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它的議論非常複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千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秋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了春秋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別出，《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裏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了。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才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隻是寫下的事在後罷了。《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製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別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別）。稱謂之差別又沒有別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麽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秋時人，大約總是春秋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曆史了。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麽，如果春秋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秋時書隻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了許多有意作偽的東西，以致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秋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隻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了。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合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幸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麵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麵目，例如東晉偽《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秋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了。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說到《詩》和孔丘的關係，第一便要問“孔丘究竟刪詩不？”說刪詩最明白者是《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這話和《論語》本身顯然不合。“詩三百”一辭，《論語》中數見，則此詞在當時已經是現成名詞了。如果刪詩三千以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名詞用得這麽現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隻有小異。不會當時有三千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是漢儒造作之論。現在把《論語》中論《詩》引《詩》的話抄在下麵。
《學而》
1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為政》
2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3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4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5 子曰：“《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
6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泰伯》
7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8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9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10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11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先進》
12 南客三複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13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衛靈公》
14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佞人殆。”
《季氏》
15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斯之謂與？（此處朱注所校定之錯簡）
16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陽貨》
17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18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
19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20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從此文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幾層意思：
第一，以《詩》學為修養之用；
第二，以《詩》學為言辭之用；
第三，以《詩》學為從政之用，以《詩》學為識人論世之印證；
第四，由《詩》引興，別成會悟；
第五，對《詩》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無邪”，又曰“放鄭聲”；
第六，孔子於樂頗有相當的製作，於《詩》雖曰放鄭聲，鄭聲卻在“三百篇”中。
以《詩三百》為修養，為辭令，是孔子對於詩的觀念。大約孔子前若幹年，《詩三百》已經從各方集合在一起，成當時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編過裏麵的《雅》《頌》（不知專指樂或並指文，亦不知今見《雅》《頌》之次序有無孔子動手處），卻不曾達到《詩三百》中放鄭聲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