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嬴政統一中國，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蓋五帝”，創“皇帝”一詞作為華夏最高統治者的正式稱號，直到1912年清帝溥儀退位，“皇帝”才正式退出曆史，從此隻留在竹書、絲綢、石刻之上。
自商、周到秦的一千四百年裏，華夏民族自占有關中沃土開始，便轉變成為防禦內向型的帝國模式，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度開始了重內輕外的格局，這是農耕文明發展的最終選擇。為了保證內部的安寧，有條不紊地生產發展，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使帝國維穩下去，一代代統治者煞費苦心籌劃出一套接一套的理國方案，以圖子子孫孫，萬世長存，恒享天下。
然則歸納起來，帝國體製的核心是皇權，皇權的掌控無非兩條：控製和維持。控製臣民和局勢，維持秩序和現狀。
中國的君主在秦建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縣製的基本模型上，增刪修改，形成了不少新製度。這些製度的目的仍舊是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也就是皇權。所以按照統治者的需要，常常改弦更張，廢止某條，又強加某條，這就導致製度失去權威性。而皇帝又喜歡按自己的性情執政，當製度出台之後，並不能有效地行使，為了讓國家機器繼續運轉，就得靠人上場進行手工操作。在此基礎上，帝王之術就轉變成了馭人之術，在“人治”模式下，皇權衍生出了權謀和權術，來最大程度地駕馭和限製臣民。
雖然君主強製要求天子之民、天下之臣都必須忠誠於“姓氏王朝”，不準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此基礎上，朝廷中出現的權權相爭，就是君主為了維護皇權而處心積慮造成的。皇帝的危機感是天生的，他們不是憂國憂家憂社稷，而是憂皇權是否穩當。皇帝不允許一派獨大，所以他要想方設法磨平這凸起的尖銳。但是君主又要倡導儒家思想，仁義治國，所以自己不方便出手，便借托他人之手，賦予這些人權力，鼓動他們針鋒相對，好使其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翁之利。
專製主義的皇權政治在不斷完善和漸趨加強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大批“托兒”：皇族、後妃、外戚、太監、權臣、割據勢力、遊民和外部勢力。在放權和收權的平衡過程中，又導致它們轉變成了與皇權亦敵亦友的狀態。
因為在封建帝國的體製下，隻有強弱之分，沒有是非對錯，當皇帝表現出軟弱無能時，就會被這些衍生出的權臣牽製，成為其追逐利益的工具。反之如果皇帝非常強勢，能夠用鐵腕震懾朝臣，朝臣就會成為皇帝的工具，且毫無商量餘地。總而言之，權力太有**力和殺傷力，皇帝知道失去皇權意味著什麽。站在這些衍生物的角度來看，自己好不容易獲得的扶搖而上的權力，總不能白白流失，所以他們要麽為虎作倀，要麽自汙自黑，隻要能在皇權之下，功名權位屹立不倒，一切都顯得不再重要。
隻可惜，皇權始終至上，曆史長河中的人物，那些看似能力強難駕馭的大臣，在危急關頭，大都隻能充當敵國來攻、朝野混戰、財政匱乏的擋槍人，在此基礎上才能收獲部分權力，獲得短暫的輝煌。
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這些皇權的衍生物一直伴隨著各朝各代，曆經浮沉，它們或是作為加強皇權、鞏固皇權的保障，也是會對皇權產生威脅的炸彈，陪伴皇權，覬覦皇權。同皇權此消彼長之間，曆經了兩千多年。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彈指一揮間，皇帝沒了，皇權沒了，這些衍生物亦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