不大知道。故宮博物院，可的確是清苦得很（聽說高級職員都不拿錢，低級職員的薪水也不豐）。所以，就事實上說，門票賣得貴，出版品賣得貴，還是院中諸辦事先生苦心孤詣設法使故宮博物院的生命可以延長；要不然，免不了關上大門完事。所以，我在前文中雖然大罵，在此地卻不得不小小招賠：我不是對於院中的誰某有所不滿。我所懷疑的是：國家對於辦理此事，究竟采取何種態度？記得去年六七月中，有人提議將故宮物品完全拍賣。這雖然是一個比世界更大的大笑話，卻也幹脆則有餘。現在既不拍賣，又不籌出相當的經費來好好的辦，隻在門票與出版品上打小算盤，有時連外國老鬥的五千元都想收受——五千元之於中華民國，其重要當然還不如一個鏰子之於區區也——豈非丟臉也乎哉！豈非丟臉也乎哉！
故宮博物院與古物陳列所之外，還有兩個小博物院。一個是曆史博物館，當初隸屬於教育部，統一後改隸古物保管委員會，近又劃歸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這是個先天不足的苦命鬼！在隸屬教育部時代，早已鬧得捉襟見肘，無米為炊。到改隸了古物保管委員會，更是不名一文，幹僵大吉！近歸史語研究所，錢是可以有一點了，可是傅大胖子的意思，一會兒要想把它停辦了，把房屋作為整理檔案之用，一會兒又想大辦而特辦，所以現在還是個不死不活的局麵，將來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另一個是天文陳列所，當初是中央觀象台，統一後，高台長（正篆曰魯，次篆曰叔青）自南方來，將台中一切測量儀器搬往新都，隻留下幾件老古董，可看而不可用者，因改為今名。改名後，曾由教育部聘任委員數人主持其事。無如錢既不多（好像每月隻有三百元），各位委員先生又都是“文而不天”（注曰：知文事而不知天象也）的門外漢，所以在一年之內，隻是個冷冷清清的閑機關而已。數月前，改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收，接收後如何辦理，我們不大清楚。
北平的圖書館，最大的有兩個：一名京師，在方家胡同，統一後改名北平，遷居仁堂；一名北京，在北海，統一後改名北海。北平以多藏舊本得名，北海以經費充裕占優勢。本年夏，教育部議決將兩館合並，而稱居仁堂為第一館，北海為第二館，俟明年養蜂夾道新屋造成，一同遷入；並升任北海館長袁同禮為副館長，正館長則由蔡孑老遙領。自此以後，有甲方之多書，益之以乙方之多金，更益之以袁副館長之能幹而又肯幹，前途希望，的確不錯。小子於此，竊不禁願為袁副館長小小捧場焉！
新興的文物機關是古物保管委員會。此有總會與北平分會之別，但均設於團城之內。總會主任委員是張溥泉先生，分會主任委員是馬叔平先生。這兩位，一位是國家的大老，一位是考古界的老大，以任斯職，真可謂人事相宜矣。但委員會隻是個監察機關，並無積極的事業可辦，所以平時異常清閑，職員們到會劃到之後，或靜賞團城風景之美，或組織圓壇印社而致力於刻印，亦盛業也。但有的時候，即使有事，也不容易辦得圓滿（曰“有的時候”者，非全稱肯定也）。譬如什麽地方的土豪劣紳，用非科學的方法挖掘古董，會中要設法禁止，他有他的“地頭蛇”的資格，睬也不睬你。或者是，什麽人的兵要砍伐什麽地方的古樹變價，你去禁止，正所謂“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或者是，有一家古董鋪子要將某宗古董賣給外國人，等到你聽見了去調查，調查了去扣留，說不定他早已設法運送出口了。即如去年的東陵案，當時文物維護會與古物保管委員會兩方，也賣過不少的氣力，鬧了許久，也沒有看見個“水落石出”。所以我向張溥泉先生說笑話：“先生，北平政治分會主席也；其在前清，則大紅頂子直隸總督也。以大紅頂子直隸總督而猶無能為力，則知中華古物之保管，蓋戛戛乎其難也！”
說到了古物保管委員會，就不得不想到安得思那小子！他本是個流氓（諸公如其不信，見麵便知端的），學問平常，隻是因為挖到了恐龍蛋，美國人就替他大吹特吹，說是二十世紀十大發現之一（我國袁希淵先生，去年在天山一帶，不但發現恐龍蛋，而且發現大小恐龍骨數十具），他於是乎趾高氣揚，以開山刨地，翻屍倒骨為終身的職業。他被美國紐約天產博物院任為中亞考古團團長，帶領大隊人工，到內蒙一帶去挖掘古物，前後已有七次，每次總是挖了幾十幾百大箱的東西運出去（北平弓弦胡同有一個永久辦事處，足見其規模之大），中國政府既不過問，人民更是全不知道。到去年夏季，他又從內蒙挖了八九十箱東西運回北平打算從北平運往天津出口，卻被文物維護會和古物保管委員會查到了。再一查他的護照，卻並沒有中國政府允許發掘古物字樣，隻是允許打獵而已。夫打獵乃地麵上之事，打獵而可入地，恐怕美國字典中沒有這樣的解釋罷。於是他雖然強項，也不得不相當的就範。結果把他那八九十個大箱子一起打開，請專家審查，該扣留的扣留，該發還的發還；同時還訂了一個協定，由他承認：此後如再往內蒙一帶發掘，不得自由行動，須先與中國學術團體接洽，雙方訂立辦法，經由中國政府批準後，方可實行。這在中國方麵，已經客氣到萬分的了。要是咬定了他護照上隻許打獵一句話，即使把全部八九十個箱子一齊扣留，他也無屁可放。可是，他一麵寫了“伏辨”，一麵卻懷恨在心，慫恿了北平的各鬼子報，將文物古物兩會大罵特罵，說我們此舉“是妨害文化”，“是中國人不懂科學的表示”。這種鬼子報，先天裏就帶著要罵中國人的使命，猶如狗的先天裏，就帶著要吃屎的使命，所以我們也隻是置之不理而已。
到今年春季，安得思想再到內蒙去，根據著去年所寫伏辨中的話說，來同古物會接洽（其時文物會已停止進行）。古物會就將兩年前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所訂西北科學考查團的辦法給他看，要他照辦。他那裏肯照辦呢？他表麵上雖然說出了許許多多的不同之點，而其實，有一點最不同，是他沒有明說而我們看出來的，就是：瑞典是小國，美國是大國，大國有威風，不能照小國的辦法！不辦就拉倒；而他又死不肯放，橫一回豎一回來同我們商量。大約每星期商量一次，經過了十多次，才漸漸的有一點眉目。正預備要簽訂草約了，他忽然食言而肥，將前後所討論的，全都推翻。於是乎北平各鬼子報的罵聲，又突然飛噪起來了。他一麵向我們決裂，一麵卻電請天產博物院院長歐司本找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向中國駐美伍公使交涉，伍公使照電王外長，王外長照電古物會，——這樣“城頭上出棺材”，打了老大的一個圈子，其目的無非想把從前已經討論得有眉目的條件，再大大的減輕而已。但大帽子盡可以壓下來，我們這班古物會裏的寶貝，卻也有鐵硬的頭皮頂著。於是乎王外長來一電，我們複一電；來兩電，我們複兩電；來三去四，終無結果。後來王外長自己到了北平，我們約他到會裏來談談，他就說：“我們很希望美國國務卿將來幫助我們撤消領事裁判權，所以在這種小事上，最好退讓一點。”（皇天後土，實聞此言）後來又覺得話說得太具體了，改口說：“也未必一定是撤消領事裁判權一件事。總而言之，外交上的手腕，是你拉我掣的（說時，以兩手握拳作拉掣勢）。小地方吃點虧，大地方總可以占些便宜。”（皇天後土，實聞此言）他這樣一說，竟把我們幾個寶貝說呆了。原來我們做的事，竟足以妨害撤消領事裁判權，竟足以使我中華民國“革命的外交”上占不到大便宜，這還了得！老蒼在上，鑒此愚衷：我們的愛國心，實在不下於王外長；連忙撥轉舵來，向王外長說：“得啦得啦！要是真能在這件事上吃些小虧而使國家占到大便宜，我們也未嚐不願意把當初所討論的條件重加考慮：但求於原則無背，我們總可以退讓一些。”於是王外長也很滿意，嗚的一聲，汽車開了。過幾天，安得思從王外長處得到了好消息，約我們麵談一次，我們就把最後讓步的限度告訴了他，由他電告美國歐司本。再過幾天，安得思又約我們麵談，我們想，這大概是“我們的好消息”罷，中國外交上占大便宜的機會到了。不料一見麵，他就說：“奉到歐司本來電，不得與古物保管委員會訂結任何協定。”啊喲喲，老天爺降福於我們的王外長啊！勞你駕，費你心，叨你光，中國外交上的大便宜已經占到了多少了？而我們幾個呆子的臉，可丟到了褲檔裏去了？……這時候，一般鬼子報的罵聲又起了。
但是，這還不算妙，妙的還在後麵。兩星期前，我忽然接到美國寄來的一本《科學雜誌》（Science, Vol. LXX.No. 1813），其中第一篇文章，便是關於這一次交涉的經過的報告，作者就是天產博物院院長歐司本。這報告裏說些什麽話，當然是可想而知：無非把“妨害文化”“不懂科學”等等罪狀，一起加在我們身上。可惜有些遺憾，他把兩年前與斯文赫定交涉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和現在的古物保管委員會並做了一談，他又錯認古物保管委員會是個私立的機關，說中國政府已經答應了，偏有這私立機關從中作梗。據說歐司本是個有學問的老者（因為他的一門學問我不懂，所以隻得據說而已），不比安得思是個純粹的流氓。然而糊塗至此，亦殊可憐。大概是太老了，快要到地裏去了，所以對於地底下的事，轉比地麵上的事更清楚了！
他在雜誌裏夾著一頁信，是他親筆簽名的，其末段說：“在十一月中（原信十月二十二日寫），我要向華盛頓的中國公使，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和美國總統，重新提議這一件。同時我請你向北京（“京”字照譯）的美國公使，和我們的團長安得思博士接洽，表示你對於中亞考古團的科學上的重要，能於領會，……”嚇！好家夥！你一麵做文章罵人，一麵還要叫我去向美國公使和安得思磕頭！歐司本老先生，這還是你太滑稽了呢？還是我劉半農的骨頭太賤了呢？
寫到此地，就算把北平的文物機關方麵的事寫完。以下按照預定的程序，應當寫北平的學校方麵的事了。但學校方麵的事，是不容易寫的；雖然我也很想寫上十張八張，多騙李老板幾個錢稿費，可是再三考量（此再三考量四字，用得頗有文質彬彬之概），終以不寫為是，——即此隻當不知，閉上眼蒙頭大臥了事。
為山本大夫揚名
小女若子本月十六日晚嘔吐腹痛，請舊刑部街山本忠孝大夫診視，雲係胃病。夜半腹劇痛，病人自知係盲腸炎，內人雇汽車親自去接，而山本大夫，仍稱是胃病，不肯來診。至十七日晚，始言是盲腸炎，候次日檢查血液再說。十八日下午電覆雲，並非惡性，藥治可愈，割治亦佳。唯日華同仁醫院割治無生還者，萬不可入，囑進德國醫院。當於即日進院割治，則盲腸已穿孔成腹膜炎，不複可救，於二十日晨死去。竊思醫生誤診事尚可原諒，唯如山本大夫遷延掩飾，草菅人命，殊為希有，特為登報揚名。幸病家垂鑒焉。
周作人啟
這是十一月三十日《世界日報》的廣告；第二天的廣告，題目改為《山本大夫誤診殺人》，“唯日華同仁醫院割治無生還者萬不可入囑進”十九字改為“指定令進”四字；“特為登報揚名”改為“特為發表”。
十二月四日，豈明又在《華北日報·副刊》裏，發表《若子的死》一文，其末後兩段雲：
關於醫生的誤診我實在不願多說，因為想起若子的死狀不免傷心，山本大夫也是素識，不想為此就破了臉。但是山本大夫實在太沒有人的情，沒有醫生的道德了。十六日請他看，說是胃病，到了半夜複又劇痛，病人自知痛處是在盲腸，打電話給山本醫院，好久總打不通，我的妻雇了汽豐親自去接，山本大夫仍說是胃病，不肯來診，隻叫用懷爐去溫，幸而家裏沒有懷爐的煤，未及照辦，否則潰爛得更速了。次晚他才說真是盲腸炎，笑說，“這倒給太太猜著了。”卻還是優閑地說等明天取血液檢查了再看。十八日上午取了血液，到下午三時才回電話，說這病並非惡性，用藥也可治愈，唯如割治則一勞永逸，可以除根。妻願意割治，山本大夫便命往德國醫院去，說日華同仁醫院去，說日華同仁醫院割治者無一生還，萬不可去，當日五時左右在德國醫院經胡（Koch）大夫用手術，盲腸卻已潰穿，成了腹膜炎（根據胡大夫的死亡證書所說）過了一天遂即死去了。本來盲腸炎不是什麽疑難之症，凡是開業醫生，當無不能立診斷，況病人自知是盲腸，不知山本大夫何以不肯虛心診察，堅稱胃病，此不可解者一。次日既知係盲腸炎，何以不命立即割治，尚需取血檢查，至第三日盲腸已穿，又何以稱並非惡性，藥治可愈，此不可解者二。即雲庸醫誤診，事所常有，不足深責，但山本大夫錯誤於前，又欺騙於後，其居心有不可恕者。山本大夫自知誤診殺人，又恐為日本醫界所知，故特造謠言，令勿往日華同仁醫院，以為進德國醫院則事無人知，可以掩藏。家人平常對於同仁醫院之外科素有信仰，小兒豐一尤佩服飯島院長之技術，唯以信托主治醫故，免往他處，雖或病已遲誤，即往同仁亦未必有救，唯事後追思，不無遺恨，豐一來信，問“為什麽不在同仁醫院，往德國醫院去？”亦令我無從回答。山本大夫思保存一己之名譽，置病人生命於不顧，且不惜汙蔑本國醫院以自利，醫生道德已無複存矣。及若子臨終時山本大夫到場，則又諱言腹膜炎，雲係敗血症，或係手術時不慎所致，且又對我的妻聲言，“病人本不至如此，當係本院醫師之責，現在等候醫師到來，將與談判。”乃又圖嫁禍於德醫，種種欺瞞行為，殊非文明國民之所宜有。醫生敗德至此，真可謂言語道斷也夫。
我認識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評梅女士去世，世論囂然，我曾為之奔走調解，今冬山本大夫從德國回北平，又頗表歡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猶且不可，況多年相識耶！若子死後，不一存問，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臨終到場且作價二十五元，此豈複有絲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歡友仇反複，為世人所竊笑，唯如山本大夫所為，覺得無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嚐挽母頸耳語曰，“不要讓山本來，他又要瞧壞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槍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寫至此，真欲筆擱不能再下。鳴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兒之側對山本大夫曰，“先生無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樣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豈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兒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異常感傷。但若子之死，隻是無量數犧牲於混蛋醫生者的一個例。死者已矣，我們活著的人，既不能擔保永遠沒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醫生接觸的機會，那真是危險到萬分。
我們一旦有了病，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請西醫好，還是請中醫好。這在以罵中醫為職業的某君，自然不成問題。但胡適之馬隅卿等都害過重病，西醫醫不好，卻給中醫醫好了。這又使我們對於中醫，不得不有相當的信仰。但適之說：“中國的醫，是有醫術，沒有醫學。”有術無學，是帶一些危險性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仍舊要舍中醫而就西醫。
說到西醫，就得要問：究竟是私家小醫生好，還是大醫生好？我的意思，總以為小醫生比大醫院要好一點，雖然設備不能很完全，卻因就診的人少，醫生比較可以靜心些，又時時須顧到營業的前途，不能像大醫院那樣“出門不換貨”，似乎危險的成分，不至於很多。現看若子女士即死於山本之手，竟使我連小醫生也不敢信任了。
說到北平的大醫院，那簡直是混帳該死該殺該剮！北平的大醫院有三個，都是帝國主義者所開，我今稱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稱其名者，不敢也。曷為不敢？畏其為帝國主義者所開也。
先說丙醫院的功德。數年前，我的朋友楊仲子的夫人因為難產，送往該醫院去開割，是院長先生親自動手的。割到一半，忽然總統府來了一個電話，請院長去吃飯。院長慌了，匆匆的將割口縫起就走。後來創口好了，出了醫院，覺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驗，據說還得要割。一割出來，乃是第一次開割時遺在腹中的一個鐵箝子也！據說該院長在外國是學獸醫的。到了中國，以醫獸之道醫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豔羨不置也！
次說乙醫院。兩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個尚未周歲的嬰孩——因為受了些風寒，送往該院醫治。該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動手。好罷，付罷。錢一付，多謝看護婦奶奶們開始工作了。先洗熱澡，次打針，過了一點鍾又打針，過了一點鍾又打針，……（打的是什麽針，醫院裏照例不發表的），同時因為頭上發熱，又給他戴起冰帽來；此外還有種種色色的花樣，看護婦奶奶們真熱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個鍾頭罷，眼看著阿燕斷了氣，他們才各自抹抹頭上的汗，休息去了！她們都很能盡職，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結果隻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說甲醫院。這是個最大的大醫院。去年，我的侄兒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紅熱，送往院中求治。據大夫們一看，說並不是猩紅熱。那麽是什麽病呢？他又說不出來，要等試驗試驗再說。於是乎這樣試驗，那樣試驗，一鬧就鬧了一個多禮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開了一個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頭旁開了一個大窟窿，這樣東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幾刀（因頭上用白布包裹，不許家人解開來看，故不知前後“揮”過幾刀），把病人開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沒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還是說不出來。再過一禮拜，病人已到了極危險的地步，家中想調換醫院，而該院不肯，說：“現在要搬動，危險更大”（其實是和山本一樣的卑劣思想，恐怕醫治錯誤的證據，給別人找到）；要想找個中醫進去看看，而該院隻許看病，不許吃藥，說是“職任所在”。這真是把病人夾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過兩天，阿明死了，一算賬，除進院時付過的錢以外，還要找補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隨從醫生郝美爾診察的結果，隻是受了些風寒罷了。而赫定因為痛得厲害，自願進該院醫治。該院因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連忙把全院所有的“專家”，一起找來共同檢驗：驗屎的驗屎，驗尿的驗尿，驗血的驗血，驗骨髓的驗骨髓，……檢驗的結果，以十多位專家一致之意見，斷定是某種病症，須將脊骨割開治療。但割治脊骨這一個手術，是很麻煩的，全世界隻美國芝加哥有一個專家；該院雖然也可以割，卻不能擔保沒有危險（因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換作中國的阿貓阿狗，就免不得要強製執行了）。這一來，就把斯文赫定那老頭兒嚇酥了骨！連忙打電報到瑞典，問他家庭的意見，和家庭醫師的意見。回電來說：還是上美國去割好。於是這邊由郝美爾護送著赫定上美國，那邊由赫定的妹子帶著家庭醫生上美國，真也鬧的個“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國，登岸之後，竟完全好了；給那位專家一看，那專家說“從前隻是受了些風寒而已，現在已好，並無割治之必要。”於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遊逛了幾個月回來，而這邊醫院裏十幾個專家一致之斷定，就等於放狗屁！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錢又足以濟之，所以能保住一條老命。若落在別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個新鬼麽？
以上四事，我敢用個人的名譽信用擔保敘述上並無半點虛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華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親口說的，赫定的事是赫定親口說的），其餘朋友們酒後茶餘所談各該院的成績，若一一寫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頁的小書，因恐轉展相傳，不免有不盡不實之處，姑且從略。
看了以上所說，大家總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處於何等危險的地位了。但這種危險，不是北平人專有的，是全中國各處人都有的。記得今年夏季，內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對於上海某醫院索價之凶，醫生之可惡，看護婦之猙獰，亦不勝其感慨。可見在這一件事上，我們要是不問，也就罷了；若要問，非聯合全國人民，請政府定出個極嚴厲的取締的方法來不可。
東拉西扯，稿紙已寫了二十三張。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張也寫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裏，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時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