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戚的崛起
（一）秦製的繼承與發展
漢承秦製，主要在政治製度、宗法製度、官僚製度、選官製度等方麵影響了外戚、宦官等皇權衍生物專權的發展。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實現中原大一統，廢分封，推郡縣，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權製國家。始皇帝自認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開創了皇權至上的皇帝製度，以求秦的統治能夠千秋萬代，生生不息。自此開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徹底結束中國的封建專製製度，在這兩千多年的曆史長河裏，一切製度的設立、廢除、再建立隻為一個目的——維護、鞏固和加強皇權。
《史記·外戚世家》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外戚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股勢力，但在秦以前記錄較少。秦以前比較著名的外戚專權是秦國宣太後（羋月）弟弟魏冉專權，掌握國家一係列大權，開創了外戚專權的先河。從西漢開始，外戚逐漸崛起並在整個漢代達到權力頂峰，整個漢朝的政治都圍繞在皇權和皇權衍生出的外戚專權的鬥爭中，故郭嵩燾言“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也呈現出顯性和隱形皇權的現象。
先秦商鞅變法，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首次涉及周以後世卿世祿製度的廢除，也逐漸促進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
秦朝統一後，徹底廢除世卿世祿製度，正式設立“三公九卿”的官員體係，建立起官員的任免製，三公為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始皇帝用法家學說治理天下，大到行政軍事、小到人事任免，將國家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也就是說此時的皇權暫時還未衍生出其他的附屬專權。但是宗法製度和官僚製度的設立為之後外戚的崛起和把持朝廷重要官職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西漢，繼承了秦代的宗法製度和官員製度，一則延續皇位繼承製，一則在三公九卿製度的基礎上創新設立了“君主丞相製”。皇帝意識到僅憑一己之力治理全國力不從心，於是將政府職權進行分配，將皇權和相權分開，設立丞相一職協助皇帝處理廷內和廷外各大事宜。丞相既對皇帝負責，也是政府的領袖，為百僚之長。丞相權力不斷加強，對皇權起到了一定的限製作用，二者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狀態。
換言之，丞相原本隻是輔助皇帝辦事，可發展到後期，皇帝意識到相權不斷擴大影響到了自己的專權統治。所以到漢武帝時期，為了削弱相權，實行中外朝劃分而治，以期望改變漢初以來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態，將丞相的權力限定到了外朝，隻能執行一般的職務事宜，不再幹涉內朝事務，另設尚書一職來管理內朝。
漢武帝後期，設大司馬一職專門用於輔助年幼的皇帝。大司馬一職原屬“三公”中的太尉，這個職位在日後多為外戚專斷把持。大司馬這一官職權力的不斷深化，使丞相逐漸成了屍位素餐的官位。到了漢哀帝時，九卿之一的何武上書言：“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主張廢除丞相這個虛職。哀帝接受此建議，改三公稱謂，將此時外戚王根所任的大司馬驃騎將軍更名為大司馬，禦史大夫更名為大司空，而原本的丞相一名改為大司徒。
哀帝元壽二年，正式廢除丞相一職。丞相職位的廢除，進一步標誌著內廷政權的擴大。所以漢代官職的延續和發展也在另一方麵促進了外戚專權的崛起。
漢初的選官製度是察舉製。察舉製的意思是通過考察後進行選舉，也是在秦以前的鄉裏選舉製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說道：“察舉製的建立，對於否定世襲製，打破自商鞅變法以來中央政府由軍功地主一手遮天的狀況，對於國家急需人才的選拔，對於西漢政權的鞏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東漢時期設立征辟製，配合察舉製成為政府主要的選官製度。但是到了後期，察舉標準籠統且操縱權在地方長官手中這一弊端暴露出來，成了世族地主把持政權的工具，也成了外戚擴大權力的輔助工具。
一朝建立初期製度是極度不完善的，俗話說“一個蘿卜一個坑”。埋完一個坑又挖了另一個坑，所有製度的設立之初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和社會的需要。舊製度一旦出現了紕漏，影響到社會發展甚至讓社會倒退，就需要改革或者廢除。在此過程中或是設立其他製度準則以求補全漏洞，其關鍵仍舊在於它的建立者是否有能力掌控這些輔助製度衍生的權力，而這些製度是否又有效地約束皇權，用這種雙麵平衡促使國家呈現良性的發展。
縱觀漢朝的製度，既沒有對皇帝起到合理的約束，皇帝也沒正確地把控這些輔助權力。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對漢朝政府組織有一觀點：“漢朝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對皇帝約束的製度和機製，致使人亡政息，政隨人走，政治好壞清濁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壞。”這些皇帝年幼不能掌權也好，昏庸無能也罷，外戚的生長離不開這些政治大背景下的層層製度更替，畢竟這股勢力的興衰直接還是取決於皇權。
◇ 後妃——外戚專權的助推器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孫子兵法·火攻篇》
戰勝之後，賞罰不及時，造成士卒不知道該幹嗎，於是財竭師老不得歸。軍事勝利過後必須要有政治勝利，否則，軍事勝利反過來會變成災難。每個朝代更換初期，帝國建立後必須首先犒賞這些一起打下江山的元老，如先秦的按軍功授爵，漢初的異姓王、同姓王等受封群體，這是一個固定的規則。
漢初建立時，漢高祖劉邦為了犒賞一起打下大漢江山的功臣，大封其為異姓王，包括韓信、彭越、英布等人。此外，還封功臣蕭何等一百四十多人為列侯。這些異姓王的存在，嚴重地威脅到了皇權，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先是戰後安撫民心大肆封賞，接下來便是要將這些隱患一一誅除，曆史上這些開國元老的命運都如出一轍，難得會有幾個懂得急流勇退，能夠安享晚年。
協同親族鏟除這些異姓王後，同樣也要遵守“封賞原則”，封同姓尤其是親生兒子為王，將其立為外藩。然而，事與願違，在權欲麵前，這種血緣關係也是不足以依靠的。大家同為皇子，且我這些藩王護國有功，憑什麽按照一紙遺囑你就必須成為權力的中心，我們就得處處受限？這些非出一母的皇子皇孫分封在全國各地，在隱形中對坐擁皇權的人起到了一定的威脅。此後的朝代中不斷有皇子篡位的事情發生，為了抑製這些威脅，異姓王不可信，同姓王亦不可信，那麽就將視線轉移到後宮母係家族人員身上。“孤兒寡母”的局麵迫切需要這些家族群體的支持，以此保證皇權的維護和鞏固。
先是太後掌權，繼而東漢時期外戚掌握了廢立皇帝的大權，他們就必然是“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說要故意立年紀幼小易於左右的皇室後裔為帝。自章帝以後，所立皇帝最大不超過十七歲，最小的不過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後就有理由援例臨朝聽政。所謂“臨朝者六後”，即是竇、鄧、閻、梁、竇、何六個皇太後臨朝聽政。皇太後所依靠的勢力就是外戚。一般說來，皇太後本人也無多大實權，她們將實權不是委之於父，就是托之於兄。這就為外戚專權提供了助推器。
早在武王伐紂之時便有“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一說，且《穀梁傳·禧公九年》中齊桓公的盟文：“毋使婦人與國事。”意味著秦以前就有提出後宮不得幹政的先例，後妃幹政程度直接關係著親係家族的強衰與否。
太史公在《史記·外戚世家傳》的開篇即文：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薑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於褒姒。
說明前朝開國帝王和繼承正統遵守先帝法度的國君，不隻是內在品德美好，大都也有外戚的幫助。而以儒家為正統文化的觀念裏，又將荒廢國事，導致國破的原因歸到了後妃，此所謂成也後妃（外戚），敗也後妃。太史公的這段關於外戚崛起基礎的闡述雖有偏頗，但也指出了後妃製度的弊端。
自漢承秦製，皇位傳承以來，漢朝前前後後曆時四百多年，共經曆二十九個皇帝，其中十個均在十二歲前繼位，對皇權的不可把控直接導致了太後垂簾聽政和後期的外戚專權。西漢初年，劉邦去世，惠帝劉盈十六歲繼位，在位短短七年就死了。惠帝時期，呂後開始把持朝政。惠帝死後，呂後便擇惠帝之子劉恭繼位。此年劉恭僅三歲，作為太皇太後的呂雉直接將權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冬，太後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資治通鑒·第十三卷》
呂後打破劉邦製定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誓約，追尊其去世的父親臨泗侯呂公為宣王，追尊其兄周呂令武侯呂澤為悼武王，繼而將呂氏家族四人封王，六人封侯，其中封呂台、呂產為將，帶領國家南、北兩軍，自由出入皇宮。臨死之前又封呂祿為趙王漢上將軍，升呂產為呂王兼漢朝相國，不僅大封外戚為王，還逐漸將大部分權力交到了對方的手中。外戚勢力正式進駐政府，呂氏集團迅速膨脹起來。
所以西漢外戚的崛起除了必要的製度背景和國家政治局勢狀況，後妃幹政專權的野心也起著關鍵的作用。劉邦絕對沒有想到過他的子孫如此短命，而後宮的這群女人又如此命長。即便是有個別命長且野心勃勃的後妃存於一世，隻要在後妃死後新皇帝掌權，皇帝集權的意識也會將外戚專權這種怪相打壓。可是老天爺偏偏給這個大漢王朝開了個天大的玩笑，這些後妃大多數都是通過層層“關卡”，經曆無數的挫折才達到皇帝的臥榻之側即皇權的位置的，一個個的野心不比在位皇帝小，導致一朝一姓的外戚專權從不間斷。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默默奉獻的女人，而這群小皇帝背後有的是大批搞事的女人。呂後一死，後續的竇氏集團、霍氏集團、史氏集團、徐氏集團、王氏集團……直到東漢的何進外戚集團，前前後後影響較大的十一次外戚專權屢敗屢興，也耗盡了大漢王朝的氣運。
◇ 極端是滅亡——新朝的建立
自呂氏外戚專權之後，陸續發展起來的景帝時期的竇氏外戚和武帝初期的田氏、衛氏外戚可謂如日中天，不過此時的外戚權力仍然遠遠低於皇權。武帝時期，鑒於君主丞相製的發展限製了皇權，漢武帝將國事分為內外朝，丞相主外朝，尚書主內朝。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劃分而治的政治手段好處是將皇權牢牢地握在了皇帝自己手中，此時的丞相權力被大大地縮減。直至昭帝繼位，武帝臨死前設司馬大將軍一職，任用霍去病異母弟霍光輔助昭帝。昭帝一代，霍光專權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之狀。
昭帝劉弗陵八歲繼位，在位十三年駕崩。劉弗陵無子嗣，霍光便立昌邑王做皇帝，即漢廢帝，在位二十七天後就被廢了。霍光立漢宣帝為皇帝時，直接以個人代表整個皇室，不通知丞相，召集九卿開會，商議完後直接請示太後。太後大筆一揮，下所謂的懿旨同意。此時西漢王朝連皇位的廢立問題都直接掌握在了霍氏手中，再加上大司馬一職一直以來處於設而不限的狀態，就進一步加速了皇帝實權的旁落。
漢成帝初期，成帝封太後王政君的哥哥王鳳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王氏外戚專權，基本上把持朝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國曆史上，王政君是最長壽的皇後，她身曆兩朝六帝，終以八十四歲高齡辭世。在這個典型被後妃外戚把持的朝代，王政君作為操盤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以這麽說，如果她沒有嫁入皇家，西漢的曆史可能就會改寫。
《漢書·元後傳》記載：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得利於前章所述的察舉製的弊端，王氏四兄弟（王鳳、王音、王商、王根）分別身居要職，整個朝野形成了“王鳳專權，五侯當朝”的政治局麵。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
王鳳專權對於王氏外戚中的有一個人來說是最大的政治優勢。
漢成帝死後無嗣，定陶王劉欣繼位，是為漢哀帝。漢哀帝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君主，在其即位之初，立刻罷歸王氏一族。但此時王氏外戚勢力已不能小覷，此所謂“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曆史走到這個節骨眼上，已經是無法逆轉了。
如同《左傳·隱公元年》一語：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這裏可將此句調整為：“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戚乎。”整個西漢的外戚權勢從崛起到現在蔓延到朝政的各個角落，隻差對皇帝取而代之了。
自漢初以來，為了維護皇權，誅異姓王，除同姓王，限丞相權，打壓宦官，采取的種種措施導致整個朝野隻剩下外戚與皇權之間的鬥爭。哀帝繼位不久便死去，其死後無嗣。正是這個契機讓王氏一族又重掌朝政大權，並最終使得西漢王朝走向滅亡。
而這個利用王鳳專權之利，篡漢代立，違背曆代“君臣之禮”的綱紀，直接將皇權收入囊中的人，就是王莽，新朝的建立者。
《漢書·王莽傳》記載：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後之弟子也。元後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後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後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尉。
漢書記載中，未篡位之前世人對王莽的評價很高。
王莽少年時，他爹和弟先後去世。此後他跟隨叔父王鳳（王政君哥哥）、王商一起生活。
借助王政君之力的族中之人多貴為將軍列侯，生活侈靡，聲色犬馬，互相攀比。然而王莽此時卻顯得極為收斂，眾人皆醉我獨醒，王莽獨守清淨，生活簡樸，為人謙恭。
史料記載說他勤勞好學，拜了沛郡的陳參為師，學習《論語》。對內服侍母親及寡嫂，撫育兄長的遺子，行為嚴謹檢點。對外結交賢士，尊師重道。
簡而言之，王莽就是這個世家大族中的另類，幾乎成了當時的道德楷模，於是很快便聲名遠播。
他為什麽要這麽做？而且還做得如此完美？考慮到漢朝的官員選舉很有特色，名為“舉孝廉”（孝廉是漢武帝時設立的察舉考試的一種科目，孝廉是孝順父母、辦事廉正的意思，被推薦為官的人一般是通曉經目的儒生）。這不明擺著嗎？
漢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二十四歲的王莽入中樞開始做官。王政君早已貴為太後，此時叔父王鳳身居大司馬之位。
所以，王政君一日不死，王莽的官路，隻要他一直保持著這種虛虛假假的“孝”與“敬”，就可以安安穩穩，扶搖而上。
《漢書·元後傳》記載：
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後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當年被疾，太後臨朝，委政於莽。
元壽二年，漢哀帝去世，沒有子嗣。太後王政君在皇帝駕崩當天起駕至未央宮，收回傳國玉璽，並下詔讓王莽出任大司馬。
元始元年，大臣向太後奏定，讓王莽接受“安漢公”稱號，王莽欣然應允，食祿二萬八千戶。此外，王莽與其三大親信升任“四輔”之位：王莽為太傅，領四輔之首事，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位居三公上。
“四輔”大權獨攬，除封爵事外，其餘政事皆由“安漢公”決定。
元始二年全國大旱，並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四處流亡。在王莽倡議下，諸多官吏獻出自己的俸祿救濟災民。一時間，朝野四處歌頌王莽功德，說他有聖人之德。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時的王莽不僅憑借太後的青睞平步青雲，加之自己的高情商使得他在百姓中的美名不斷傳播開來。
元始六年，漢平帝病逝，王莽立僅兩歲的孺子劉嬰為太子。王太後根據眾大臣的意思，讓王莽代行天子政，稱“攝皇帝”，臣民呼之“萬歲”，改年號為“居攝”。居攝次年，各種符命紛至遝來，此時已經民不聊生，不斷有人借名目勸王莽稱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臘月初一，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推舉王莽為皇帝（實際上是被迫），改國號為“新”，降孺子劉嬰為定安公。此時，王莽在常安稱帝，建元“始建國”。
在中國曆史上，通常以貴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正規路子裏，五十四歲的王莽換了種不流血的套路，打開了外戚篡奪（窩裏反）的先例，獲得了垂涎已久的帝位，終於意味深長地打開一個曆史新篇章。
後世對王莽的評價褒貶不一，個人認為外戚專權的發展將王莽推到了金字塔頂端，其背後的因素太過繁複。即使篡漢代立這個人不是王莽，曆史也會在竇姓、霍姓等人中選擇一人對皇權進行取代，隻是上天恰好選中的是王姓家族來結束這個朝代“偏房”的怪相。
至此，整個西漢壽終正寢，結束在了王氏外戚專權的極端之下。這些皇帝誰曾預料到，皇權的衍生物反而吞噬了自己。
◇ 春風吹又生——梁冀專權
王莽建立新朝之後，進行一係列違背社會發展、加速曆史倒退的改製。他的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社會混亂。新莽末年爆發綠林赤眉起義，漢朝宗室出身的劉秀趁勢而起。
公元25年劉秀稱帝，定都洛陽，息兵養民，開創了“光武中興”。光武帝秉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原則，以王莽篡位為史鑒，堅決杜絕外戚幹政。
《後漢書·皇後紀》記載：
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後曰皇太後。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後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後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可見，東漢之初對於外戚的防範是很嚴的，後宮太後也鮮有地擁有這樣高的覺悟。按理說這樣的防範手段以及後宮難得的覺悟，外戚幹政這股勢力的發展受到層層限製，到此就應退出專權的曆史舞台。
曆史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轉，東漢的第三位皇帝肅宗皇帝——漢章帝（喜歡書法的朋友應該熟悉此人，章草的創始人）在位十三年，活到三十一歲就死了。章帝死後，他的四兒子和帝繼位，時年十歲，由竇太後臨朝稱製，摒棄外戚不得幹政的祖製，又開始重用外戚，將大權交到竇憲手中。
外戚這股勢力如同枯木逢春，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崛起。不僅竇憲的兄弟子侄身居要職，而且運用察舉製的弊端，從各個層麵擴大勢力圈子。竇氏外戚在皇權的維護下如火如荼地發展壯大，後來皇權也受到外戚權力逼迫。和帝越發感覺被欺太甚，於是聯合宦官，合力打擊竇氏外戚勢力，這又為漢朝埋下了宦官專權的地雷。
竇氏被打壓甚至消滅後，東漢的外戚勢力才算是暫時被撲滅。但是這件事給整個東漢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直到東漢滅亡，各個姓氏的外戚興起又覆滅，一撥接一撥，成了一朝一姓。
緊接著是鄧氏外戚、安帝時期的閻氏外戚、順帝時期的梁氏外戚，比“王莽篡位”更慘痛的一幕即將上演。
公元114年，十一歲的順帝繼位，封梁商為乘氏侯，陽嘉元年（公元132年）立梁商女為皇後。從此梁商地位日益顯赫，逐漸攫取了大將軍這一權傾朝野的要職。當時的梁商雖然“以戚屬居大位”，大權在握，但有所約束，不敢十分專橫跋扈。
有人分析實際上是梁商在為他的兒子梁冀專權鋪路。因為：
第一，諸梁氏已布滿朝廷內外，當時皇帝不過是他們手中之物。
第二，梁商對他所溺寵的兒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順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職，做大權在握的大將軍，讓梁冀的弟弟梁不疑為河南尹。順帝天生就是軟柿子，即使朝中大臣上諫彈劾梁氏兄弟，順帝也不聽，直接將權力交到了梁冀手中，開啟了梁冀專權的道路。
公元144年，順帝死，梁太後臨朝，立兩歲的劉炳為帝，是為衝帝，梁冀總理朝政。不到一年，衝帝死，梁冀立劉纘為帝，即漢質帝。此時質帝雖年幼，但是十分聰慧，對梁冀專權十分不滿。但此時質帝對此也無可奈何，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輕輕地對朝臣說：“此跋扈將軍也！”質帝的“早慧”，本來就是梁冀的一塊心病，當他聽到質帝的辱罵，就立即萌起陰險的殺機。
於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於煮餅中。小皇帝吃了後，胸腹部脹痛，情緒煩躁，他催人趕快召李固進宮。李固匆匆趕到，詢問說：“陛下患了什麽病？是什麽原因？”小皇帝拚著最後一口氣說：“吃了煮餅，肚子悶痛，能喝到水還可活命！”這時梁冀在旁邊冷眼注視，陰狠地說：“恐怕會吐，不能喝水。”
梁冀這麽一說，左右還有誰敢聽小皇帝的話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籌莫展，隻得眼睜睜地看著質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點明，隻得撲在小皇帝遺體上悲痛地號哭，說什麽要將此事查明。梁冀怕陰謀泄露，李固這麽一說，當然使梁冀更忌恨於他。
《後漢書·梁冀傳》記載：
複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
本來殺帝是要誅九族的，可是梁冀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又立劉誌為帝，即桓帝，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勢力，梁氏專權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元嘉元年，桓帝因為梁冀對自己有擁立之功，想用特別的禮遇來顯示他的崇高地位，就召集朝中全部公卿，共同商議對待他的禮遇。
於是有關官員上奏說梁冀可以入朝不小步快走，可以佩劍穿鞋上殿，謁見皇帝可以不自稱名，享受和蕭何同等的儀禮規格；將定陶、成陽剩餘的編戶全都封給他，這樣他的封邑就增加到四個縣，和鄧禹相當；賞賜給他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的標準，以突出表彰他的首功；每次朝會，和三公分別開來，獨坐一席；十天入朝一次，平議尚書事務；將這些宣告天下，成為萬代法製。
梁冀還覺得他們奏請的禮遇不夠優厚，很不高興。他專橫行事，玩弄權勢，一天比一天凶殘放縱，各種大小的機要事務，沒有一件不是先征詢他的意見才做出決定的。宮中的衛士侍從，都是他親自安置的，宮中的起居生活，每一個細節他都能了解清楚。百官升遷，都要帶著箋記書劄先到梁冀門上謝恩，然後才敢去尚書省。
到桓帝永興二年，朝廷封梁不疑的兒子梁馬為潁陰侯，封梁胤的兒子梁桃為城父侯。梁冀在位二十多年，驕橫氣盛到了極點，橫行宮廷內外，百官不敢正視他，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皇帝大權旁落，什麽事都不能親自過問。
桓帝心裏已經十分不平了，梁氏專權，為所欲為，目空一切，物極必反的結果即將來到。
延熹元年，太史令陳授通過小黃門徐璜，向皇帝陳述出現了日食等異常災害（古人的套路就喜歡以自然現象來對應國家治理之事），並且把責任指向了大將軍。梁冀聽說後，暗地指使洛陽令逮捕了陳授，並在獄中將他拷打至死。因為這件事的發生，桓帝已經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這也成了桓帝下定決心收拾梁冀的導火索。
加上梁冀對宣家的迫害追殺，桓帝大怒，就和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個人定下誅殺梁冀的計劃。梁冀從眼線口中聽到了這個小道消息，準備反撲，於是派了中黃門張惲進入宮內，以防止他們發動政變。
具瑗見張惲還敢入宮，先是命令吏人把張惲逮捕，罪名是他突然從宮外進來，圖謀不軌。桓帝親臨前殿，以張惲之罪責為由頭，召見尚書們，公開指責梁冀的罪行，並讓尚書令尹勳手持符節，率領丞郎下的官員都帶著兵器守住宮廷官署，收起各種符節送回宮中。桓帝又派黃門令具瑗帶著左右兩廂的騎士、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等，一共一千多人，和司隸校尉張彪一起包圍了梁冀的住宅。同時派光祿勳袁盱帶著符節前去，沒收了梁冀的大將軍印綬，改封他為比景都鄉侯。
梁冀自知無力回天，隻得和他的妻子孫壽一起自殺了。斬草須除根，桓帝下令將梁冀的兒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騎校尉梁讓，以及他的親信衛尉梁淑、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人，連同梁家及孫家的內外宗族親戚全部逮捕，送到詔獄中去，不論老少都處以死刑，暴屍街頭。
同時其他受到牽連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祿為二千石的官員有幾十人，梁冀原來的官吏和賓客被罷除官職的有三百多人。
這次大肆整治外戚勢力，導致朝廷官位一時間都空了，隻剩下尹勳、袁盱以及廷尉邯鄲義還在。由此可見梁氏黨羽範圍之廣。
因為當時政變是突然從宮中爆發，史料記載這些使者來回奔馳，不管牽涉與否，公卿們皆不知所措，官府、街市、裏巷紛擾動亂，好幾天才平定下來。但是梁冀死後，百姓沒有不拍手稱快的。
至此，梁氏專權才算徹底崩塌，梁冀本人也被後世認為是曆史上的大奸臣之一。梁冀專權在整個東漢的影響極大，毒殺幼帝，禍害同僚，簡直罄竹難書。
◇ 亂世梟雄——漢朝的徹底結束
公元189年，董卓帶兵進入洛陽，廢少帝，立獻帝劉協。後來為了掌權，又殺太後及少帝，自稱太師，專擅朝政。
這時通過察舉製舉孝廉方式入職官場的曹操，看不慣董卓的驕橫跋扈，便逃出了洛陽，跑到陳留，號召天下英雄共同討伐董卓。結果好不容易忽悠的一幫“憤青”前去伐董時，兵力懸殊太大，遭到慘敗。此次伐董唯一獲得的好處是曹操名聲算是打出去了，天下不少能人被他的英雄氣概吸引，紛紛前來投靠。曹操也在此過程中不斷養精蓄銳，實力大增。
獻帝劉協自被董卓劫至長安後，直到公元195年，才終於回到洛陽。此時的洛陽經過“董卓之亂”後，民不聊生。這時曹操接受了謀士毛玠“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議，親自到洛陽朝見獻帝，並勸獻帝將國都暫遷到許城。
於是在公元196年，漢帝遷都許城。許城便成了東漢的臨時首都，改名為許都。借此機會，曹操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的優勢。
自從迎回獻帝之後，曹操的權力迅速膨脹起來。建安十七年，漢獻帝準許曹操“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丞相蕭何待遇。
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旒冕、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漢獻帝又賜予曹操王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其實，仔細研讀曹操出身，他本身的成分比較複雜，他是宦官世家出身，通過察舉製逐漸成為權臣，後來將自己的三個女兒嫁給獻帝又成了外戚。
曹操不僅在政治上獲得了勝利，在軍事上也獲得了勝利，逐漸發展壯大成三國中最強的政治軍事集團。
但自始至終，從後漢滅亡到三國鼎立，從相互爭奪中原大權到司馬家族統一天下，後漢的外戚沒有一個敢像王莽一樣冒天下之大不韙地直接取代皇權，坐上金字塔的巔峰位置。即使漢末曹操可以直接廢掉獻帝，掌握政治權力，他也深知“廢主自立”不僅與群侯對立，被天下不齒，還不能獲得各層級士大夫的服帖。
故此，曹操被稱作沒有名號的皇帝，一直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實行專權。他和梁冀之前的梁商一樣，為自己的兒子曹丕奠定了基礎。
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王曹丕迫使漢獻帝將皇位“禪讓”給自己，國號魏，漢朝才算徹底結束。
縱觀整個漢朝四百多年的曆史，每一次重用外戚的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一個國家要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即便這個人如聖人再世，也難以考慮全社會發展的方方麵麵，難以控製住千萬百姓。曆史上不乏大量明君的出現，但最終後世對明君的評價仍是褒貶不一。
集權的另一種方式是懂得如何分權，如何操縱權力，一旦權衡駕馭不住，就會讓居中的皇權天平傾斜，成就這些偏房群體的專權。外戚集團在漢王朝的鞏固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最後也成為漢王朝根基的挖掘者。
但不論如何幹涉朝政，外戚專權也是圍繞皇權而存在的力量，始終伴隨皇權而存在，是皇權的組成部分。不管是附庸於皇權橫行霸道也好，還是淩駕於皇權之上取而代之也罷，終究是一朝天子一朝外戚。外戚專權乃一朝滅亡的慘痛教訓，也給後世之人留下了“外戚不得幹政”的警告，因為隻有皇權才是至高無上的。
◇ 曆史的烙印——漢以後的外戚
漢朝滅亡之後，從三國鼎立到司馬氏一統天下，晉武帝司馬炎於公元265年取代曹魏政權而建立晉。西晉王朝奠基者司馬懿除了善於隱忍、工於謀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能生兒子，子嗣眾多。由於後來嫡係子孫的能力不濟，諸侯混戰，外戚掌權，結果導致了“八王之亂”。
這其中外戚禍害之一就是楊駿。
公元274年，武元皇後楊豔病危時胡貴嬪得寵於晉武帝。太子愚笨，楊豔怕死後胡貴嬪入主後位，對太子不利，便在死前哭著哀求武帝在自己死後立堂妹為後，武帝答應後才安心地離去。而這個被立為皇後的堂妹，叫楊芷，是楊駿的女兒。楊芷封後之後，深受晉武帝的寵信，楊駿也跟著沾光，仕途順風順水，被封為臨晉侯。
公元290年，晉武帝病重時，並沒有將國家大事托付給重臣。開國功臣大部分都已經去世，剩下的朝臣惶恐不安，無計可施。此時楊駿抓住機會，排斥公卿大臣，親自在武帝左右伺候，並趁機隨意撤換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等到武帝病情稍有好轉，見楊駿用人不當，於是給中書下詔，讓汝南王司馬亮與楊駿共同輔助王室。
楊駿代表的是氏族力量，而司馬亮代表的是藩王力量，晉武帝選擇這兩位作為托孤重臣，互相製衡，以保太子順利登基。然而，楊駿恐怕失去權柄與寵信，從中書那裏借來詔書看，並把詔書藏起來。過了兩天，晉武帝病危，楊皇後聽從父親教唆，奏請武帝讓楊駿輔政，武帝臨終前點了點頭。
於是楊皇後便召中書監華訥、中書令何劭，口頭傳達武帝的旨意，讓他們擬遺詔，詔書為：
昔日伊尹呂望作輔國大臣，功勳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護國，為古代名臣之冠。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德厚而智高，見識明遠，輔翼皇上與太子，以忠貞嚴肅著稱於世，應做朝廷宰輔，比於商代伊尹。
這就是《續三國演義》中著名的“晉武帝托孤”一幕，雖為野史和小說記載，在曆史真相上存在層層疑點，但這件事為楊駿接下來的專權奠定了基礎。
晉武帝托孤於楊駿，楊駿幾乎掌控朝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晉武帝自以為替傻太子考慮得周詳，但沒想到楊駿和皇後楊氏一起篡改了詔書，托孤重臣被改為楊駿一位。
楊駿待晉惠帝司馬衷登位後，獨攬朝政，誘導晉惠帝封自己為太傅，統領百官，開啟了楊氏外戚專權的時代。專權期間楊駿怕皇帝左右的人說自己的壞話，便把他的外甥段廣、張劭安插在晉惠帝周圍做近侍。又培植很多親黨，使他們統領禁兵。楊駿知道自己沒有美德高望，害怕不能使遠近之人和睦悅服，就依照魏明帝即位時的例子，大開封賞，以取悅於群臣。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晉惠帝的皇後賈南風為了不讓楊駿獨攬政權，秘密派人與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聯絡，要他們帶兵進京，共同討伐楊駿。
公元291年三月，賈皇後有了楚王司馬瑋的支持，設計讓晉惠帝下詔書，宣稱楊駿謀反，洛陽全城戒嚴，要楚王司馬瑋領軍保衛皇宮，圍攻楊駿府第。
楊駿為人膽小懦弱，事件發生時謀而不決，還沒等到反撲，司馬瑋就已經率軍火燒其府第。楊駿如脫韁的野馬一樣嚇得趕緊出逃，可惜剛到府中馬廄，就被亂軍殺死。楊駿已死，賈後以晉惠帝名義下詔書，廢黜楊芷的皇太後之位，貶為平民，囚禁在洛陽郊外的金墉城，同時又誅滅楊駿三族，株連而死的共有數千人，至此楊駿外戚政治勢力徹底被消滅。
賈南風的操縱直接導致西晉八王之亂的發生，繼而出現的永嘉亂世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慘烈的亂世之一，開啟了五胡亂華三百餘年的分裂戰亂之門。
其實整個東晉都沒有擺脫外戚專權的現象，前後出現了王、庚、褚等外戚相繼擅權的局麵，最終在外戚王恭的執掌下，東晉走向了滅亡。
而緊跟其後的有北魏獻文帝孝文帝時期的馮氏外戚、北周宣帝時期的外戚楊堅。重點提及下，楊堅在北周宣帝繼位後任大司馬，位高權重。宣帝死後，外戚楊堅假詔輔政，不僅執掌軍事，還兼任左大丞相，使得朝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先有外戚王莽篡位，後有楊堅奪權。公元581年，楊堅索性直接廢掉北周皇帝，建立隋朝。
這是自外戚專權以來的巔峰期，因為隋朝不久就被李氏家族取代。唐朝外戚專權最顯著的莫過於唐太宗死後的武氏家族專權。皇後武則天為了鏟除以長孫無忌為首的政治集團，將大權奪過來，於是大力扶持武氏外戚勢力，一步一步將武家的人員安插在朝中各個重要崗位，最後直接“武裝奪權”，成為曆史上第一個奪得正統的女皇帝。
唐朝以後直至明清，不斷有新的外戚勢力崛起和覆滅。即使明清之時吸取前朝的教訓，對於外戚專權多加防範，製定了比較完善的製度限製外戚權力。但是由於製度本身的原因，以及整個朝代的集權專製的性質，正如開篇說明的，外戚這股附屬於皇權的勢力始終跟隨著皇權而興衰。政隨人走，導致外戚勢力在打壓中仍不斷突破藩籬而借助於皇權橫行朝野上下。通過對封建王朝的政治製度、宗法製度、官僚製度的發展以及後妃製度等方麵弊端的分析會發現，外戚專權勢力的崛起覆滅始終貫穿每朝每代，但他們有著同一種命運——族滅，而牽著它鼻子走的就是皇權。
這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隨著個人的收益而輻射成一個群體利益，在一個專製體製之內，權力和利益中產生的享樂，荒**從來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個又一個名為輔助皇權實為分權的群體的產生。這些利益群體不斷地擴大，逐漸增多，他們為了爭奪利益而發生的內部爭鬥，是導致國家衰弱甚至滅亡的重要原因。
這些利益群體放大開來，叫作外戚、宦官、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