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東小東的地望和魯、燕、齊的初封地
《詩·小雅·大東》篇序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其二章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大東小東究在何處，此宜注意者也。箋雲：“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說不得而敷衍其辭者。大東在何處，詩固有明文。《魯頌·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已明指大東所在，即泰山山脈迤南各地，今山東境，濟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是也。譚之地望在今濟南。譚大夫奔馳大東小東間，大東既知，小東當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較周初事跡，而知小東當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自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欲申此說，不可不於周初方域之跡有所考訂，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於東方大國魯燕齊之原始有所論列焉。
武王伐紂，“致天之屆，於牧之野”。其結果誅紂而已，猶不能盡平其國。紂子祿父仍為商君焉，東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後二年即卒，周公攝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業之不墜若線。周公東征，三年然後滅奄。
多士多方諸辭，其於殷人之撫柔益致全力焉，營成周以製東國，其於守防蓋甚慎焉。猶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緩和殷之遺民，其成功蓋如此之難且遲也。乃成王初立，魯、燕、齊諸國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於海表之營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薊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較可信之事實訂之，則知此三國者，初皆封於成周東南，魯之至曲阜，燕之至薊丘，齊之至營丘，皆後來事也。茲分述之：
燕 《史記·燕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既執陝西之政，而封國遠在薊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東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滅紂即可封召公於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經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則皆作郾。著錄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劍、郾王喜戈，均無作燕者。郾王喜戈見《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頁，郾王大事劍見同卷補遺。其書式已方整，頗有隸意，其為戰國器無疑。是知燕之稱郾，曆春秋戰國初無二字，經典作燕者，漢人傳寫之誤也。燕既本作郾，則與今河南之郾城有無關係，此可注意者。在漢世，郾縣與召陵縣雖分屬潁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邇，今郾城縣實括故郾、召陵二縣境。近年郾城出許衝墓，則所謂召陵萬歲裏之許衝，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為孤證，其為召公初封之燕無疑也。
魯 《史記·魯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世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乎，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按，今河南有魯山縣，其地當為魯城之原。《魯頌·宮》雲：
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鹹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此敘周之原始，以至魯封。其下乃去：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則初命伯禽侯於魯，繼命魯侯侯於東，文義顯然。如無遷移之事，何勞重複其辭？且許者，曆春秋之世，魯所念念不忘者。《宮》：“居常與許，複周公之宇！”《左傳·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滅許盡魯國先有之，魯於許有如何關係，固已可疑。春秋隻對許宿二國稱男，男者，“侯田男”也，見近出土周公子明錫天各器，然則男實為附庸。宿介於宋魯之間，《左傳·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此當為魯之附庸。許在春秋稱男，亦當以其本為魯附庸，其後鄭實密邇，以勢臨之，魯不得有許國為附庸，亦不得有許田，而割之於鄭。然舊稱未改，舊情不忘，歌於《頌》，書於《春秋》。成周東南既有以魯為稱之邑，其東鄰則為“周公之宇”，魯之本在此地無疑也。
楚者，荊蠻北侵後始有此號。《左傳》莊十、莊十四、莊二十三、莊二十八，皆稱荊。僖公元年，“楚人侵鄭”以下乃稱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語，知其地必為嵩山迤南山麓之稱。《史記》載周公當危難時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於艱難時走之乎？此亦魯在魯山之一證也。
且周公事業，定殷平奄為先。奄當後來魯境，王靜安君論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為魯公，一子嗣周公於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如杜預所說地望可據，則此六國者，除蔣遠在汝南之南境不無可疑外，其餘五國可自魯山縣東北上，畫作一線以括之。衛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東漸之形勢可知也。
齊 齊亦在成周之南。《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嚐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薑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薑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嚐窮閑，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嚐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裏，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裏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循此一段文章，真戰國末流齊東野人之語也。相互矛盾，而自為傳奇。《國語》“齊許申呂由大薑”，據此可知齊以外戚而得封，無所謂垂釣以幹西伯《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義，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據此，可知尚父為三軍之勇將、牧野之功臣，陰謀術數，後人托辭耳。凡此野語，初不足深論者也。
《史記》又雲：“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子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大公爭國。”
據此可見就國營丘之不易。至於其就國在武王時否，則甚可疑。齊者，濟也。濟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濟，其裔在春秋為風姓。而營丘又在濟水之東，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國乎？尚父侯伋兩世曆為周輔，能遠就國於如此之東國乎？綜合《經》《傳》所記，則知大公封邑本在呂也。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按，崧高之解固確，而四嶽所指，則秦漢間地理，與戰國末或秦漢時人托之以成所謂“粵若稽古”之《堯典》者合，與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謂，《左傳·昭四年》“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則此九州當為一域之名，非如《禹貢》所謂。按，此說是矣。《鄭語》：“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傳》所謂九州。謝西之域，即成周之南，當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陝西，南接漢陽諸山脈。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皆在此區域，四嶽亦不能獨異也。四嶽之國，名號見於經籍者，有申、呂、許。申、呂皆在四嶽區域中，可以《詩》證之，“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時曾邑於謝，今南陽縣境，此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雲：“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據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呂甫分一名之異文，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呂仲彝等，而《禮記》引《書》作甫刑。《詩·王風》，申甫許並列。《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申既可知其在謝，呂當去之不遠。《水經注》，宛西有呂城，四嶽受封，此當不誤也。許之地望則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無疑問。四嶽之義既得，呂之地望既知，再談呂與周之關係。姬之與薑，縱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滿洲之於蒙古。《晉語》：“昔少典取於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後來之秦晉、齊魯，累世相戰，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實維薑嫄。”《魯頌·官》述其遠祖，而日：“赫赫薑嫄，其德不回。”此則姬薑共其神話，種族上當不無多少關係。《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薑，京室之婦。”《周語》：“齊許申、呂由太薑。”是知四嶽諸國，實以外戚顯於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猶以外戚強大。《詩·崧高》“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後申竟以外戚之勢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黨，當荊蠻之始大。北窺周南，且勞周民戍於申呂許焉。
《傳》記稱齊太公為呂望，《書·顧命》稱丁公為呂伋。此所謂呂者，當非氏非姓。男子不稱姓，而國君無氏。此之父子稱呂者何謂耶？準以周世稱謂見於《左傳》等書者之例，此父子之稱呂，必稱其封邑無疑也。然則齊太公實封於呂，其子猶嗣呂稱。後雖封於齊，當侯伋之身舊號未改也。《史記》所載齊就國事，萊夷來爭，其初建國之飄搖可知也。《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返葬於周。”營丘之不穩可知也。《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似東海之封，始於太公矣。然細察此段文義，實是兩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語也。“賜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則僅言封域之廣，為諸侯之霸而已，與上文“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者非一事也。
呂既東遷而為齊，呂之故地猶為列國，其後且有稱王者。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書》有“呂命王享國百年，旄荒”。《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史記》雲：“甫侯言於王。”鄭雲：“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強解之辭。呂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呂。如以命為呂王之號，如周昭王之類，則文從字順矣。且呂之稱王，彝器有證。《呂刑》一篇王曰辭中，無一語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話故事皆在南方，與《國語》所記頗合。是知《呂刑》之王，固呂王，王曰之語，固南方之遺訓也。引《呂刑》者，墨子為先，儒家用之不見於《戴記》之先，《論語》《孟子》絕不及之。此非中國之文獻儒家之舊典無疑也。然後來呂之世係是否出之太公望，則不可知，其為諸薑則信也。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齊、燕、魯初封於此，以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於陳、蔡，毛鄭所謂文王化行江漢者，全非事實。開南國者召伯虎也。東方者，殷商之舊，人文必高，而物質必豐。平定固難，若既平定之後，佐命大臣願錫土於其地，以資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遷移，舊號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鄭其著者。魯燕移封，不失舊號。呂以新就大國，定宅濟水，乃用新號，此本文之結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