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李世民《貞觀政要·卷二·論任賢》
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的鼎盛時期，經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四年。在此期間，中國社會在封建體係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
康乾盛世時期，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清朝政府統一蒙古、東北、新疆、西藏、台灣，奠定了如今中國的版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通過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火耗歸公等一列改革和發明推廣禦稻、雙季稻等高產作物 ，增加了國家的收入，減輕人民的負擔，中國人口連破三億，為中國人口大國打下基礎。 廢除賤籍製度，解放了社會最底層的百姓，改變了他們子孫代代不得翻身的命運。
但是盛世局麵下隱藏著巨大危機，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衰敗之象逐步顯露出來，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封建統治者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盛極而衰。
關於康乾盛世的說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宣布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乾隆帝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此外，除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此有專門論述之外，當時官員使用“盛世”一詞也較多，如：清政府在統一新疆全境後，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乾隆帝：“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淩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
“盛世”、“全盛”等詞匯經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現，並在乾隆時期的社會輿論中逐漸形成“盛世”意識。“康乾盛世”的這種曆史記憶逐漸成形，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並流傳至今。 20世紀以前，對康乾時代的評價主要是在這種傳統的變易史觀下展開的。首先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對盛世這種政治局麵的追求和標榜。到乾隆時期，財富積累，軍功強大，特別是以平準戰爭的勝利、統一天山南北為標誌，清朝強盛一麵展現得更加充分，盛世一詞也更是經常被皇帝、大臣們反複提起，“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世。”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很容易被盈庭稱頌，廣為流傳，成為一種統一的政治話語。盛世意識由此逐漸形成。
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製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 乾隆時期鴻講學術，然而他的開博學鴻詞科不過粉飾太平，由於限製過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詞科。 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
清初的文人學者，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麵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乾時期由於人口政策的失誤，導致巨大的人口壓力，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當時人們通過圍湖造田和為圍河造田，來開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毀塘、填溝、截河、占用河道造田、與水爭地，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這不僅摧毀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設施，而且釀成了更大的生態災難。還有因為種植方式的問題，正在引發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導致了乾隆年間出現大範圍的江河湖堰淤塞。當時清人汪士鐸也感慨到環境破壞帶來的災害。 東南沿海一帶，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劇增之後，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開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發展老路。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區，如杭嘉湖一帶，也已經是生態崩潰。
康熙年間，黃河十年九災，黃水所到之處，人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當時的徐州籍狀元李蟠寫了一首《流民歎》。老百姓是“賣兒博一飽，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離，死別亦頃刻。山東禮儀鄉，寧死不為賊。青齊九點煙，忽化為鬼國!”而當官的呢：“百萬發金錢，千艏資稼穡。司牧者誰子?充囊營貨殖!”對此極不公平的現象，李蟠大聲責問道：“誰實秉國鈞?毋乃民之螣!”
康乾盛世對於上層社會生活來說是豪奢。而底層的人民來說則是普遍貧困。當時的中國官員對於吃飯十分奢侈，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許多道葷菜，而大眾則是吃糠咽菜。
喬治·馬戛爾尼是英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曾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於1793年抵達中國，欲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卻無功而返。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正式任命馬戛爾尼為正使，喬治·斯當東為副使，以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出使中國，這是西歐國家政府首次向中國派出正式使節。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13124磅，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文明。
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國使團乘坐一艘六十門炮艦“獅子”號和兩艘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隨行船隻抵達天津白河口，之後換小船入大沽。奉命在此等候的天津道喬人傑和通州協副將王文雄上船迎接，並準備菜蔬酒肉迎接。使團進入天津，受到直隸總督梁肯堂的歡迎。
8月9日，使團離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與中國禮部官員發生禮儀爭執。9月2日，又離北京赴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帝，途中參觀了長城。9月13日，使團抵達熱河，向中國政府代表和珅遞交了國書，並同其就禮儀問題再度發生爭執。最終雙方達成協議，英國作為獨立國家，其使節行單膝下跪禮，不必叩頭。
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見使團，馬加爾尼代表英國政府向其提出了六個請求，要求簽訂正式條約：
1.請中國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寧波、天津等處登岸經營商業。（按：珠山即今之舟山）
2.請中國按照從前俄國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子，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
3.請於珠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貨物且可居住商人。
4.請於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英國商人自由往來不加禁止。
5.凡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請特別優待賜予免稅。如不能盡免，請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稅率從寬減稅。
6.請允許英國商船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外征收。
同時，英國使團向清政府贈送了一批國禮，其中包括：前膛槍等武器、望遠鏡、地球儀等天文學儀器、鍾表和一艘英國最先進的110門炮艦模型。對於英國人在大型禮物上的擺譜，清廷工匠、官員認為天球、地球之類的與清宮所陳列者並無差別，而裝飾反而不如中國，玻璃掛燈也與圓明園中者無異，所謂需要專人裝配的鍾表，其方法“並無（早前所宣稱般）奇巧”，和北京城內鍾表匠的作法相同。乾隆在看到禮物之後，覺得英使不過是誇大其詞，因為“所稱奇異之物，隻覺視等平常耳”，馬戛爾尼本人也稱吾乃大駭，以為吾所攜禮物若與此宮中原有之物相較，必如孺子之見猛夫，戰栗而自匿自首也。
乾隆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隻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帝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複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幹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馬戛爾尼以書麵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準行。馬戛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由於上述請求涉及割地和免稅，因此清政府嚴正拒絕。
喬治·馬戛爾尼認為：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
喬治·馬戛爾尼認為“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
喬治· 馬戛爾尼來中國以後，對中國各地進行觀光遊覽，記錄下來大量筆記。通過這些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以及人民生活。在覲見乾隆的路上，他發現沿路的小鎮使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國的疆土之中。可見，當地或許不富裕，但也並不貧窮。而且，馬戞爾尼在這裏，誇獎了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很有素質。 在江南，馬戛爾尼還遊覽了揚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使他感覺帶揚州商業繁榮； 杭州人民富裕； 而常州雖然不如從前那麽富裕了，但依然是一個很有情調的江南小城 [49]。馬戛爾尼還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裏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同時馬戛爾尼也指出當時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例如貧窮、饑荒 、棄嬰 和民變、兵禍等，都造成了社會的動**不安。——《乾隆英使覲見記》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周思源先生在中國文學館的演講《如何正確看待康雍乾三世》中說到：要想正確地評價康雍乾三代的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應當將其置於世界曆史的總坐標中。著名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公元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之中。而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500年前後，各種族集團之間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周思源先生認為：我們不能將後來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都歸咎於康雍乾三帝。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以大量事實證明：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經濟、教育製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經處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相比，落後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實力遙遙領先，而歐洲則剛剛起步，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發現自己的弱點和別人的優點，進行趕超。但明朝末年政治動亂、農民起義和清兵入關改變了曆史的進程。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統治以後，中國要發展也來得及，但遺憾的是，清朝統治者使中國失去了整整250年，而關鍵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周思源先生說：製度是否進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康雍乾的一係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皇權，使數億臣民俯首貼耳聽命於皇帝一人，使各級臣工絕對服從上司，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鴉片戰爭後中國屢戰屢敗，表麵原因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實際上清朝這種極端落後的封建專製製度才是根本原因。
周思源先生認為：最主要的就是一個：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極端專製製度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舉國奴性泛濫，尤其是使得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噤若寒禪。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說：“扼殺中國人思想活力由來已久，秦始皇、漢武帝就幹這種勾當。自從中國有了封建專製主義，中國人就在被迫做奴隸和奴才，逐漸形成國民的劣根性，而且時間久遠，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錮，也有書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禍。問題是清朝的文字獄比秦漢、比明朝要嚴重廣泛的多之又多，時間也長得多，不但規定苛刻，而且麵廣，動輒斬首、棄市、淩遲、門誅，甚至滅九族，連已經死了多年的都要開棺戮屍。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曆害殘酷，時間長達100多年。康熙五十年，已經“寬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將真實記載南明政權年號以及記載明太子死於獄中的戴名世定為“大逆”之罪，擬將戴名世淩遲，弟兄叔侄處斬，妻女給功臣家為奴，給其書作序者絞刑。過了兩年，康熙“法外施仁”，“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兩個重要人物已故，開棺戮屍；作序者、出錢刊印者和看過此書未首告者統統問罪，牽連族人、門生、朋友及其親屬三百餘人，其中有平日與他論文的尚書、禦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獄造成的影響決不僅僅止於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親友，而是全民性的災難恐懼。
周思源先生說：雍正六年發生了曾靜企圖策動陝甘總督嶽鍾琪反清事件，曾靜被捕，招供說自己受了呂留良著作的影響，這時呂留良已死了45年，連其子呂葆中也故去，結果此案定為“大逆”。呂留良父子開棺戮屍，另一在世兒子斬首，其餘叔伯、兄弟、妻妾、兒女等均受牽連一一治罪。呂之門人嚴鴻逵戮屍梟首，嚴的門人沈在寬因刊藏呂留良著作有4人被斬首。
周思源先生說：文字獄最厲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個清朝160餘起文字獄案中，乾隆時期就有130餘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之多和他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清查禁書有密切關係。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書而被殺。乾隆時期文字獄的主要案犯，被處以“大律論擬”的就有47例，生者淩遲，死者戮屍，親屬男15歲以上皆斬，15歲以下及女性給功臣家為奴。甚至連張廷玉、沈德潛這些備受乾隆恩寵的重臣，一不留神都會大禍臨頭，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說了。整個朝廷上下都是一種精神萎靡的狀態，這樣的朝政還能盛世嗎？
周思源先生說：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時期，不但對清朝統治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和朱理學相抵觸的書籍也不得超生。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查和毀書24次。乾隆一代，全國禁毀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中國落後於西方自然並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躍得多，出現了不少進步思想家，如王陽明、李贄、黃宗羲、東林黨等。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麽殘酷嚴密的文字獄，而讓明朝已經初步活躍起來的思想界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那麽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完全有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問題，尋找到對策，而不會失去整整200年。
周思源先生說：康雍乾之際，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人才資源，完全可以在幾十年內迎頭趕上，比乾隆末期還要晚70年的於1868年開始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一例。康雍乾三世，世界發生了許多推動曆史前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發明。牛頓於1687年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富蘭克林於1753年發明了避雷針及電學理論；瓦特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卡文迪什於1781年證明了水是由兩份氫和一份氧組成的。1662年英國國王查理二世頒發特許狀，成立“促進自然知識的倫敦皇家學會”。四年以後，一個科學院在法國成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環境有利於產生大量的思想家、發明家，而康雍乾時期的中國則根本不允許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會有思想家、科學家了。有的西方學者指出，當時的中國屬於表麵繁榮而實質停滯，西方則暫時還貧困卻在迅速發展。事實上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隻不過是明末以來的一種恢複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提高的。從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僅僅50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歐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國一下被拋到後麵了。
周思源先生說：明朝永樂（1403—1424）年間，中國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最強大的艦隊。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有幾次多達二萬七千人，遠達東非。明朝末年軍隊已普遍使用火器，在造炮技術和火槍質量上與西方沒有多大差距。而康雍乾三代這100多年的耽誤，徹底淪落於被動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周思源先生說：20世紀中國的巨大變化充分證明康雍乾三代的嚴重失誤。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無例外地證明，社會生產力的任何曆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於思想解放、思想認識上的大提高。沒有歐洲的文藝複興就不會有歐洲的工業革命，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兩次巨大飛躍都源於思想解放、思想認識上的大提高。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最偉大的功績就是將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的積極因素，從康雍時期幾乎徹底失去並將落後因素發展到極致的奴性中解放出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重新被激活和大大發揚了，而且引進了許多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席說：中國人民有決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之所以在那麽困難的情況下研製出“二彈一星”，是因為中國人在民族精神上掌握了“二彈一星”，中國人從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複興之路。
清史專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時，也曾指出其四方麵消極因素：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稱之為“盛世的陰影”。並對對周思源作出了反駁，指出“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製的封建製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麽‘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曆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同時指出清初大概隻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複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中國人民誌願軍、著名作家魏巍認為康乾時期不足還表現：在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製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當時的人口問題、物價持續上漲、閉關自守、限製工商業發展、蔑視科學技術等均持有否定意見。
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
乾隆年間詩人魏來朋在《鬻子行》寫道：濰北邑當丁醜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寧甘下賤為人仆。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易中天先生認為：不過帝國製度徹底毀滅前的回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曆史學者、作家張宏傑認為：乾隆盛世是傳統中國的巔峰，但光鮮的外表卻掩蓋不了內在的腐爛。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培養出來的民眾隻能做“奴隸”，自私、麻木、冷漠、對公共事務毫不關心；屈服於皇權**威的官員們用貪腐侵蝕著帝國的肌體；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打斷了士人的脊骨，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沒能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