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羅斯福總統、馬歇爾將軍及美國戰時的其他領導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蔣介石對消滅日本人反倒不如他們感興趣。
高斯在一份電文中提到有人說蔣介石是奮力領導中國抗日的偉大領袖，對此高斯評論說：“看看眼前這些冷酷的事實，誰都會認為這是在胡說。”
在一段時間裏，羅斯福覺得他和蔣介石委員長的對話簡直像“對牛彈琴”。
蔣介石說：“就我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國家的統一。我肯定你們美國人總有一天會打日本，也許要我動用保留在西北對付共產黨的軍隊幫忙，也許不用。在另一方麵，如果我讓毛澤東把他的宣傳擴展到整個自由中國，我們就是在冒險，我們將一無所獲，你們美國人也一樣。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毛澤東的背後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學說，並且後麵還有俄國。”
這些話可以說基本上是委員長講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懷疑。
這段文字引自法國空軍萊昂內爾·馬克斯·蔡桑將軍寫的中國內戰史，作者把這段話安排在記敘蔣介石與史迪威討論的上下文中。(1)
雖然史迪威好像不曾引用過完全相同的話，但這些內容與蔣介石在私下交談中所持的觀點是一致的。它集中體現了蔣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打得不可開交時的態度，也為美國為什麽對蔣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釋。
讓羅斯福總統、馬歇爾將軍以及美國在戰時的其他領導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蔣介石對消滅日本人反倒不如他們感興趣。在1938年年底之後五年半的時間裏，日本人沒有怎麽去碰中央軍，也沒有發動新的重大的進攻。而蔣介石這一邊則十分滿足於坐等觀望事態的發展。他的那些訓練和裝備得最好的精銳部隊，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戰線上對付共產黨的軍隊。
的確，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早期階段，中國的中央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而這時的美國還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處在中立的狀態之中。但是，中國目前已卷入了一場更廣泛的戰爭，羅斯福將怎樣理解中國政府那種消極被動的做法呢？美國人支持這樣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政府並予以物質上的援助，這樣做對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那些淳樸高尚而隻是名為“共產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會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宮得到的消息和情況以及美國報界公開的報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史迪威將軍發回來的言辭尖刻的電文，裏麵全是在抱怨國民黨軍隊裏的官僚是如何的無能，如何的混亂，以及委員長這個人是如何的礙事。還有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高斯寫回來的持懷疑態度的報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電文中提到有人說蔣介石是奮力領導中國抗日的偉大領袖，對此高斯評論說：“看著眼前這些冷酷的事實，誰都會認為這是在胡說。”
1942年10月1日，落選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來到了中國。威爾基體格魁梧，善於交際，而且很容易輕信別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況征服了。戰時的首都為了歡迎他，把門麵喬裝打扮了一番。中國人的熱情好客、蔣夫人那種誘人的魅力以及委員長學者般的派頭，衝昏了威爾基的頭腦。
他參觀了黃河邊的“作戰前線”，那裏擺放著“繳來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裝備，其中包括頭盔（據說這些東西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就是為了打動來參觀的重要人物）。對此，威爾基雖然也產生過一點點懷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於是他向蔣夫人建議說，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節，因為她“有頭腦，循循善誘，品德高尚，並具有才智、魅力和豁達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儀態和熾熱的堅定信念”。後來，蔣夫人把這些吹捧她的話當真，竟采納了威爾基的這個建議。
除了這種引起人們錯覺的事之外，還有許多混淆視聽的報道。威爾基屬於那種襟懷坦**的人，但是還有更多的居心叵測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瀾。而其他的人，動機比較單純，他們看到國民黨如此腐敗，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共產黨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員長對勞克林·柯裏說，他希望美國總統羅斯福給他派一個深得羅斯福個人信任的政治顧問。但是，柯裏卻向總統推薦歐文·拉鐵摩爾做委員長的“政治顧問”。
拉鐵摩爾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後來他曾擔任過利茲大學的領導，而當他在被任命之前，他和羅斯福總統一麵都沒見過。
九年之後，當時已放棄共產黨信仰的美國共產黨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茲在泰丁斯委員會作證說，拉鐵摩爾當時是美國共產黨的特工人員。後來，他在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裏成了反蔣派的領導人。
有關任命他的前前後後的詳細情況，都記錄在參議院1952年7月2日歸檔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報告裏了。實際上，統一戰線時期左派作家把蔣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後，就有人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進行歪曲的報道。這並不完全是一個貶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問題，即使那些進行錯誤報道的人也沒有接二連三地給蔣介石冠以種種罪名，那些可悲可歎的事實也是不言自明的。
錯誤的消息來自對共產黨的國中之國田園牧歌式的描述。這種宣傳又被羅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動了一步。從6月21日至24日，副總統和委員長進行了四次長時間的會談，委員長聽著華萊士大講他精心編織的有關共產黨員隻不過是“農業改良派”的理論，以及論述中共的馬列主義的“危害性”和“正統性”的老生常談。華萊士堅持要訪問延安，起初委員長拒絕了，但後來又改變了態度。從延安返回後，華萊士果然說共產黨人的確是“農業改良派”。當蔣介石再次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時，他確實是支持這樣做的。
在軍事方麵，蔣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還擊日本人，因為日本又發起了新的進攻。對中國來說，這一年是漫長的抗戰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15天之後，靠施放毒氣才奪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這座城市幾乎被日軍炸平，1萬幢房屋隻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離了。而中國的增援部隊7天之後才趕到，這時日軍被迫撤退。很快人們便發現，這次進攻對日本來說有著重大的意義。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島嶼上的戰鬥進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領導層最擔心的是，美國的遠征軍會在中國大陸的南方登陸。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美國人在空中便會得到陳納德將軍的第十四航空隊所建立的一係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須完全控製整條京廣鐵路，以達到將中國一分為二和孤立重慶的目的。由於有蘇日中立條約，而且俄國正忙於對付歐洲的強大敵人，所以日本不必擔心蘇聯人的進攻。因此，他們在1944年3月把“滿洲”的10個師調往湖南。
1月份，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請，派出代表與國民黨會談，以全麵解決兩黨的分歧。毛澤東緊接著又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觀點，要求給予共產黨平等的地位。
一個月之後，美國共產黨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發動了一場宣傳戰，呼籲美國施加壓力，迫使重慶允許一個美國使團訪問延安以打開國民黨的封鎖。
3月份，俄國人的飛機轟炸了新疆。4月2日，蘇聯政府指責新疆當局向外蒙古派兵，並聲稱國民黨的飛機轟炸難民。這些無中生有的指責是為蘇聯的飛機轟炸找理由。5月中旬，駐重慶的蘇聯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蘇聯的軍事顧問也隨之全部回國。
此時，國共雙方已在西安進行了幾次會談，當共產黨堅持要求政府承認共產黨控製地區以及作戰部隊的自治權時，會談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當時，日本正在進行大規模的進攻，他們有180萬人的進攻兵力。這些並不都是他們的精銳部隊，最好的軍隊大多在別處的前線，但是他們裝備精良，指揮有方，而且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蔣介石的600萬兵力不是他們的對手，因為在這600萬軍隊中有許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揮不良、裝備落後、無心戀戰的部隊。
從長江以北的河南省又傳來了大饑荒的消息，這次饑荒是災難性的，情景十分悲慘。這個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報》首次披露的，這份報紙為了保持其獨立性克服了種種困難。該報全麵報道了當地人民的悲慘遭遇。由於這是首次報道，報紙被扣發了三天，後來審查部門把這些消息從報上刪掉了。西奧多·懷特把他的親身見聞寫成了一篇令人難忘的報道。他認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絕大部分糧食以稅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遇上長期的幹旱，結果造成了饑荒。災民的救濟嚴重不足，由於情況較好的鄰近省份的競爭，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糧商的破壞，救災工作無法進行。估計有200萬到300萬人背井離鄉，逃荒到外省，大約有同樣多的人死於饑餓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發起了進攻。日軍進攻時，中國的一位指揮官湯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沒有來得及回來抵擋日本人的突襲。湯恩伯是國民黨軍人中名聲最糟的一個。
根據馮玉祥的記載，湯恩伯指揮的軍隊每個單位都缺編，這樣，軍官們就可以把付給並不存在的士兵的軍餉裝進自己的腰包。馮玉祥的這個記載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湯恩伯和他的軍隊與敵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紅火。他們從河南邊界的界首購進日貨，然後運到內地出售。回來時又把中國的產品賣給日本人。這種往來為日本的情報機關提供了便利條件。(2)
湯恩伯不在前線隻是國民黨防守河南時嚴重失職的例子之一，當他們為內部矛盾爭得不可開交時，日本人已奪取了省會。
中國的第十二、第十三軍相互攻擊，推遲了撤離時間。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將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
在這個災難性的時刻，羅斯福總統卻給了中國重重的一擊，他要求中國抽調國內防禦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纏著委員長，要他向緬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國訓練裝備的Y軍，因為在那裏，日本人的進攻威脅到了邊界那邊印度的英帕爾。
蔣介石根據開羅協議，兩次拒絕了羅斯福的要求，協議規定由史迪威率領他的中美陸軍部隊在緬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發動進攻，配合緬甸南部5萬英軍的海陸空聯合登陸，以奪取仰光。
丘吉爾雖然同意這個計劃，但顯然不很熱心，因為這個計劃與英國的戰略沒有多大關係。蔣介石支持這個計劃，他有各種不同的理由。他警告總統說，他預計那個時候日本人會在中國東部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他提醒總統不要忘記在開羅所作的承諾。這無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最後，蔣介石卻莫名其妙地答應了羅斯福的懇求，同意在4月14日將美國訓練的部隊派往緬甸。
不出幾天，局勢的發展就證明了蔣介石的擔憂是有根據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發動了一場精心策劃的進攻，到這個月下旬長沙失守了。在此之前，薛嶽（小老虎）曾三次奪回長沙，可是這一次又被日本人趕走了。
在這一年裏，日本人取得了一係列的勝利。11月底，他們控製了廣西，奪取了第十四航空隊在衡陽、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軍距重慶直線距離僅有200英裏，中間隻剩下貴州的山嶺將日軍隔開。
國民黨僅在湖南南部的衡陽作了一次抵抗，薛嶽將軍盡管得不到增援（也許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嫡係），仍在敵軍兵力大大優於自己軍隊的情況下堅守了40天。
在記述這些失敗時，蔣經國寫道：“父親對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記中寫道：‘桂林的防禦工事堅固，糧食彈藥充足，各種電訊設備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沒打到一天就敗下陣來，太讓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軍事史學家談到此事時說：
中國的軍事當局在這種突然襲擊麵前，完全沒有準備。他們一直以為，日本人擔心美國會從東海岸登陸，因此不會再向內陸推進。桂係軍隊主力都在省外。桂林市的政府官員和當地的商人不讚成衛戍部隊在城市周圍打仗，他們怕這座城市會被毀掉。另外，衡陽在英勇抵抗後仍免不了失守，這也挫傷了桂林和柳州守軍的士氣。
在這災難性的幾個月裏，蔣介石為了抵抗日軍，調集了一切能調集的軍隊。其中，有一些從黃河兩岸步行了2000英裏，還有一些是從緬甸前線空運而來的。到1944年12月，這批國民黨軍隊終於在貴州省擋住了日本人的進攻，並把他們趕回了廣西。這是這場長期戰爭中的轉折點。
由於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戰場上，蔣介石沒有看到中國可悲的現實。是因為這些情況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呢，還是他那極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覺地忽視了那些應該引起重視的消息？這很難說清楚。
他自己並沒有腐化（如果不算權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備了：由於他容不得反對意見，喜歡浮誇勝過喜歡實話，而且不願聽到與他的樂觀態度相矛盾的事實。所以他的周圍都是些唯唯諾諾的人。還都之前，在重慶許多人都說當時他的助手常常偽造報紙上的社論和新聞，告訴他一切都好，讓他放心。沒有人告訴他物價飛漲，食品短缺，也沒人匯報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難的悲慘生活。
社會底層的公務員、教授、老師和學生都在饑餓線上掙紮。這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中產階級，和更低層的人們一樣，願意承受戰爭帶來的犧牲。但是，有權有勢的人和他們周圍的人明目張膽地在戰爭中聚斂財富，自然引起了人們強烈的不滿。國民黨的官員，有靠山的人以及發戰爭橫財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權。
因此，很多知識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們不一定是親共產黨的，但他們痛恨國民黨的腐敗政權。
國民黨秘密特務的所作所為也讓人厭惡，他們捕風捉影，隨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實際上，這些特務根本不講究所謂的“秘密”，他們往往是暴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圍的人害怕他們。
對於局勢的日益混亂和人民的日益不滿，視聽閉塞的委員長也一定略有所聞。也許是為了討好美國人，在1944年年底，他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調整。腐敗無能的孔祥熙終於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對他十分輕蔑的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離開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蔣介石讓溫和謙遜、工作勤勉的王世傑填補。就連根基深厚的何應欽將軍也靠邊站了，他在軍隊方麵謀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亂可與孔祥熙相比。接任他軍務部長職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幹的陳誠將軍。但是，何將軍並沒完全失去把軍隊的戰鬥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權力，他還是個總參謀長。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職，委員長對那些眼不見為淨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為他的這個讀過哈佛大學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國很少的幾個敢於在最高上司麵前陳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這也無濟於事。蔣介石曾向馬歇爾將軍說過，一般的經濟規律無法對中國的農業經濟產生作用。
孔祥熙印鈔票，是因為這是推動國家運轉的最簡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時間裏這樣做能起作用。
盡管宋子文努力苦幹，忙得不亦樂乎，他仍無力克服委員長存心設置的障礙。政府對國家預算的胃口越來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達80%的國家預算。這樣，宋子文也隻好去印鈔票。
在緬甸，當貴州的戰役還在進行時，史迪威在與日本人的戰鬥中，取得了一係列艱苦而又輝煌的勝利。這些勝利絕大部分都要歸功於他手下的中國部隊。
到1945年1月底，緬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與通往昆明的老緬甸公路部分接通。這樣，日本長時間的封鎖終於被打開了。1月28日，首批陸上運輸隊的500輛卡車到達中國。為了表示曆史的公正，蔣介石將這條公路改名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將軍並沒有享受到這一遲來的榮耀，他當時已離開了中國。1944年夏天，他與委員長的長期爭吵變成了一場危機。從羅斯福總統拍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過程。
在一段時間裏，總統覺得他和蔣介石委員長的對話簡直像對牛彈琴。這是宋子文造成的，盡管他在當時的國內事務上能直言不諱，但出於謹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讓蔣介石聽到白宮的直截了當的抱怨。在翻譯羅斯福的電報時，他把可能惹蔣介石生氣的段落全部刪掉了。
史迪威曾通過他的保護人馬歇爾將軍提到過他的老論調，暗示唯一讓中國全力投入戰爭的方法就是讓他（史迪威）取代蔣介石做最高司令，統率中國境內的中國和美國的部隊。
1944年7月，馬歇爾向羅斯福提出了這個建議。羅斯福於7月6日打電報給蔣介石，說他認為史迪威是“有權協調所有在華盟軍，包括共產黨部隊的人”。為了防止別人改動這封電報的內容，電報由重慶的一位老資格的美國軍官費裏斯將軍親自送交蔣介石，並帶上大使的一等秘書——眾所周知的反蔣派人物謝偉思當翻譯。
電文十分直率，但是蔣介石在讀這份電報時很平靜，臉上還像往常那樣帶著微笑。讓人吃驚的是，兩天之後他回信表示服從。但他要求美國派一個“全權的”調解人來調整他和史迪威的關係。蔣介石隻是在一個問題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議今後總統給他的來信，都應委托孔祥熙博士轉交。
羅斯福總統很高興，但是他的有些顧問卻認為事情太順利了，簡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們想對了。
7月23日，蔣介石提出了三條以前沒有提到過的條件，他說：
共產黨的軍隊當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揮，但他們必須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他與史迪威的關係不應再出現權限不清的情況；中國政府應全權控製租借物資。
為了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他指示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博士宣布，當他提到中國軍隊時，他隻是指那些已經由史迪威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
總統被弄糊塗了，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和蔣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個權力很大的調解人。他選中了陸軍準將帕特裏克·赫爾利，他是個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著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在胡佛總統的手下當陸軍部長。後來一想，總統又決定派唐納德·尼爾遜陪同赫爾利一起去。尼爾遜是一位商人，當時他當過一段戰時生產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特別使命是研究中國經濟，他也是個身材高大，充滿自信的人。9月6日，他們兩人經莫斯科來到了重慶。
赫爾利到達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裂痕已無法彌補了。
雖然“刺頭兒”深得軍隊和下級軍官的敬仰，但中國將領討厭他那種粗率、傲慢的作風，他們希望他不去理會軍事官僚機構中的種種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見留在肚子裏。為了保護自己，就連最高軍事機構中像何應欽和陳誠這樣的競爭對手，都能合起夥來在委員長麵前說史迪威的壞話。
還有一個造成誤解的原因是蔣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會說漢語，不願意要翻譯。但是，除了蔣介石的老鄉之外，連其他中國人都覺得蔣的話難懂。當他說“好，好”時，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話裏，“好”表示同意。如果史迪威是按這個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釋為什麽史迪威會指責蔣介石總是“違背諾言”。
蔣介石的浙江話引起誤解的故事還有不少。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件事：軍事委員會聯絡處有一個姓侯的主任，大約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召集到委員長的辦公室裏，結果最後遭到了一頓訓斥。他極力為自己辯護，當蔣介石吼道：“槍斃！”時，他臉都嚇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裏，告別了親人和朋友。幾天過去了，他仍然活著。等他緩過勁兒來時，找蔣介石的一個貼身警衛打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警衛的話讓他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卻成了人們取笑的對象，原來蔣介石常帶著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話是“強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有誤解，因為侯是湖南人，他說話時帶著很濃的地方音，蔣介石幾乎聽不懂他的話。這個笑話在上流社交界廣為流傳，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蔣介石還有其他影響別人正確理解他的意思的習慣：他喜歡點頭，即使他不同意說話人的觀點。這是蔣介石的個人習慣，並非中國習俗。
在他與史迪威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個習慣或許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麵的混亂。根據《大公報》胡霖的說法，他們兩人最後鬧崩是因為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條件是向他們提供美國的武器彈藥。雖然史迪威拒絕與周恩來會麵，但史迪威的美國顧問與周恩來的助手來往密切（這些美國顧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麵所起到的作用，本章還會在後麵提到）。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顧問都積極支持延安，那麽即使不存在別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難贏得委員長的信任。
1944年9月，由於軍事前線吃緊，蔣介石十分有禮貌地請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國軍隊調一部分保衛雲南省的龍陵，緬甸公路從這個地方橫穿而過，而且當時此地正處在日軍的壓力之下。
史迪威拒絕了這個請求，並火冒三丈地電告馬歇爾，要求給蔣介石寫一封口氣強硬的信，逼他就範。其實，既然蔣介石是按規矩“請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調動部隊，那麽史迪威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歇爾親自口授了這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在簽上羅斯福的名字之後就於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裏，這封信他讀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強硬的措辭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製地統率所有……部隊”，並不加掩飾地威脅說，美國有可能撤回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為了享受一下勝利的喜悅，看看死對頭的狼狽樣，史迪威決定親自去送這封信。在進會議室之前，他把信給赫爾利看了，赫爾利建議他緩和一下語氣。但這正是史迪威不願意做的事。他走進會議室，把未經任何刪改的漢譯文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讀信時十分平靜，沒有讓史迪威享受到勝利者的歡樂。
然而史迪威知道，這一擊正中要害，他在日記中用十分粗魯的語言寫下了他當時的想法。他“給這個花生米塞了一把紅辣椒”。他還寫道：“這一刀正好紮穿了這個渾蛋的心窩。”在宣布散會之後，委員長像他的侍從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大發了一通脾氣。
蔣介石讓宋子文給他出主意。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能除掉史迪威同時又保住租借物資。
蔣介石決定向羅斯福攤牌。9月25日，他電告總統，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這時，羅斯福終於意識到讓史迪威繼續待在重慶已沒有必要，他在那裏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但羅斯福仍想在東亞繼續讓史迪威施展他的軍事才能。因此，羅斯福作出了一個妥協的反應。10月5日，他答應蔣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但又建議讓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期間繼續留在那裏。
但是，蔣介石不會就這麽便宜羅斯福，在9日給總統的答複中，他長篇大論地分析了開羅會議以來戰爭形勢的發展，並不無正確地指出，由於把他手下由美國訓練的軍隊派去了緬甸，結果使他在日本大舉進攻華東時，處於兵力不足的危險境地之中，無法抵擋日軍。對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確的警告。
他接著寫道：史迪威“對華東戰局的成敗毫不關心”，而且拒絕向那裏發放租借的彈藥。“簡言之，我們奪取了密支那，但卻喪失了整個華東”。由於當時蔣介石是在羅斯福的強大壓力下才向緬甸派遣部分Y軍的，所以這封信不但批評了史迪威將軍，而且也間接地批評了總統。
這一回，總統算是“領會了對方的意圖”。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臨行之前，委員長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別勳章，這是中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絕了這個獎賞，但他咬牙接受了隨後舉行的告別茶會的邀請。告別會上，蔣委員長揚揚得意，口若懸河，而史迪威則悶悶不樂，一言不發。27日，這位“刺兒頭”飛離中國，一去不複返。
隨著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繼於1944年9月和11月離去，中美關係上第一階段的誤解就此結束。
而他們的繼任者的到來，又揭開了第二階段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誤解在深度上並不亞於前一個階段，但在性質上卻有著微妙的差別。
史迪威已識破了蔣介石的軍事意圖，而高斯則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張。
蔣介石拒絕向日本人進攻，使史迪威處處碰壁。就這一點而言，人們無法不對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這個人視野狹窄，缺乏政治頭腦。當蔣介石仍然大權在握時，他卻在做在華所有中美兩國軍隊總司令的美夢，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受職業外交顧問的影響很深，他們不加批評地全盤接受了這些顧問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錯誤認識。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頓·戴維斯擔任“（他）這次任期的聯絡官”。戴維斯生於中國，父母都是新教傳教士。約翰·斯圖爾德·謝偉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 年7月他作為使館人員來到中國，當時在中國的其他職業外交官都有著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是由他們負責中國問題的上司範宣德批轉的。
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曾名揚一時，他們都受到了長時間的調查。他們的案子引起了轟動。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斷送掉了。
在許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當年從重慶寄回的描述當時情況的信件，稍有頭腦的人便能看出，這些信並不能證明他們就是共產國際的特務。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發自中國的報道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強大而且最終是決定性的影響，使美國脫離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蔣介石政府，而轉向了毛澤東的共產黨。
如果說他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員”，那麽其他在那關鍵的幾年中深得總統和國務卿信任的美國顧問們則不一定也是如此。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約瑟芬·特拉斯洛·亞當斯女士，盡管她當時和美國共產黨的主席厄爾·白勞德工作關係密切，但卻能時常接近羅斯福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所提出的主要觀點既是現實的，也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們的信件十分正確地指出了蘇聯在遠東的擴張野心。他們認為：
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跟隨蘇聯的，但是現在民族主義正在改變著他們的態度；中國可能會爆發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取勝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謝偉思訪問延安。他的報告為美國改變政策，轉向支持共產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力的論據。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辭職，其繼任者(3)是8月以來一直在中國擔任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將軍，他於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
在史迪威離去之後，他的指揮權被一分為二：丹尼爾·蘇爾坦將軍接管緬印戰區，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指揮中國戰區。赫爾利和魏德邁與他們的前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赫爾利是個待人誠懇，性格外露的人，他沒有職業外交家克勞倫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種外交方麵的敏感。而魏德邁雖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氣質，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樣缺乏策略。兩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堅決反共的，為了他們眼裏的美國利益，兩人都堅決支持蔣介石。
然而，這兩個人又都肩負著幫助國共兩黨和解的任務，這個目標由於蔣介石決不讓步而被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
赫爾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體外交人員發生了爭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們報告那些有利於延安而不利於重慶的情況。魏德邁也與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產生了不和，戴維斯是他從史迪威手下留下的人。但對這位顧問的建議，魏德邁還不至於像赫爾利對其部下那樣惱火。然而，當魏德邁和別人一樣，發現無法使中國的兩黨走到一起時，他所受到的挫折並不亞於赫爾利。
委員長對這兩個人的任命十分高興。赫爾利將軍剛就任大使時就向國務院和他在重慶見到的所有人士講明了他的使命，這個使命包括五個目標：
1．防止國民政府垮台。
2．支持蔣介石做中華民國的總統與軍隊的委員長。
3．調和委員長與美國司令官之間的關係。
4．發展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並防止經濟崩潰。
5．為擊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
赫爾利並沒有馬上認識到其中的第五個目標是與前麵三個目標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嚐到了苦頭。他最初那種過分的自信，一方麵是由於他樂觀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在來華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進行了交談，俄國人曾向他保證，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興趣，並希望與重慶改善關係。
在赫爾利試圖使國共兩黨合並軍隊的第一次努力失敗以後，按照羅斯福總統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當時他飛抵延安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了一次會談。懷著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於11月10日帶著一項五點建議飛回了重慶，這項建議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當他得知蔣介石對這樣一個要剝奪國民黨獨攬大權的資格的計劃毫無興趣時，他十分狼狽。
11月22日，蔣介石提出一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為合法黨派，並將共軍並入國民黨軍隊。但這項建議沒有同意聯合，在共產黨方麵周恩來起初接受了蔣介石的反建議，但是12月8日他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時又改變了態度，認為這些建議無法接受。在28日從延安發來的電報中，他要求釋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圍共產黨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廢除一切壓迫性的規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動。
這種突然的轉變使赫爾利感到又著急又失望，盡管委員長並沒有這種感覺。不久，赫爾利就發現，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在戰時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產黨遊擊隊提供全部裝備，以便在華北日軍的後方開展破壞活動，這樣一來共產黨就沒有那麽高的熱情與國民黨談判了。
當赫爾利和魏德邁發現了他們背後發生的這些情況之後，便明確地向共產黨表示，美國政府不會犧牲重慶來和他們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回到國民黨的首都，準備參加另一輪會談。
要使國共雙方消除分歧，看來沒有捷徑可走。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要求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再來談聯合。
由於周恩來沒有讓步的表示，蔣介石便宣布他將在5月4日召集一次會議，開始按孫中山的遺囑起草憲法，以廢除一黨專製，建立憲政。
由於擔心共產黨會被排除在這一重大行動之外，周恩來又做出了和解的姿態。2月3日，雙方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取代國民大會，以便為建立憲政開辟道路，同時為統一軍隊製訂一個共同的方案和計劃，並決定國民黨以外其他黨派的參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數千英裏之外的蘇聯克裏米亞，正在開一個意義更加重大的會議。這是“二戰”期間的最後一次首腦會議，它將決定戰後世界的格局。會議2月4日於雅爾塔召開，一周以後結束。
這時的羅斯福總統已精疲力竭，形容枯槁，的確到了行將就木的地步。就這樣，他在協約上把中國的領土主權交給了斯大林，並把東歐也交給了他。而丘吉爾則無能為力地在一旁看著這一切，聽著這一切。
在這些整整過了一年才公開的秘密條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兩三個月、歐洲戰爭結束之後”參加對日作戰。作為回報，蘇聯將得到千島群島，霸占外蒙古、南薩哈林（庫頁）島及附近島嶼，並控製東北的港口和鐵路設施。
按道理，涉及外蒙古和東北的條款應征求蔣介石的同意，但羅斯福總統卻把這一切都包辦了。
斯大林耍的一個主要手腕，就是他“準備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以其武裝力量幫助中國，將中國從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就這樣，這位蘇聯的領導人一下子就達到了沙俄帝國一直夢想實現的目標——在遠東擴張領土，打垮日本，並削弱中國。
顯然，雅爾塔會議的條款直接違背了羅斯福在開羅首腦會議上所作的莊嚴承諾，比起在德黑蘭會議上製定的條款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使中國不再在國際上遭受屈辱的強烈願望。1937年，蔣介石抗日參戰，其最高目標就是要恢複中國的領土完整。
可是，在雅爾塔，羅斯福總統這個曾對中國作出過保證的人，卻背叛了自己的諾言，放棄了他說過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美國正在準備對日本開展大規模的空中進攻，原子彈也即將投入生產。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們明白，他們不需蘇聯的幫助就能擊敗日本。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總統不但沒有與委員長商量就簽訂了“雅爾塔協議”，而且還背著他對斯大林作出了一個許諾，即其中的內容暫不告訴蔣介石。
至於什麽時候再告訴他，斯大林回答說：“等我們從西線騰出一些部隊，往遠東調去25個師時……就可以同蔣介石元帥談這些事情了。”
這個秘密保守得十分嚴密。美國國務卿詹姆斯·F.貝爾納斯後來承認，他都是在事後7個月才知道雅爾塔會議的遠東條款，雖然他當時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1945年3月2日，羅斯福在向國會報告雅爾塔會議的情況時，若無其事地說：“很自然，這次會議隻涉及歐洲的戰爭和歐洲的政治問題，與太平洋戰爭無關。”
盡管采取了種種保密措施，有關犧牲中國的傳聞還是傳到了蔣介石的耳裏。極度不安的赫爾利大使在雅爾塔會議結束大約一周之後，於2月19日離開重慶回到了華盛頓。在白宮，總統把雅爾塔協議給赫爾利看了。
3月6日，當蔣介石的外交部長宋子文拍電報給赫爾利求見總統時，這位大使仍在華盛頓。宋子文得到的答複是，在既定的舊金山會議召開之前，來不及進行有益的會談。舊金山會議定於4月25日召開，將討論建立聯合國的事。這時，蔣介石已經得到了有關雅爾塔會議相當準確的情報。於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給羅斯福的私人助手哈裏·霍普金斯拍了一封電報。在給赫爾利的電報中沒有提及雅爾塔會議，而給霍普金斯的電報則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將以代總理而不是外交部長的身份訪美。
宋子文的電報沒有得到答複，他的訪問被推遲到了舊金山會議之後。在這次會議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於4月12日死去了。
此時，蔣介石對於他所麵臨的形勢和問題有了一個十分清楚的認識。他的心思已完全撲在了中國戰後的權力鬥爭上。他感到末日就要到來了。在他看來，不管美國人會施加什麽樣的壓力，接受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都將會引起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樣無異於不戰而敗。
他必須爭取時間，必須在敵對狀態結束之後爭取足夠的時間，以使自己處於必勝的位置。但是，同時他還必須穩住美國人，他們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並且正逐步傾向於支持他的對頭共產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委員長一直沒有采取什麽行動，隻是主持著他那個懶惰低效的政府。
現在，他要讓人們看到，他並沒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斷決策的權力。3月1日，他宣布“國民大會”將於11月12日召開，以推行“憲政”。一旦推行憲政之後，一切政黨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也可以參政，但是最終的決策權力和責任仍掌握在國民政府手中。
蔣介石是從領土和權力兩方麵去考慮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國的絕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義上將由國民黨控製。通過繼續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組織地方行政機構的權力，進而控製“國民大會”的代表人選。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自然看穿了這套把戲，並在3月9日指責整個方案是一個“欺騙性的分裂中國”的計劃。專門處理麻煩事的周恩來退出了由赫爾利發起的會談。
然而，共產黨對於蔣介石建議的政治措施，還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們首先必須製定一個適用於今後這段關鍵時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在延安召開，會議一直開到6月11日。
這時，共產黨宣布他們已做好了重新與國民黨談判的準備，甚至可以按蔣介石的條件有保留地參加政治活動。毛澤東宣布，中國共產黨現在控製的解放區已有9550萬人口，在這些解放區裏，“地方的聯合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毛澤東還說，他們的軍隊有91萬兵力，另外還有220萬民兵。對此，蔣介石和美國情報機關有不同的估計。蔣介石的估計是，共產黨有30萬武裝軍隊，而美國情報機關估計共產黨有47.5萬兵力、20.7萬條槍支。
當中共代表大會仍在進行時，國民黨也召開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從5月5日一直開到21日。自然，蔣介石再次當選為黨的總裁。“國民大會”的召開日期定在11月12日。
會議向共產黨作出了一個讓步：即同意通過立法使一切政黨獲得合法地位，而有關“國民大會”參加成員的重要問題，則留待“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在這個會議上一切黨派都將有代表參加”。7月1日，一個由國民黨成員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組成的代表團飛抵延安。但是，他們從延安帶回來的答複卻沒有讓蔣介石滿意。
毛澤東建議，推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國的各大政黨應該開會討論建立一個臨時的聯合政府。
蔣介石麵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從寄托於國際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撈回一些東西。
羅斯福的繼任者杜魯門總統，於5月26日把哈裏·霍普金斯（又是一個不久於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訴他，蘇聯人已準備好於8月8日開始在中國作戰。但是，在中蘇訂立條約之前，他們不會參戰。
他聲稱支持蔣介石作為唯一有資格領導中國的人，至於領土他對滿洲和新疆都沒有任何企圖。他甚至準備讓國民黨的代表在由蘇軍占領的滿洲地區組織地方政府。6月15日，赫爾利拜見蔣介石，向他正式通報了雅爾塔會議的協定。
美國決定犧牲中國、支持在滿洲的俄國人的消息顯然震動了蔣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靜。他建議，中蘇簽訂任何協議都應有美國和英國參加，大連港的海軍基地應由四國聯合處置，而且英美應該參加中蘇移交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討論。
如果赫爾利回答時的態度還不算冷淡的話，那麽他的答複本身則是冷冰冰的——美國政府將遵守雅爾塔協議。蔣介石的建議沒有一個是可以接受的。
於是，蔣介石召見宋子文，向他下達了幾點簡要的指示，並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達莫斯科，這位外交部長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員長的立場。
盡管中國處於弱勢，但宋子文仍不願讓步，這也是蔣介石的意思。宋子文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進行了一周的會談，但是雙方的分歧之大，一如當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參加波茨坦會議，宋子文也回到了重慶。
由於杜魯門不像羅斯福那樣傾向於妥協，因此他想使美國在滿洲問題上也有一個發言權，於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連成為一個“自由港”。當蔣介石聽說這件事之後，他得到了一點安慰，因為杜魯門畢竟有意要滿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爾利那裏這些要求都被斷然拒絕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領一個新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這一次，他是作為總理前往的，隨行的還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長王世傑博士。
這時的形勢正在迅速地發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國向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兩天之後，第二顆原子彈落在了長崎。由於相信有杜魯門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傑開始時的態度都十分堅決。
這些事情過去了將近30年之後，我在台北見到了王世傑。他告訴我，他當時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個具體的保證，但斯大林卻反問道：“你們想讓我幹什麽？去打毛澤東嗎？”王世傑反駁說，他要求俄國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們必須保證不向中國共產黨提供政治上或物質上的援助，這種援助都應提供給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應了。但是，到了最後，宋子文卻拒絕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協議上簽字。王世傑博士看到這件事已別無選擇，便在虛線上簽了字。
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很苛刻的協定：
中國人允許蘇聯將大連港作為海軍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連為自由港口，答應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決定（蘇聯人後來控製了這次投票），並且同意中國的長春鐵路由中蘇共同所有。反過來，斯大林隻作了一些沒有什麽約束力的保證，即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不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
拖到這時，杜魯門才作出了一個已為時過晚的決定。他想采取軍事行動，搶在蘇聯控製東北之前占領此地。8月11日，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下達了命令，要求他們在日本投降之後馬上準備占領大連和朝鮮的漢城，“如果那時這兩個港口還沒有被蘇聯軍隊奪走”。然而，一周之後，這項命令便被取消了，因為蘇聯軍隊已搶先到達了大連，並牢牢地控製了東北。
當中蘇會談仍在莫斯科進行時，日本內閣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蘇條約簽訂的當天。9月2日，在停靠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戰艦上，日本正式簽署了投降書。
對中國而言，一場戰爭結束了，而另一場戰爭即將到來。
(1) 見蔡桑的《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的征服》（倫敦1966年版）第17～18頁。在這（轉下頁）個英譯本中譯者作了腳注：“這一材料來自一位國民黨高級將領，作者不能透露他的身份。”蔡桑所寫的這段事發生時，他本人並不在中國，但他在巴黎是國防部的副參謀長，他的材料來源於他手頭上的法國情報。從總的情況看，可以證實這些話的確是蔣介石的觀點。
(2) 戰爭期間，在諸如重慶、成都、昆明和桂林這樣的大城市裏，中國公司進口外國奢侈品的生意十分興隆，大發戰爭橫財的人把大把的錢花在瑞士手表、英國衣料和法國化妝品上。人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從上海途經湯軍隊駐守的地區輾轉運來的。湯恩伯還在河南種煙草，賣給內地的香煙製造商。跑生意的人常常到上海和廣東南端的廣州灣購貨，然後拿到重慶等地出售，以牟取暴力。
(3) 高斯大使及其手下著名工作人員的信件後來收進了那一大本著名的“白皮書”，即《美國與中國的關係》（1949年由國務院發表）中。1945年時，其中的許多信件，連同大量保密的文件落到了紐約的親共的月刊《美亞雜誌》手裏。後來的《美亞雜誌》案也是轟動一時的案子。它的編輯菲利普·雅各布·賈菲還編輯過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英譯本，他當時在美國共產黨辦的學校裏任教，即紐約的傑佛遜政治科學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