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重申了它的觀點：蔣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國的真正代言人”。國民黨“政府”也聲明，恢複大陸中國人的自由的“神聖使命”應當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實現。於是，蔣介石就放心地長期等待下去了。
蔣介石的生命行將結束。他不得不由人抬著走動或坐輪椅在屋內活動。他已經成了一名隱士，平時隻見自己的兒子、妻子，有時也見一見他的高級助手。
直到撤離大陸以前，蔣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動**不安的。
在台灣他過著背井離鄉的生活，但相對來說，生活要平靜和穩定得多。
在他的統治下，台灣成了一個值得稱讚的地方，這不是因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為它的經濟繁榮，發展迅速，相對的滿足以及保持了中國傳統的文化遺產。經過拚命爭奪而得來的台灣這一小塊土地才是蔣介石擁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說的那樣，台灣的發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勞作的台灣人民的成就。這一點是不難看出的。然而，這樣說也許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個總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級軍官的得失成敗而有權利得到榮譽或別人責備一樣，台灣的成就最終也應該歸功於蔣介石。
蔣介石在台灣的狀況是十分異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用法律上的術語來說，那是沒有先例的。
大陸解放以後，他帶著殘餘部隊及其追隨者們，來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統治達半個世紀之久，並且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已承認為中國領土的台灣島進行避難。這樣就有了兩個中國“政府”。
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不可否認地控製著除台灣島和少數沿海小島以外的所有中國領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可否認地控製著台灣，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
實際上就是出現了兩個中國。但是，不論是共產黨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願意考慮這個問題。
整個世界都認為北京政權的主張是不難理解的。在局外人看來，蔣介石對大陸主權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無禮的。然而，從權力的角度來講，蔣介石的主張有必然的邏輯性。因為如果他不堅持這個主張的話，國民黨如何統治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呢？他隻有堅持這個主張，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堅持這一主張的過程中，他從無半點的優柔寡斷，並且宣稱他能夠“證明”他在台灣保護了自己的權力，根據這個荒唐的邏輯而製定的鐵一般無情的法律和一係列類似的反常事情隻好持續下去。由於台灣人口的發展，1975年達1600萬人，在這個小島上隻好有兩個“政府”，一個管理全中國，另一個治理台灣省。
1947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開始了第一次大選，這是一次沒有結果的選舉，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隻不過是一次非正規的演習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員都投奔了台灣。坐鎮的立法官員皆為老年人，年複一年，直到他們老死。他們宣稱自己代表著久已失去聯係的大陸各省的遠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數台灣人民在這個“國家的”立法過程中實際上沒有發言權，他們最多隻期望能在省級政府中謀個一官半職。1972年年底的部分選舉給老年化的立法機構注入了一點新鮮血液，但直到這時為止，那些明顯的異常狀況並沒有多大改變。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一個被外界喜愛或驚歎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實的。從另一方麵來看，有一點是絕對真實的，即蔣介石枯萎的權力寶座和國民黨的最後一塊避難之地。否認這個不真實的現實，就意味著要通過放棄這個權力基地而讓位。
況且，蔣介石已經度過了那個另有圖謀的辭職階段。他來到了台灣，並且要在這裏待下去，直到時間宣布他死亡為止，或者將來有一天一些未能預見但並非不可能的形勢會恢複他合法的南京政權。
蔣介石的希望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而達到了**，也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涼了下來。
他與美國簽訂的《安全條約》曾保護過他的台灣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這一基地。從此以後，他的希望隨著每一次國際危機的到來和聽到來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變得恍惚不定了。
對蔣介石來說，這些時刻比任何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破紀錄數字更有意義。
1955年1月出現過一個這樣的時刻。當時，中共派了一些戰艦和飛機在大陳島北部的江山島登陸。國民黨守備軍隊的720人全部戰死。
在中共對大陳島進行大規模的轟炸之後，周恩來於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灣，在此期間不允許聯合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進行幹涉。同日，艾森豪威爾總統以他的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身份請求國會采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擊退共軍在台灣海峽的進攻。
“國會”授予了“總統”所需要的權力，蔣介石也相應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邀請中共派代表參加停火談判並遭中共拒絕以後，這場危機也就結束了。
令蔣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證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國家中還是有一定影響的。誠然，國民黨“政府”被排除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於1955 年2月25日在馬尼拉簽署的《東南亞防禦條約》之外，但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於3月23日又繼續前往台北進行訪問。
在台北，杜勒斯與“大總統”蔣介石、“副總統”陳誠、“行政院院長”俞鴻鈞以及“外交部長”葉公超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分析了共同防禦條約的含義和用途。在長達一天的談話結束以後，杜勒斯於臨走前發表了一份新聞公報。他在公報中指出，金門島和馬祖島與“台灣的安全有關”。
無論如何，這對蔣介石來說也算是一種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於共軍的猛烈空襲，蔣介石已命令軍隊撤離了大陳島。
但是，根據美國國務卿的宣言來看，要國民黨放棄金門島和馬祖島是完全不可能的。
盡管共軍在3月份又發動了進攻，但蔣介石加強了守備部隊的力量，僅在金門島一地就屯兵6萬。然而，情況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稱他們又從北朝鮮撤出6個師的兵力以對付這場戰爭。蔣介石的海上觀察員和大陸情報人員報告，共軍已在台灣對麵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蔣介石說在2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情況已經“相當明確”，美國是會保護這些島嶼的，並說無論如何這些島嶼是決不會斷送的。
當蔣介石得知周恩來在亞非萬隆會議上獲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時，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變中所受到的侮辱，這使他惱羞成怒。
錫蘭(1)總理約翰·科特拉瓦拉閣下在自以為公正善良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他建議：
馬祖島和金門島應當立即轉交給共產黨政府；美國第七艦隊應撤出台灣海峽；蔣介石應當“光榮地退休”；聯合國或科倫坡集團應當托管台灣5年，托管期滿時應由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是歸屬中國領土還是獨立。
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共通過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釋放非法扣押的美國空軍人員和其他人質，以此來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誠意。
但是周恩來隻宣布，台灣的未來將在中國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之後由聯合國來處理，周公開聲明他為解決蔣介石的地位問題提出了一個“合理”的方案。
蔣介石感謝周恩來在20年前的西安事變中進行周旋使他恢複了自由，但他決不會允許共產黨的總理通過這個“合理”方案來罷免他的官職。他的“政府”宣布不準備參加與中共的談判。
在經受了這些失望和挫折以後，再加上馬歇爾使團的失敗，對1949年白皮書的不滿以及對朝鮮戰爭所抱希望的迅速破滅，美國和蔣“政府”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和睦相處的階段。
美國正在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建設慷慨解囊。雖然聯合國每年都在為中國的代表權問題進行辯論，但每年都有絕大多數的國家願遵循蔣的美國盟友的意見行事。
不久，突然爆發的一種強烈的反美情緒打破了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軍的一位軍士長羅伯特·雷諾因為殺害了一名30歲的中國人而被控告，但結果卻被判無罪，據說受害者是透過窗子偷看了軍士長的妻子在沐浴後的**，雷諾夫人在吃驚中對丈夫大喊一聲，雷諾先生立刻衝出房去，向這個人開了兩槍，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訴到法庭，但雷諾否認這一控告並辯護說，他是因為害怕這位闖入者會對他動手。雷諾在被宣判無罪之後帶著妻子和孩子悄悄地從台灣溜到了菲律賓。
由於這一無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眾聚集到美國使館外舉行抗議，並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國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來絕食抗議，手裏還舉著一個寫著“要求正義”的牌子。當瘋狂的人群扯下美國國旗並將它撕成碎片時，警察卻若無其事地袖手旁觀。“美國使館”建築物上麵插上了國民黨的旗子。人群闖進了“大使館”，拚命地摔打桌椅並將鋼櫃從窗子裏扔了出去。美國汽車和貨車被點燃，大使館也燃燒起來了。但是，不一會兒火就被撲滅了。結果大約100多名“鬧事者”遭到拘捕。
蔣介石的堅強保護者、美國大使蘭金對此表示強烈抗議。
蔣介石寫信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先生，對此表示“深感遺憾”，並且保證這件事情的發生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釋為反美主義”，而是群眾對雷諾的無罪判決普遍表示不滿而已。
結果，三名高級警察和部隊軍官被解職，並且蔣介石政府還答應補償一切損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機會通過報紙和電台進行宣傳。北京的一家電台說，“美國人把台灣人民當做任意擺布的奴隸和炮灰”，“一切愛國力量應該團結起來，把美國侵略者趕出台灣”。
然而，長期的實踐證明，蔣介石的評價是正確的，公憤的爆發不過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決不會重演。
翌年，一場新的更不平靜的金門島危機爆發了，這一危機攪亂了蔣介石的黃粱美夢，並表明他還得繼續依賴美國的幫助。
1958年8月23日，共軍的炮兵連在兩小時內向金門島發射了5萬發炮彈。在隨後的5天裏，每天平均發射的炮彈為6萬發，到該月月底時，傷亡人數約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無辜的平民。食品、彈藥和其他供應品迅速告急，蔣介石立即向美國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國第七艦隊便護衛國民黨戰艦往台灣運送物資。其他供應品則由國民黨的運輸機空投。
11月1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發表了一項聲明，宣稱如果共產黨占領金門島，這場戰爭就會沒個完。“它是武力占領計劃的一部分”，他說，“這一計劃將摧毀西太平洋地區所有自由世界的陣地，並將它們置於與美國和自由世界作對的政府手中。”他還譴責蘇聯與中共並肩作戰。
幾天以後，周恩來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張。
這場危機戲劇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這時金門島的居民們已習慣了每天的炮轟。9月30日杜勒斯宣稱，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國政府將同意國民黨撤離近海島嶼。此後，金門島的緊張局勢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暫停炮轟，20日又開始了炮轟，隨後便逐漸減少了。很明顯，如果蔣介石希望依靠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敵對情緒的話，那麽他將會感到失望。
事實上，美國已經於9月中旬通過集結軍事力量（《紐約時報》把它描述為“曆史上最強大的海空戰鬥力量”）而使戰爭變得不堪設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蔣介石在台北主持召開了有國民黨和美國軍事代表參加的會議。美國駐太平洋地區軍事總指揮阿德麥羅·菲爾特以及蔣“總統”的“行政院”院長陳誠將軍出席了會議。
一個月後，從10月21日到23日，美國國務卿飛往台北與蔣介石舉行了會談。最後公報使美蔣雙方都鬆了一口氣，但並沒有給雙方帶來完全的滿足。公報提到了團結一致。美國政府重申了它的觀點，即蔣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國的真正代言人”；國民黨“政府”也聲明，恢複大陸中國人的自由的“神聖使命”應當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實現。
於是，蔣介石就放心地長期等待下去了。
這兩次金門島危機事實上已經證明蔣介石及其政權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製約了。然而，生活確實提供了禮儀上的補償。其中最令人滿意的一次發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蔣介石歡迎艾森豪威爾總統到台北，他們雙方相互祝賀，並談到了有關“長期友好”問題。
蔣介石在美國的限製和保護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對中共發動戰爭，於是便發生了一些空戰和海戰。在這些戰鬥中，擁有美國裝備的國民黨部隊時而也對大陸領土發動空襲，並經常向大陸空投“遊擊隊”和破壞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廣東省。他們分散在鄉村，試圖建立基層反共組織，但始終沒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時常發布國民黨特務被處死的消息。國民黨“政府”經常宣布“遊擊隊”的成功，但有時也承認失敗。例如，1963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情報局承認，中共在各次小規模衝突中共打死國民黨“遊擊隊”員172人。幾天以後，北京又宣布5名國民黨特務被處死，另有10名被關押在廣州和廣東其他城市的監獄裏。當年年底，關於國民黨在浙江、江西、福建、雲南和海南島等地的“遊擊隊”活動的情況有許多報道。
蔣介石的一支“遊擊隊”的活動引起了一場數年之久的特殊爭論。
他們是國民黨的一支殘餘部隊，大約1.2萬人。1949年，他們越過了雲南和緬甸之間的邊界。
當時，毛澤東的部隊正在華南作戰，1953年12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國民黨在緬甸的活動，並要求緬甸政府報告國民黨的一切違法活動。在與緬甸經過5個月的協商以後，蔣介石同意將其軍隊撤出緬甸領土。
1954年5月30日，這支部隊的司令李彌將軍宣布自己的指揮權已被解除。近7000名國民黨軍人途經泰國回到了台灣，一切費用均由美國負擔。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在撤退的軍人中有1400名隨從人員，觀察員們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軍人中，多數為年齡很小和年齡很大的軍人。留守下來的都是身強力壯而且好戰的士兵。
盡管叢林裏疾病盛行，缺乏適當的醫療措施，但仍有強大的物質刺激使他們待在他們的所在地。他們通過精心看管的罌栗園走私鴉片，從而獲得了可觀的收入，並且由陳納德將軍的民用航空運輸公司支付從台灣運送進口武器的費用（起初是征得泰國同意的）。
毫無疑問，國民黨殘餘部隊從事有利可圖的鴉片貿易達數年之久，但唯一的疑點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蔣介石“政府”同意他們這樣幹的。
1973年夏末，我在倫敦接到了一些有關這個方麵詳細材料，這些材料表明，國民黨“政府”本身也參與了在緬甸、老撾和泰國交界的“金三角”進行的鴉片貿易。
事實上，我有理由相信國民黨在緬甸的這種秘密貿易後來發展得更快了。為此我曾給倫敦的《泰晤士報》寫過兩篇文章（它們分別發表在1973 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報紙上）。時隔一年，當我訪問台灣時，台灣“國防部”情報局矢口否認國民黨“政府”卷入了這場秘密的鴉片貿易。
他們說，國民黨人員從事的這些活動都是私下進行的，是被嚴格禁止的，一旦被發現就要嚴懲不貸。然而，國民黨情報局繼續在緬甸的一些不同城鎮保留著軍事基地。我毫無懷疑地認為，國民黨在這一地區還繼續從事許多“正常的”活動，包括收集情報，破壞中共的通信和軍事設施。
中國的內戰就這樣在小打小鬧中繼續著。
從中共的立場來看，這些空襲和遊擊活動不過是一件相當討厭的事情，僅此而已。
但在蔣介石看來，這些活動則幫助減輕了挫折，增強了鬥誌，加強了對大陸擁有主權的主張。
在這種不太令人滿意的情況下，蔣介石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結識並保持盡可能多的“自由中國”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動是異常主動的，多年來一直由一位博學而老練的人操縱著，此人就是葉公超博士。對蔣介石來說，獲得美國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並且美國支持他與尼加拉瓜和塞內加爾等反共國家發展關係。然而，年複一年，讚成保留台灣代表團作為“中國”代表的人數在不可避免地減少。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蔣介石加強了與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南越和南朝鮮就是明顯的例子，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兩個成員國——菲律賓和泰國也是如此。另外還有這一組織的兩名澳洲成員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隻要美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國務卿杜勒斯倡導的強硬政策，一切都將平安無事。
蔣介石知道，隻要這一政策不改變，他就可以依靠許多大小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或是美國的盟國，或是美國的附庸。
誠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國，它不久就承認了中共政府，但這並沒給英國帶來什麽好處。當然，不時出現的背叛行為也逐漸侵蝕著蔣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樂將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件事使美國和蔣介石大為震驚（大約兩年以後，蔣會見了埃裏克·周，表達了他對戴高樂的欽佩之情，同時也批評他削弱了西方盟國的勢力，蔣還突然補充道，丘吉爾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一一位西方領導人）。
但是，如果美國人自己也願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這是纏繞蔣介石的一個噩夢。
出於擔心，蔣介石於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國進行長期訪問，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國。
蔣夫人在一場接一場的講話中斷言，隻要美國向國民黨提供武器，國民黨就能獨自幹好“那項工作”，即“收複”中國大陸。
蔣介石在會見美聯社的斯坦利·M.溫斯頓時強調：
“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陸，沒有必要求助美國的軍隊。我們不想讓美國卷入任何戰爭。在中國大陸，它是我們和中共之間的事。一旦我們回到大陸，我們就有了足夠的力量。”
在蔣的家屬及顧問圈內，年輕時不易發脾氣的蔣介石現在常常對美國同盟者們的膽怯和不理解感到吃驚。他認為美國在越南戰場上的失敗以及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都是出於這個原因。杜魯門總統拒不聽取麥克阿瑟將軍提出的直接打擊鴨綠江對岸的共軍的建議，結果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隊在朝鮮吃了敗仗。
而今，他們還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樣的錯誤，因為他們未能炸毀河內，也未能摧毀越共主要的指揮中心。
當然，中國大陸仍然是很危險的，因為中共有了原子彈。一旦讓中國的勢力中心發展壯大，就會構成一種威脅。美國為什麽不理解這一點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這些核武器極易受到美國首先發動的進攻的破壞。然而，這一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這些都是蔣介石在家裏和辦公室常常爭論的問題。他保證將這些問題用合適的外交語言傳遞給白宮和美國國務院。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1966年4月，中國大陸爆發了無產階級“**”，這時蔣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那些被稱做“紅衛兵”的激進青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革命造反。
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後來又打倒了中央總書記、黨的優秀思想家鄧小平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前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蔣介石在遙遠的地方注視著這些動亂事態的發展，他更為關心的是這一形勢可能為國民黨提供宣傳機會，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觀察家猜測的那樣，蔣介石並不認為軍事進攻的時機已經成熟，況且當時還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
與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辭中宣稱：
軍事進攻現在是次要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加強政治準備，一旦中共因其內部衝突而倒台時，我們就能順利取而代之。他曆年的新年致辭都不像1967年的那樣有意思，他在攻擊大陸的報紙、電台和公共輿論時咒罵道：
今天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問題不再是軍事反攻大陸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了。因為自從大陸爆發“**”以來，以及隨著“紅衛兵”的出現，不僅毛澤東的神經已經崩潰，而且中共內部也出現了分裂與不和。今天反攻大陸的問題是如何收拾毛澤東留下來的混亂局麵，何時反攻大陸以及如何埋葬毛澤東已成為次要問題了。但是，這個所謂的次要問題並不意味著從現在起我們軍事反攻大陸的準備可以鬆弛一下了，並同時坐等毛澤東自取滅亡。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的反毛鬥爭中，政治手段顯得更為重要了。
一個月以後，國民黨中央新聞社宣布，為在中共動亂期間進行動員，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新機構負責計劃防禦策略，計劃國家建議以及“戰區”的政治管理。
國民黨由於依靠了自己的宣傳組織並巧妙地利用了共產黨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沒有為毛澤東發動動亂的實質所迷惑，像劉少奇這樣一位忠誠的老共產主義者被當做“走資派”或“反動派”。但是，在蔣介石看來，他們雖然被打倒了，但並沒有減少對共產黨的信仰。
蔣介石出任這一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對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一新的強大機構賦予蔣介石統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機關以及任命國內官員的權力。事實上，他依舊是一個獨裁者。
作為“國家元首”、國民黨總裁以及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各個領域的所有權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國民黨對人民進行的“政治教導”時期隨著1947年的選舉而結束了。
但是，隨著國內戰爭期間國民黨在大陸地位的惡化，1949年發布了戒嚴令，這一戒嚴令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憲法”引起了人們的爭論，因為1948年4月18日“國民大會”通過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緊急情況下有權采取他認為合適的一切行動。這一“臨時條款”還允許“總統”和“副總統”超過“憲法”第47條規定的兩屆任期而重新被選舉，而且還給予“總統”宣布“中共動亂期”結束的唯一權力。
事實上，直到蔣介石去世，他從未這樣宣布過。但是，如果一個不可能發生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好運把他和他的“政府”帶回到大陸的話，他很可能會判定，在明顯的抵抗結束多年以後，“動亂”並沒有過去。
事態發展的這一狀況自然會產生許多異常的和不公正的現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個事實是，台灣的大多數居民被統治在他們沒有參加製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動亂”根本就沒有他們的份。台灣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說：
自21年前國民黨政府流亡到台灣以來，任何企圖指出這一事實，即國共之間的戰爭已變成唇槍舌戰而不是軍事戰爭，並且這種局勢已變得相當穩定了；企圖促使“政府”麵臨並接受現實；企圖要求“政府”使局勢恢複正常並恢複國內自由；企圖建議台灣的政治前途應根據自決原則由台灣居民來決定，所有這些企圖都被“政府”當做天大的冒犯並作為叛亂來處理……
這段話（該文登在倫敦的《中國季刊》上，發表於1971年7月至9月）的作者是彭明敏（音譯）教授，台灣“國立”大學前政教係主任。他和他的兩個學生由於印製1萬份傳單而被捕。
這些傳單實際上是號召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政府”的傳單。
由於負責印刷傳單的人的揭發，三人於1964年9月同時被捕。1965年4 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兩名同犯分別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蔣介石大赦了彭教授。1966年，他的兩名學生的刑期也被減半。
無論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學者雷震因背叛罪被軍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發他的《自由中國》雜誌社職員中的一名前共產黨員。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組織了一個名為“改進地方選舉論壇”的反動組織。
1965年年底，一份受歡迎的雜誌《文星》因發表一篇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一件更令人憂慮的案子也許是1970年審訊從菲律賓被放逐到台灣的兄弟倆。他們分別被判兩年和三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被指控為在馬尼拉發表了支持共產黨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國記者在台旅遊期間，國際新聞協會為這兄弟倆求情。許多華僑注意到，在國外犯罪有可能在國內被判刑（為了對蔣介石表現出公平，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把這個棘手的案子移交給了蔣介石，所以他堅持把這兄弟倆放逐到台灣）。
台灣蔣氏父子控製了一切。蔣介石獨攬大權，蔣經國負責調查局，這是一個安全監視機構，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都沒有逃出它的手心。
盡管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指控最常見的是支持東亞共產主義，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參加或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能幹的台灣政治家高玉樹（1957年我見過他，當時他是台北市市長）於1960年參加了成立中華民主黨的活動，但他後來失敗了。
由於被告發犯有腐化墮落罪，他暫時被趕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地說，在蔣的統治下，台灣的經濟很快就繁榮起來了，這一點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於台灣本地候選人在社會事務和各種選舉中的地位戲劇性地得到了提高；由於在各教育機構強製性使用漢語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而實行的開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灣的獨立意識漸漸地減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灣的兩位領導人托馬斯·廖和曾萬福回到台灣搞獨立運動，結果失敗了。他們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後來因有悔改行為而受到寬恕，並準許回台。以後他們沒再受到懲罰。
盡管蔣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國”來標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獨裁主義的統治製度。在“中華民國”，存在著老百姓放棄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問題之外，如反共產主義、“總統”的個人評價或台灣獨立問題，台灣的新聞界是十分自由的，並常常譴責各級“政府”。
一般來說，外國的訪問者常常對台灣的這種輕鬆愉快的氣氛感觸至深。的確，在台灣隻要不參與政治，作為個人或家庭有可能並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滿幸福。從長遠的觀點看，其結果將是形成一個不關心政治的民族。
蔣介石允許有巨大的生產性自由的一塊領域是經濟，這也許是因為他對經濟不特別感興趣，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53年，台灣的工業產值中公共企業的產值占55.9%。到1974年，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業在這20年中則從44.1%增長到76.5%。在有助於台灣“經濟奇跡”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經濟自由的結合。罷工是受禁止的，但即使在沒有罷工禁令的情況下，不斷的經濟繁榮和家長式統治的結合也會使工人暴動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當然，經濟的成功還有別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裏，美國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和軍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個轉折點。當時，根據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並且鑒於已經取得的“健康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宣布，在美國財政年度歲末，美國將在6月份停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但是，軍事援助還在繼續。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政府”已經接受了36億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億的軍事援助，12億的經濟援助和價值2.5億美元的農產品。美國的軍事援助計劃在1965年以後仍在繼續執行。
從另一個重要方麵來講，1965年也是一個轉折點。那一年蔣介石“政府”決定將六年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其結果是把學生的畢業年齡提高到16歲，並標誌著台灣開始進入一個通過擴大教育而創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勞動力的複雜的技術時代。
10年以後，台灣開始出口電子計算器和彩電，並且自己製造了噴氣式飛機。到那時為止，台灣的外貿總額已經超過人口大於台灣50多倍的中國大陸。
1973年，台灣的工業增長率達到了22.7%這一驚人數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長率的一半（因為世界貿易衰退）。不過，台灣的工業生產仍以令其他先進國家妒嫉的比率繼續增大。
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台灣的人均年收入已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像在其他地區一樣，這種非凡的增長常常伴隨著物價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為基礎年，該年的城市消費物價指數為100，那麽1974年的物價指數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點，把1952年作為基礎年，那麽1974年的消費指數則為431。但是，這種比較是不精確的。如果把1952年作為工業生產的基礎年，1974年的公有工業生產指數為783.5，私有工業生產指數為3950.8。
台灣的經濟成就是十分顯著的，因為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繼續養兵60萬，並把60%的國民預算用於國防，同時人口也從1952年的800萬劇增到了1974年的1600萬。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況下，科學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專家為政治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當土地改革綱領的起草人陳誠將軍於1963年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的時候，蔣介石選擇了卓有成績的“財政部長”嚴家淦博士作為前“行政院”院長的繼承人。
此舉意義重大，嚴博士於1966年3月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以37票的微弱的數票獲得通過，這還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進國民大會進行投票之後才獲得通過，這表明北方籍的國大代表對蔣介石選擇另一個南方人作為自己的親密夥伴普遍感到不滿，因為嚴博士也是江蘇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專家治國論者是“財政部長”李國鼎和“經濟部長”孫運璿，他們指揮著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當蔣介石於1972年5月“推薦”他的兒子當“行政院”院長時，李和孫是被蔣經國保留下來的僅有的三個“部長”中的兩個。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1972年的變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那些變化標誌著台灣當地人在參與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煩的前台北市市長高玉樹被任命為“郵電部”部長。同年12月，“自由中國”舉行1947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選為台灣人候選人提供了機會，使之改變了他們在老化的國民大會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數的狀況（為了保持擁有大陸主權這一構想，可供選舉的席位隻有53個。新成員的選舉每6年舉行一次，然而，1947年當選的1376名代表都是終身的）。
1972年隻有一件事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蔣介石再次當選“總統”，並於5月20日宣誓就職。這是他第五次連任“國家元首”。
專家政治的有力發展對蔣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年複一年，台灣政府不得不拉選票以保證其在聯合國的地位。與那些會投台灣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國家提供專家谘詢和技術服務。
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被邀請來參觀台灣的農業生產。當然，這些領導人對他們所看到的情況是很滿意的。緊接著，台灣又開始用先進的種植技術培訓非洲人，派專家到非洲國家工作，時間通常為兩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蔣介石“政府”向非洲19個國家共派專家630人。結果，在諸如利比裏亞、盧旺達和象牙海岸等國家水稻產量大幅度上升，並且品種也多樣化了。台北為此得到的回報是，當聯合國就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的席位進行爭論時，這些國家都對台灣投了讚成票。
這種狀況持續了很久。這實在讓人吃驚。如果大家都不像蔣介石那樣固執的話，那麽關於國民黨“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設想早就被拋棄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蔣介石自己對任期合法性的說明本身也將受到嚴重損害。
我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並未完全被其“收複大陸”的夢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較公開的講話中說，假如台灣在兩年內發動進攻的話，他自己的軍隊，再加上美國的幫助，是可以完成這項任務的。以後就隻有美國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趕下台了，因為到1968年時中共將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核武器係統。
1968年來去匆匆，蔣介石還是未能“收複大陸”。但是，他仍在發表號召“收複大陸”的講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大陸”的計劃也逐漸模糊了。
對蔣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擊是來自尼克鬆總統。
一些學習國際關係的學生注意到了發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一篇尼克鬆寫的文章。該文是尼克鬆在1963年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後的政治混亂情況下寫成的。尼克鬆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地位的時刻不久將來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現了一個更明確的前兆。尼克鬆在對關島的短暫訪問期間發表了一項新聞聲明，他指出了兩點：美國將執行條約規定的義務，但美國越來越希望亞洲盟國處理自己的防禦和安全問題，除了核武器的威脅以外（這裏很明顯是指中國）。
接著發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鬆在電視講話中透露，他已經派遣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國同周恩來會談。他還說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的官方邀請。尼克鬆說：“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尋求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他保證：“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所采取的行動決不是以我們的老朋友為代價的。”
蔣介石在台北得知了這一消息，他感到惱火和沮喪。他指示駐華盛頓“大使”沈劍虹先生向美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他隻能這樣做了。
尼克鬆總統的聲明必然嚴重地削弱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已經垂危的地位。聯大第26屆大會正準備在10月末召開。早在8月2日，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就宣布，美國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並且同時保證台灣將不會被剝奪聯合國的代表權，但這一保證是虛假的。
這就是“兩個中國”的學說，這對蔣介石或毛澤東來說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於這種形勢已經很明確，蔣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轉移政府財寶的預見能力；這時他又想起了轉移另一種“財寶”：台灣自動撤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股份，總值達5990萬美元（當時為2400萬美元）。在10月25日聯合國進行決定性辯論的前一周，蔣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產黨手中。
當大會就此進行表決時，76個聯大成員國投票讚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和安理會，並同時撤銷台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然而，還是有35個國家對此投了反對票，17個國家棄權。
國民黨代表團不願等待痛苦的結局所帶來的侮辱，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他們在投票以前就提前離開了會場。
國民黨代表團團長是蔣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他在離會之前說：
我願借此機會代表我的“政府”向幾年來支持我們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謝。我國“政府”將在今後幾年裏進一步加強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將和那些與我們誌同道合的政府一起，為實現聯合國基於成立的並且聯合國大會現在已經打破的最終目標而繼續奮鬥。
在國民黨“政府”自己看來，提前離會使國民黨“政府”保住了麵子，並且能夠宣布這是自己退出聯合國而不是被驅逐。然而，這些舉動並沒有改變台灣逐漸被孤立的形象。
聯合國投票表決的結局是尼克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訪華的結果。2月27日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冗長卻缺乏解決問題的實質性東西，不過公報裏有這樣一段話：
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毫無異議。它再次表示關心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基於這種認識，美國確認從台灣撤回全部美國軍隊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美國將逐步減少在台灣的軍隊和軍事設施，以減輕地區間的緊張局勢。
這些話是一個明顯的通告——從現在起，蔣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報還有許多含糊其辭的語言，美國既通告解除1954年與台灣簽訂的《安全條約》，並且在近期也不發展與北京的外交關係。
1974年9月，我在台北與一位國民黨要人（由於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討論了這一形勢的影響。他作了這樣的評論，我當時逐字記錄下來了：
蔣介石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頑固。他失去了中國。如果他還這樣頑固下去的話，他也將由於不承認現實而失去台灣。他甚至不承認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認的話，我們將有兩個美國大使館（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台北）。
台灣當局鼓起勇氣對這一新形勢作出了反應，別出心裁地通過開設“貿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為公使館和大使館的場所，井以此獲得友好國家的外交承認。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突然改變了對北京政府的承認（盡管美國政府本身沒有作出這種轉變，但美國的行動促使其他政府在這方麵有了轉變）。台灣在馬德裏開設了一個“孫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開設了一個“塞萬提斯中心”。這種形勢一直在繼續。
然而，蔣介石的生命行將結束。盡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連任“總統”的職位，但從體力上來講他已經不能繼續履行他的責任。據說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體老化的無情現實確實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著走動或坐輪椅在屋內活動。他已經成了一名隱士，平時隻見自己的兒子、妻子，有時也見一見他的高級助手。
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逝世，享年87歲。(2)
幾個月以來，他幾乎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遺容時，他的靈柩上方擺放著他的遺囑（該遺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書記秦孝儀為他題寫的）。4月16日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300多名國外要人來台北參加了葬禮，其中有美國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
權力的轉讓是按照憲法規定有秩序進行的，年逾七旬的“副總統”嚴家淦博士於4月6日登上了“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
出於對形勢的考慮，掌握實權的人物蔣經國提交了辭去“總理”的辭呈。
但這一辭呈很快就被拒絕了。
這是一個冒險故事的悲慘結局，是命運的野蠻捉弄，是一場終未實現的夢。
(1) 現在的斯裏蘭卡。—譯者注
(2) 應為88歲。—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