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
◇ 以宰相之名睥睨天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塚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周禮》
其中的“天官塚宰”，就是太宰的別稱。太宰原為掌管王家財務及宮內事務的官，在《周禮》中作為天官，成為六卿的首位，總管全國大事，即有主宰之意。而相，本為相禮之人，字義有輔佐之意。
宰相起源於先秦時期，商代有伊尹為相，周代周公為太宰，均是將二字劃分而稱。直到《韓非子·顯學》中提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第一次將二字合並，將其演化成為掌握政權的大官的泛稱，故後來用以指曆代輔助皇帝、統領群僚、總攬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而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具體的官僚體係，宰相作為官製才首次被確定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宰相一詞並不屬於特定官名，而是這一群體的總稱，曆朝曆代對於“宰相”都有過不同更名，如戰國時期稱其為“相國”（相國李斯）、又設左右丞相以輔助相國；漢承秦製沿襲相國、丞相官職，之後改丞相為大司徒；魏晉時期“侍中”官位職責上升至宰相之權，其後又有中書令、尚書令、同平章事、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等多達幾十種官名，隨著封建國家的發展，宰相製一直沿襲了兩千多年。
回到西漢時期來，看看郭鬆燾所言及的“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的宰相的發展。
漢承秦製，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的名稱基本沿用了秦朝的製度。秦始皇用法家學說征服天下、治理天下，一切行政、軍事、立法、司法等等，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同時建立“三公九卿”製度，確定了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
到了漢朝，漢初以黃老學說為治國理念，主張無為而治。故漢初皇帝的權力和權威較前朝時期有所弱化。其主要在於漢初官僚體係繼承和發展過程當中，皇權和相權開始出現了分化，畢竟一個人精力有限，漢代皇帝不再像秦始皇那樣操縱一切。此時皇帝僅作為國家唯一的領袖，而實際政權不再屬於皇室，旁落到了以丞相為代表的政府當中。一言以蔽之，丞相才是一切實際政權的負責人。因此我們可以把漢朝建立的製度稱之為“君主丞相製”。
雖然丞相代表的政府擁有實權，但是對於丞相的任命以及丞相行使權力之時，還是得征得皇帝的同意，並由皇帝發布命令。隻要皇帝不滿意，可以隨時撤換丞相。相權的發展仍舊依賴於皇帝權力的收放。丞相作為實權的代理人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主要體現在其下設官僚體係的服從。
漢朝丞相官職下設有秘書處，秘書處是一個龐大的組織機構，共有十三個部門，在當時稱為十三曹，一個曹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司局，所有的部門都歸丞相總管。
為使讀者牢記，本人將其編為順口溜：
丞相下設秘書處，秘書分為十三曹；
東西二曹掌人事，戶曹祭祀及農桑；
管理奏章屬奏曹，民事訴訟找詞曹；
郵驛交通有法曹，尉曹卻隻管運輸；
另有賊曹管盜賊，罪法兩刑歸決曹；
兵曹定是主兵役，貨幣鹽鐵皆金曹；
國家倉穀到倉曹，還有一曹稱黃閣。
根據以上十三曹的名稱，便可以看到全國的各項政務都匯集到了丞相秘書處，這些都不屬於皇帝管理。不得不說，此時的皇帝比起秦始皇，真的要輕鬆安逸許多。而這些官位全是吃皇糧的，屬於政府公務員。
深宮之中的皇帝也有自己的秘書，稱之為尚書。而尚書機構，卻隻有六尚，五尚專管皇帝的衣食住行，唯一稱為尚書的單管文書。相比之下，丞相才是政府真正的領袖。
在這種君主丞相製下，權力不對稱，甚至可以說傾斜得十分嚴重，相權確實對皇權起到了一定的限製作用。可以說這時的丞相已經掌管著天下一切事悉，是皇帝的副官。但我們從另外一條官職剖析就會發現丞相的職責遠不止外朝之事。
我們知道西漢的中央政府沿襲秦製，稱為三公九卿製度，三公中除了丞相，還有太尉和禦史大夫。太尉掌軍事暫且不提，禦史大夫又稱“副丞相”，職責是監察百官，以輔佐丞相監察行政過程中的情況；處理呈送皇帝的奏章，承轉皇帝的詔書，相當於皇帝和丞相之間的“傳話筒”；除此之外，西漢之初的禦史大夫更有直言勸諫的能力，如周昌曾直言勸諫劉邦不要改立太子。而禦史大夫更多的仍從屬於丞相，說明丞相不僅要管朝外之事，皇室之事亦有插手之權力。
除了政治地位的尊貴，皇帝對丞相的禮遇也是非常隆重。按照漢朝的禮儀，丞相的任免，皇帝本人需要親自出席以表其尊貴，丞相覲見皇帝，皇帝需著正式朝服以接見，奏事完畢告退，皇帝還得要親自送其出殿門。禮儀尊卑似乎在此發生了扭轉，不知是丞相為皇室之臣，還是皇室成了丞相管理的一個下屬機構。這種壓倒式的相權扭曲發展，難道是想要平分共主這河山？
◇ 蕭何——人生如戲全靠演技
曆史對於蕭何的評價非常高：
太史公曰：
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史記·蕭相國世家》
可謂極其精煉地概括了蕭相國一生，故此，對於蕭何精彩的一生不再加以贅述，僅簡單做一時間軸表示：
公元前204年之前，蕭何協助劉邦奪取江山。自前202年開始直至前193年，助劉邦穩固江山。
蕭何對於劉邦而言是“忠臣”，也是曆代忠誠的楷模，我們從他的人生軌跡就可以看到蕭何將“忠”這一字可謂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劉邦早年的創業隊伍中，《史記》對於蕭何之初始的政績描繪較少，僅有“數以吏事護高祖”等寥寥數語，可見當時劉邦這個小混混的官方背景就是蕭何。劉邦當上泗水亭長後，蕭何也是“常佑之”，即使是鹹陽召蕭何入京升職，他也拒絕。這是鐵了心跟定了劉邦，忠誠之始源於“老鐵”。
公元前209年，緊接著陳勝吳廣起義的沛縣起兵中，眾人在擁立劉邦為“沛公”時，劉邦剛開始假意謙虛拒絕說：“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
意思就是自己是個小混混，不配當縣令。蕭何還能不知道劉邦這是以退為進之策？便協助劉邦獻出一計：選出九位全縣最有聲望的人，連同劉邦共計十人，把十個人的姓名寫在紙上，謹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為沛縣縣令，不得推辭。
其實我們都知道，抓鬮紙條上全寫的劉邦的名字，兩人自編自導、一唱一和完成了這擁立之事。
後來創業途中，蕭何表現得兢兢業業、誠誠懇懇。劉邦入鹹陽後，《資治通鑒》記載：
沛公西入鹹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如此鮮明的對比之下，蕭何的人設不斷正麵強化。
《史記》又載：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楚漢之爭四年之內，蕭何留守後方，所作所為，著實為劉邦肝腦塗地，其忠誠之心，日月可鑒。故劉邦在開國之初，大肆封賞時說道：“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蕭何之於劉邦，不可或缺。其後劉邦對他的封賞，也是極其尊貴。
可是劉邦是何等人，這大漢天下，論最聰明應屬劉邦。當“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之時，蕭何為什麽能夠保全而終？這皇權和相權的角力，才是劉、蕭之間關係的寫照。
我們前麵說到，《史記》在記載蕭何一生時，漢建立之前的豐功偉績描述不多，因為在此之前兩人的關係更多還屬於摯友。等到公元前206年時，兩人完全成了君臣關係。《史記》對於蕭何之記載運用了四次時間，這四次記載除了漢五年封賞之事，另外三次便是對於這君臣權力之間“角力”的描述：
第一次角力：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第一次角力是在楚漢戰爭時，公元前204年，蕭何任丞相，鎮守關中，漢王與項羽相持於京索之間。漢王數次派遣使者回關中慰勞丞相，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劉邦開始對蕭何有所猜忌和防範，畢竟此時的蕭何一旦謀反，劉邦的事業可能將毀於一旦。這時蕭相是個明白人，他采用鮑生建議，將自己的宗族子弟派遣至前線，名為侍主左右，以便使喚，其實是將自己的親族作為人質，借此打消劉邦的猜忌。
第二次角力：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召平謂相國曰：“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陳豨謀反，漢高祖親自帶兵征邯鄲。哪知又有人密告韓信在關中謀反，蕭何輔佐呂後用計誅殺了韓信。漢高祖在邯鄲得知韓信被誅，除去了心頭隱患，當然非常滿意。但據記載他對蕭何也不放心，韓信畢竟是蕭何舉薦，雖然誅殺韓信是蕭何計謀，可是遠在邯鄲的劉邦不得不懷疑這其中是否有貓膩。
於是劉邦派遣使者回京師，拜蕭何為相國，增加五千戶封邑，同時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為相國的警衛部隊。這樣做，既是為了籠絡蕭何，同時也有監視的意思。朝中大臣見蕭相國如此受高祖寵信，紛紛前往蕭何府上祝賀。唯有一個名叫召平的人，他來到蕭府，不僅不表示祝賀，反而對蕭相國說：“公將大禍臨頭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為公設置警衛，顯然是對公起了疑心。願公上書辭讓封邑和警衛，並將家中私財悉數捐出以佐軍資，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蕭何原本就對此次增封大惑不解，聽了召平一番話，深以為然，立即采納了他的計謀，又一次化解了漢高祖對他的猜忌。
第三次角力，就是著名的蕭何自毀名節之事：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複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複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次年，淮南王黥布謀反，漢高祖又親自帶兵征伐。蕭何因為皇上在外征討，鑒於之前韓信之事，他更加兢兢業業，勤於國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斷地向前方輸送給養。
從劉邦的角度出發，蕭伯入鹹陽宮不圖錢財，楚漢之爭割愛派親屬到前線為質，且麵對自己猜忌時不受封邑，反倒捐出私人財產以佐軍資。這等不求財、不求封、不求名的臣子，難道求的是這大漢江山？蕭何越是勤勉，漢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實。人到了老年，猜忌心思越發嚴重，於是常常派使者回長安詢問相國的近況。
開始蕭何對皇上的這一舉動很費解，上年辭讓封邑已經讓劉邦對他打消了猜忌，而今年皇上又越發頻繁慰問，他越來越有些糊塗了。這時有一位門客向他道破了高祖的心思，說：“君不久即將滅族矣。君位居相國，功稱第一，如此勤勉，還想再高升嗎？君初入關中，至今已十餘年了，深得百姓擁戴。皇上之所以近來不斷地詢問君的作為，就是怕您深得民心，傾動關中。依臣之見，君不如在京師多置田地，強迫百姓賤價賣地，使關中百姓都罵君賤買民地。這樣，皇上知道君僅僅貪財，沒有政治野心，他也就放心了。”
蕭何何等聰明之人，門客此番話一語驚醒夢中人。他自認為跟高祖幾十年了，兩人早就摸透了彼此的性格，互相之間心照不宣。但是他忘卻了，劉邦已不再是地痞流氓鄉野莽夫，自己也不再是當年那個以官職私護劉邦的沛縣功曹。兩個年過半百之人，曾經的心照不宣，到現在的的確確需要做出一些“過場”來表明相互間的態度，讓天下之人看看到底誰是君，誰是臣。
於是他不得不采納這位門客的計謀，自汙以免禍。果然，蕭何的罵名很快就傳到了高祖那裏。漢高祖聽了，心裏如同吃了蜜一般甜。高祖征討黥布歸來，關中百姓攔道向高祖上書，控告蕭相國強迫賤買民田宅。高祖回朝，蕭何拜謁。高祖笑著對蕭何說：“相國竟如此‘利民’呢！”隨即便把百姓的上書交給蕭何，說：“君自己去向百姓謝罪吧！”於是蕭何將所有的田宅全部退還於民。再次以“自汙名節”之演技，告訴了天下他對劉邦的忠心。
蕭何自毀名節也好，劉邦借此懲罰蕭何也罷，蕭何終其一生，直至死亡，可謂是對得起這劉氏江山了。不管劉邦曾經懷疑過蕭何沒有，皇權與相權之間，這時期處處表現出的是後者以高超的演技維護前者。
如果非要說西漢之初是皇帝與宰相共同治理天下，那它該有“一個主外一個治內”的美稱。
◇ 一朝“十三相”——伴君如伴虎
蕭何之後，接任丞相的曹參、樊噲、呂產等人恰好處在了“文景之治”時期，整個皇室依舊奉行“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天下一片安靜祥和、欣欣向榮之景。後繼的丞相按照官僚製度的職責，有條不紊運行著高祖、蕭何定下的一切規章製度。此時的丞相之權，依舊是領百官而助皇權治天下。
直到漢武帝繼位，這個一天不搞事就渾身不爽的中二青年，開始覺得從他爺爺輩兒到現在，丞相一直“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導致相權達到與皇權不相上下的地步，甚至時不時還能僭越皇權，心裏十分不爽。
我們讀史，對於一些事情的剖析，離不開對當事人性格的分析。漢武帝本人權力欲極強，又有雄才大略，像他這樣的皇帝，是決不允許權力掌握在別人手中的。那麽他想搞事，就得從限製相權這條野路子開始。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總共換了十三位丞相：
可以說，漢武帝時期的丞相實在屬於“高危職業”。那麽究竟是不是相權的發展嚴重影響到了皇權，或者是如郭嵩燾所講“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局麵，更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勢，導致這丞相之位經常三年一更換呢？還是漢武帝就是這麽一個喪心病狂的屠夫？我們從以下幾個維度加以分析：
（一）相權的職責設置“過度”寬泛，確實影響到了皇權的“高度”集中
請注意“過度”和“高度”這兩個詞語。相對於漢朝之前的丞相製度，我們在講漢代官僚機構時，提到過丞相之職責除了外治天下，還通過禦史中丞對皇室之事多加幹涉。可以說除了軍事之外，全國之內，事無巨細均歸丞相總管。
在漢初時，皇帝們都以無為而治為重心，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照著老製度走就是最好的發展。丞相此時也是無需作為，惠帝時期的丞相曹參曾經因為“無作為”被彈劾，他對於皇帝的問責，也是用“蕭規曹隨”以回複。丞相職責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與民休息，的確不存在皇權與相權的矛盾。
但是到了第七任皇帝劉徹這裏，國家經濟達到“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不可校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誌》）於是這時的漢武帝想開始作為了，對他來說，首先就是需要大量成立自己的人員體係。因為武帝繼位之初，國家大權掌握在竇太後群體手中，他需要選拔大量的人員以輔佐自己收回皇權。
這時最尷尬的事情發生了，我們之前提到丞相的秘書處有東、西兩曹，工作職責是掌人事選拔、任免，雖然最終的抉擇權歸皇帝本人，但是其人員的選擇範圍和最大建議權均屬丞相。因此皇帝想作為的話受到的最大限製恰好在於“人事任免權”上，例如《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
田蚡非常受武帝信任，但他所安插的同僚太多了，有的甚至從閑居一下子提拔到二千石級，把皇帝的權力轉移到自己手上。因此武帝說：“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經任命完了沒有？我也想任命幾個官呢。”
如果非要說此時皇權和相權的最大矛盾和衝突，那便是這人事任免的問題。
（二）“常以列侯為丞相”嚴重影響到了漢武大帝工作的開展
武帝繼位之初，國家權力集中在竇太後手中。竇太後一直主張的是“黃老之道”，而漢武帝遵的是儒家學說，兩人根本的信仰不同。當時恰逢衛綰年老退休，武帝一心借竇嬰、田蚡之力以對抗竇太後。但是此時武帝集團力量單薄，不足以抗衡竇氏勢力，故竇嬰、田蚡先後被竇氏罷免，而中間的許昌則是作為竇氏代表被武帝所罷免。
如果說前期四位丞相的更替命運是劉、竇之間對於皇權的角力。那麽接下來的幾位便是能力不足，不能協助武帝大展宏圖而被誅除。
自田蚡之後的薛澤、李蔡、莊青瞿、趙周、石慶不是列侯家族就是紈絝子弟。其能力才幹較漢初七十年裏的丞相，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這些在武帝眼裏白食千邑的列侯丞相，經常在三年之內，就因“犯事”而被下獄，或自殺，或被武帝幹掉。從表麵上看是這些庸才不符合雄心勃勃的漢武帝的用人準則，事實上這是皇權與舊製相權的交鋒。
武帝繼位之初為了從竇氏手中拿回權力，曾想大肆培養自己的嫡係團體，故在第一年時就發布招賢令“召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親策問以古今之道”。在一時半會兒改不了丞相舊製的不足這一情況下，這個舉措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此時大批士人出現，如主父偃、東方朔等人，為武帝提供了不少謀略。
武帝通過賢良對策等方式，在身邊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近侍之臣。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給事中，從而成為入侍武帝的內臣。他們名為侍從之臣，實際重點參與謀議。這些中朝官員的秩爵並不顯要，但是身份特殊，他們不僅參與軍國大事的謀議，有時奉命與公卿大臣論辯，以致麵折廷爭而詘大臣。同時武帝破格將士人公孫弘提拔為丞相，隨後封侯。
這種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這些小官又易於控製，從而達到以卑製尊、以輕馭重、以中禦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特別是當時為適應對匈奴作戰的需要，同時為進一步加強皇權，減少廷議決策對皇帝的影響，劉徹設立了以衛青為首的內朝。這樣軍事作戰保密的目的達到了，而皇權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從此西漢的政治製度便形成了內朝的尚書機構與外朝的三公九卿一起管理政務，以及分工又相互製約的雙軌行政管理體製。此項重大改革一步一步地將丞相的權力限製到了外朝，並且隻有執行權，而決策大權終於回到了漢武帝手中。
（三）漢武帝的極端性格
漢武帝人生的前期，在收回皇權的路上，一步一步地運作，終於將本該屬於皇帝的決策權拿了回來，此時的爭權措施屬於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到了晚年，慘死於“巫蠱之禍”的這些丞相，不再是因為權力鬥爭而死，而是由漢武帝的性格導致。
雖然丞相一職在漢武帝時期被看作高危職業，漢武帝的治理手段也顯得頗為偏激。但是出於國家發展的目的以及結合漢武帝自身的性格，也就不難理解這種“一朝十三相”情況的發生了。
故此，總述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並非指的是某位宰相的職權有威脅皇權甚至取而代之的趨勢。而是在於一開始的職責設置太過寬泛，丞相君主製用於漢初是符合社會背景和國家發展的，遇到這些垂拱深宮的皇帝也不會產生太大的矛盾碰撞。但是製度的運作還是需要人來實施，遇到漢武帝這樣雄才偉略、好大喜功之人，加之社會發展到相應階段。這種舊製度下的“丞相職責”（相權）便與現實顯得格格不入，改革創新自然而然就會發生。
那麽西漢共天下的對象更多地就要傾向於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