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苗苗
十三年前我師範畢業，分配在縣城的一所小學教書。縣城離家三十多裏路，不能每天回家，就住學校的單身宿舍。想著父母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風吹日曬雨淋，泥土裏刨得的糧食換的錢，都給我們兄妹五個交了學費，90年代了，舍不得穿一件新衣，買不起一台黑白的電視機。我把每月總共一百一十三塊半的薪水分成兩份，八十元交給父母親，三十三塊半留給自己作生活費。好在學校裏有食堂，如果不求吃好，吃飽飯總是沒有問題的。日子雖然清苦了些，但是學校背靠村莊，麵臨小河，校園裏綠樹成蔭，花草茂盛，環境宜人。尤其是晚上，校園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在宿舍裏看看書寫寫日記，或是到河邊走走，看看夕陽晚炊，日子，過得悠閑而舒心。
昔日的同學和村裏的鄉親偶爾來縣城辦事，總忘不了到學校來走走。三表叔也常來，每次他都說說花妹。花妹是他最小的女兒，我小時候的同班同學，初三中考後我去外地讀了師範，她又連續兩年參加中考，都沒有考取，因為實在受不了畢業班那種緊張的學習，不讀了。三表叔家境比較好，幾個兒子個個身強力壯，責任田的農活當然不在話下，就在家裏開了個煙酒店。三表叔說不讀就不讀吧，回來也是個幫手，不能幹農活還能在家看看店。在那個人們去鄉裏的供銷社來回也要三個鍾頭的年代，三表叔家的店也確實紅火了兩年，光看他家那當時在村裏很稀罕的四間青磚紅瓦房，就夠人們羨慕的了。花妹坐在店裏，穿著光鮮的衣服，從售貨的窗口露出的臉也似乎比以前白了很多。但後來這店就越來越不景氣，人們買東西，都喜歡到縣城，最不濟也要去鄉裏的集市，因為集市裏超市開了好幾家，就是不逢集的日子，也能買到稱心的東西。店裏有時幾天都不開張，用不著專人在那裏看著了。可是沒有摸過鋤頭，田裏的活幹不來，花妹在家難免胡思亂想，這就成了三表叔的心病。三表叔說，你看能在學校裏給花妹找個臨時工幹幹也行啊!當然，我不會給花妹找臨時工幹的——我哪有這份能力呢?想來想去，覺得還是考學校吧，這我能幫上忙，再說，花妹曾經連續讀過幾年初三，雖說丟下兩年多，基礎應該還是有的。
花妹住進我的宿舍，是那年的四月份，三表叔說，花妹就交給你了，將來要是能有個出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的恩德。二十歲的我感覺到了肩頭重重的——一種被人信任和看重的責任感和自豪感。我托人在一所職業中學給她報上了名，找來初三的課本和複習資料，製訂了學習計劃，我們一起開始了緊張的複習。我上班的時候，花妹一個人在我的宿舍裏複習，下了班，我去食堂買來飯，有時還要請食堂的師傅給她單獨做點好吃的加強營養。晚上，我們一起到校園裏，或是去河邊，把她白天遇到的難題我們一起研究，需要記憶的內容，我提給她背誦。雖然三表叔有時也送點吃的來，但鄉裏鄉親的，我怎能總收他的東西呢?父母告訴我，吃虧是福，好人總會有好報的。從四月份到六月份中考前那段時間，我幾乎沒給父母錢。花妹說，再考不上學校，最對不起的人是我，所以，花妹也學得特別用功。蒼天不負有心人，接到揚州農校錄取通知書的那天，花妹喜極而泣，我也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肩頭的重擔終於卸了下來。花妹臨去揚州讀書之前，三表叔放了長長的一掛鞭炮，請我去他家吃飯，千恩萬謝，說得我臉紅，幾乎喝醉了酒。
花妹每次從揚州回來，幾乎都是先到我的學校，然後我們騎一輛自行車回家。出現在我麵前的花妹打扮越來越時髦，大城市生活也在她的身上留下了越來越多的痕跡，依然如學生的我漸漸地有些相形見絀。花妹讀書的最後一年，在縣城裏談了個男朋友，是有工作有房子的獨子，她不再來我這裏。畢業的時候，她經過努力，分進了縣城的農業局，不久就結了婚。
我也結婚了，老公是同村青梅竹馬的男朋友，也是曾和我、花妹同班七年的同學。老公的父母是種了一輩子田老實巴交的農民，含辛茹苦地供兒子讀完了大學，在我們結婚的時候就再也拿不出一分錢。我們也就無法張口向我們的父母要錢，憑著我的一點積蓄，又借了一點錢，買了簡單的日常用具，學校的單身宿舍成了我的家。
一年後兒子的到來，給我增添了無數的歡樂。然而，那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卻再也容納不下我們一家三口人的吃住了。買房，成了我當時的最大心願。省吃儉用了幾年，離買新房還差的很遠，即使是買二手房也得借一些才行。親朋家裏能借的都借過了，還差兩千元，我想到了花妹。找到了花妹的辦公室，她說：行，你明天來拿吧。第二天再去，她說：唉呀對不起，忘了，明天吧。明天再去，花妹不在，同室的人忿忿地說：你別等了，人家說不知你猴年馬月才能還，看你來了躲出去了，什麽狗屁朋友!我尷尬地笑，對那忿忿不平的同室說，噢，也許她也有難處。
從那間辦公室出來的那一刻，被人嘲弄和輕蔑的感覺讓我熱淚盈眶，想到當年三表叔和花妹的千恩萬謝，我像世人常說的那樣對自己說：良心——良心值多少錢?!
後來我終究買了那房，欠下的錢也早已還清。當年的事還清晰地印在腦海裏，但我再沒追究過良心的價值，隻是依然固執地憑著良心教書，憑著良心生活——感覺，依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