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挺

嚴複提起過“狹斯丕爾”,一提便完;梁啟超說過“莎士比亞”,也不見有人注意,田漢譯了這人的一點作品,現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起來,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證明了群眾的盲目,連拜服約翰生博士的教授也來譯馬克斯“牛克斯”的斷片。為什麽呢?將何為呢?

而且聽說,連蘇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劇了。

不演還可,一要演,卻就給施蟄存先生看出了“醜態”——

“……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五卷五期,施蟄存《我與文言文》。)

蘇俄太遠,演劇季的情形我還不了然,齒的冷暖,暫且聽便罷。但梅蘭芳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登在《大晚報》的《火炬》上,卻沒有說要去演《貴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說:“我自有生以來三十年,除幼稚無知的時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貫的。……”(同前)這當然非常之好。不過他所“言”的別人的“行”,卻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會不一致的,如《貴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實梅蘭芳還沒有動身,施蟄存先生卻已經指定他要在“無產階級”麵前赤膊洗澡。這麽一來,他們豈但“逐漸沾染了資產階級的‘餘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國的國粹了。他們的文學青年,將來要描寫宮殿的時候,會在《文選》與《莊子》裏尋“詞匯”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貴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齒冷”,不做一下來湊趣,也使豫言家倒黴。兩麵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說:“在文藝上,我一向是個孤獨的人,我何敢多攖眾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氣話,讚成施先生的其實並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雜誌上發表嗎?——這“孤獨”是很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