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社會中安身立命，如果太輕易暴露自己的情感則容易受到傷害，人應該學會保護自己，不同的人有不同對人對事的態度，掌握一定權力的人，把自己的喜怒經常流露給下級，下級則會投其所好，而掩蓋事物真正的本質。普通人過於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則顯得為人膚淺，也容易開罪於人。所以要忍耐住自己的情緒，不要過多地暴露出來。
西漢時的竇嬰，是孝文帝皇後哥哥的兒子。漢武帝建元二年，他被封為魏其侯，他喜歡蓄養賓客，天下的遊士都歸奔他。當時，桃侯劉舍被免去宰相的職務，太後多次向皇上說竇嬰：“魏其候喜歡沾沾自喜，行為不定，很難擔當得起宰相的責任。”於是最終沒任他為相。
晉朝的謝安，孝武帝時任尚書和太保。太元八年，後秦的行苻人侵晉國，謝安派他的侄子謝玄去退敵，在泥水把秦軍給打敗了。捷報傳來，謝安依然神情自若地和客人下圍棋。客人走後，謝安走進屋裏，過門檻時，卻因高興過度，把木鞋的齒都折斷了。
喜怒都是人類的情感。當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怒自然而然產生了。發怒不僅傷身，在為人處事的過程中，一個易發怒的人也難於和他人合作。曆史上也有不少因發怒而給自己或他人造成巨大損失的例子。當然任何事物有利則有害，有弊也有益，怒有害於身心健康，有害於友情，有害於事業，但它也有有利的一麵。《獨異誌．華論》中記述了華論給一位郡守看病，診脈之後，沒有給他開任何藥方，而是曆數該人的罪責和過錯，把郡守大罵了一頓，拂袖而去。郡守大怒，氣**胸腹，誓不饒華佗，不想一怒之下，吐出了大量黑血，過了一段時間，病反而好了，這才知華佗醫術之高，是用激怒之法，治好了郡守的病。
怒計在兵法中也常常使用。東漢光武帝建武5年，命令王霸和捕虜將軍馬武率兵攻打駐守在垂惠的豪強周建，蘇茂則率幾千人增援周建，另外派精良的部隊去堵截馬武的糧隊。馬武隻好前去救糧，周建則出城與蘇茂聯手夾擊他，馬武自恃有王霸的救援，作戰不精心也不賣力，結果戰敗。馬武的兵上跑到王霸那裏去救援，王霸卻說：“現在敵軍士氣高漲，我要出兵，還不是和你們一樣慘敗?你們回去憑自己的力量去死命抗戰吧。”王霸閉門困守，就是不派援兵，這一下可激怒了馬武和他的隊伍，他們嚴加修整，準備再戰。而王強的將士們不願讓馬武的部隊孤軍奮戰，紛紛向王霸請戰，王霸則自有其道理：“蘇茂部隊兵精將良，作戰英勇，我軍將士對此都有恐懼之感，而馬武和戰軍相互依賴，互相指望，不能一心一意奮勇作戰，必敗無疑，現在我軍拒而不援，馬武因為沒有援軍，反而增強了戰鬥的勇氣，我們再共同作戰，才能勝利。”王霸激怒了馬武，也才使他們贏得了勝利。
隻要善於引導，怒也是助人成功的一計，所以對怒我們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行。
身居高位的人，凡事不能容忍，動輒發怒，那麽就會遺過於下麵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顧禮義，卻逞強發怒，一定會冒犯上位的人。隻要有一方不知製怒，而輕易發作的話，後果都是貽害更多的人。
唐太宗貞觀2年，河南有個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亂講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張蘊古去察訪此事。張蘊古察訪後上奏折說李好德確實有病，而且有檢驗結果，不應當抓起來。治書權萬紀上書彈刻張蘊古，因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說是張蘊古討好順從他，考察之情也不會是實事求是。皇帝很生氣，在街上把張蘊古殺了。後來此事為魏征處理，皇帝暗地裏很後悔。由於自己一時的怒氣，不詳細核實，不作認真細致的調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過於輕率了。這是不忍怒氣的後果，人一發怒，出於一時的激憤，做事就有可能過火，等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時已晚。就在同一年裏，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為流州刺史盧祖尚文武雙全，廉直公正，征召他進朝廷，告訴他：“交趾久久沒有得到適當的人去管理，現在需你去鎮撫。”盧祖尚行禮感謝後出來，不久就感到後悔，他托病推辭。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讀詔書，盧祖尚堅決推辭，皇上非常生氣，說：“我派人都派不出去，還怎麽處理政務?”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殺了，但很快又感到後悔。魏征對他說：“齊文宣帝要任青州長史姚愷為光州刺史。姚愷不肯去。文宣帝氣憤地責備他，他回答說：‘我先任大州的官職，隻有功績並沒有犯罪，現在卻讓我擔任小州的官職，所以我不願意去。’文宣帝就饒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說：“盧祖尚雖然有失臣子的禮義，我殺了他也太過份，由此看來，我還不如文宣帝呢。”馬上命令追複盧祖尚蔭庇子孫任官的權利。
唐太宗認識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過於急躁，連殺了兩位臣子，悔恨之意溢於言表。盡管他知錯能改，但畢竟有些事情是無法補救的。正是出於怒能造成嚴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許多人都下功夫去研究製怒的辦法。很多人發現製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應該抑製憤怒情緒的發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團結他人，以利相安和諧，以利國家社會安定，以利事業發展。在極特殊的情況下，也完全可以以怒為計，震攝敵人，激怒放人，以便戰勝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