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 Ludwig
愛彌兒·路特維格是一個現在僑居美國的德國作家，向被認為世界三大傳記家之一。他今年寫了一本書，討論怎樣管束德國——一切戰後問題中最棘手的問題。路特維格生於德囯布累斯勞，就學於海得爾堡，研究法律，早歲即從事於寫作。一九一四年春，他曾為某日報當倫敦通訊員，第一次大戰爆發後，繼續在德國各盟邦作新聞記者。一九一八年起，他連續發表許多著作，以描寫世界人物，討論政治與曆史的題材為主，顯出他對德國民族有深刻的了解。所著歌德、貝多芬、俾士麥、德皇威廉、興登堡諸傳，尤為精彩。《怎樣管束德國》乃其最新作品，他在此對祖國的民族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且於根除日耳曼軍國主義，及納德國於文明正軌之問題，提出新鮮而耐人深思的建議；尤足為吾國今後對日政策之參考。此項節本原載美國《讀者文摘》六月號，題為：《在精神上征服德國》（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茲改譯今名以求顯豁。
“普魯士”這個名字不止是地理上一塊土地的名稱，它代表一種哲學，一種生活方式。在決定德國戰敗後應受何神待遇之前，必須對這種哲學及其影響認識清楚。
遠在三百年前，正當勃蘭登堡選侯用鐵掌來建立第一支模範日耳曼軍隊時，普魯士已有向外侵略的意向。那時普魯士已經有一個武士階級，靠著掠奪和遺產，占有了東方廣大的土地，住在那邊的是操波蘭和斯拉夫土語的民族。這批被史家稱為“二百大戶”的人民，以自己的田產與特權獲得保障為交換條件，應允保護他們的諸侯不受外族侵略。選侯威廉·腓特烈便這樣地在他的地主群中造就了一批軍官；而地主們又強迫農民服軍役，把他們當做終身的武裝奴隸；一年僅有四個月遣送回家耕田，生育新兵。教員和牧師不過是地主們的仆役。地方上的司法機關也在地主手裏，所以當時的公共生活是完全被他們控製的。當王侯和地主運用這批軍隊去征伐外國時，總說是帶些日耳曼文化到蠻子那裏去。刀劍和鞭子是這種文化的贈品。普魯士曆代的王侯還用奴隸方法來擴充軍隊。外國庶民被綁架，購買，像牲口一樣；有時被轉租出去，替外國戰爭當傭兵，這種方法在文明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反之，美國與法國卻早接受了人權。在華盛頓當總統的任內，普魯士不訂憲法而製成了一份軍費預算。內閣的全體閣員一律稱為“戰爭部長”，所有的稅吏稱為“戰爭委員”。
一八七一年，俾士麥提出普魯士為其他各邦的統治者，普魯士王改稱德意誌皇帝時，地主們把整個日耳曼都抓住了。迄一九一八年止，地主們占據了各部和所有的政府機關——雖然這些以戰爭為業的人對於政洽並無絲毫訓練。地主的子弟所受的教育，大抵隻限於參謀學校；即使偶然進大學，也不過浪費光陰於縱飲啤酒和決鬥而已。
唯有在德國，一個學者而兼行動家的人才會令人驚訝。美國第一任大總統曾留下三十七冊著作。傑弗遜，法蘭格林，威爾遜等全是學者。可是普魯士和以後的德意誌，三百年間的統治者，大半是不學無術的貴族。曆來普魯士認為理想界的領袖所發表的言論，是這樣的：——化學家奧斯瓦特，一九〇九年諾貝爾獎金的得獎者，曾經在一八九四年宣稱：“除了強權以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麽公理的根據。”史家特賴什開在一八九六年聲言：“凡是宣傳永久和平的謬論的人，對於國民生活簡直毫無觀念。我們的軍隊是日耳曼理想主義的光榮的化身。”正統的軍國主義者柏恩哈第曾謂：“戰爭能喚起人性中最髙的力量。在整個事業的理想主義之前，個人的殘忍便會消失。”阿道夫·希特勒說過：“人道不過是愚蠢與懦怯的混合品。”
普魯士參謀本部對每一代人民都要頒發一紙非發不可的動員令，至少一代一次；而人民每次都興高彩烈地接受。幾世紀以來，日耳曼人的公共生活隻是頒發命令和接受命令罷了。這種態度未必無法更改，而且必須更改，假如歐洲與世界想要和平的話。
美國人把社會看做一個平麵，人的社會水準和政治水準大致相差不遠，雖然最能幹的人可能在聲望、金錢、或藝術造就方麵超過旁人。德國人把社會看做一座金字塔。他本身不過是塔身上的一塊磚，一邊支持著另一塊磚，一邊壓著在下的磚。對上麵的人卑躬屈膝，他很髙興；對下麵的人發號施令，他也很高興。
在美國，國家是一個民眾的集團，委托一部分同國人管理政府的行政。在德國，國家是一個神，高高坐在雲端裏。每個公務人員都是平民的上司；為表示這種優勢起見，他們都穿著製服。美國人老是批評他的總統，參議員，軍事領袖；要德國人作這種批評卻是違反天性的。
過去德國民族所有的領袖，恰是他們願望的那一種。當希特勒執政時，世人驚奇的是，德國大學教授對這個強權與無法無天的新時代的誕生，居然大事慶祝。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文化界領袖人物聯名發表宣言，對侵入比利時之舉一致擁護。一九三三年，有一千二百位德國教授，以歡呼來迎接希特勒野蠻主義上台。由此，德國民族在危急之秋完全得不到精神領袖的支持。他們相信統治者是賢明的，因為眼見他的決定受著德國文化界領袖擁護。倘使在一九一四、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等成敗關頭，德國教授起而抗議的話，至少必有一部分人民在參加統治者的暴行之前要躊躇一番。可是教授們的行為恰恰相反。
世界上隻有德國，既沒有一個為自由而奮鬥的英雄，也沒有一座獻給自由的紀念碑。反抗專製的諸侯，在曆史上和世界上精神不死的人，在日耳曼的曆史與文獻上是不存在的。在日耳曼受人歡迎的永遠是秩序而非革命，服從而非自由。
並且，近代獨裁者中間，隻有一個希特勒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權。其餘的幾位都是用武力攫取的。—九三二年德國人在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有八個主要政黨可以選舉，他們卻對納粹黨投了一千二百萬票，對社會黨隻投七百萬票。希特勒的政綱是早已公布的，所以這一千二百萬票明明白白表示願意他上台。的確，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身入白宮的時候，比一九三三年正月三十日希特勒的踱進威廉大街更合法。興登堡根據希特勒政黨在國會占有多數這一點，才任命他當總理的。因此，負此次大戰之責而應受嚴厲譴責的是德國民眾，而非僅僅是瘋狂的納粹黨徒。因為希特勒不止是德國人合法的首領，抑且是他們精神上的領袖。而他們也從未有過一個更合式的領袖。在毫無光彩的共和時代，他們瞧不見製服與會操，聽不到軍樂，不勝痛惜；希特勒卻把他們念念不忘的這些東西給了他們，他並且恢複了“威權”，——那是比責任更受歡迎的。這才是一個投合民眾心理的人物：他代替大家思想，代替大家投票，正如王侯和地主從不知多麽久遠的時代起為大家代庖一樣。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作者在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希特勒對上萬的人演講，大叫“服從！”並且重複二遍，把群眾聽得興奮若狂。旁的民族正在髙呼自由，德國人卻高呼服從；新領袖找到了開啟他們心扉的寶鑰。但給民眾的印象最深的，莫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那次大批的屠殺，他一次幹掉了一千一百名他自己的黨徒；他們這才瞻仰到以鐵腕來貫徹一件事情的偉大的行動者。
秘密重整軍備的事，所有的德國人都知道而且認可。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全國的學校教室內已張掛地圖，把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邊疆和他們希望恢複的邊疆對比。在國會所要求的一切改組事宜中，唯有軍隊一部門堅持反對了十四年。
在希特勒執政的十二年間，沒有一個政黨，倶樂部，或大學學院，對那時的情形提過抗議。對於彰明昭著的備戰，納粹黨人的虐害猶太人，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遭受納粹政權的全盤統製，沒有一個團體哼過一聲。舊教的主教和新教的教會，隻抗議政府幹涉宗教，並不抗議罪惡的政製本身。
並且德國的戰爭犯不是一百萬S.S.團，而是一千五百萬德國士兵。在留下的像片上，獰笑的唇間銜著紙煙，在波蘭某地駕著一輛由十個長須老猶太人拖著的車子，這些兵士是誰呢？一九四〇年轟炸法國公路上逃難的婦孺，那些空軍又是誰呢？誰把裏第斯城燒成焦土，把全城的居民屠殺幹淨的？誰把成萬的猶太人在貨車中悶死？把成萬的人在勒令自掘的墳墓前麵殺死？他們不是武裝的德國人民是誰呢？這批民眾便是二十年前退出法境時焚毀城鎮森林，趁著威權在手的最後一刻以圖快意的同一民眾。他們就是原班人馬，或是他們的兒子。犯著這罪惡的時候，每個德國人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具器官。在他們心中，成為國家的一具精巧的器官，比著做一個真正慈悲的個人，意義廣大得多。為了祖國的光榮，德國人可以殺掉他認為比他低下的任何鄰居。他們這種作風不是在希特勒治下才開始的，在中古的帝皇時代即已如此。
臨了，德國人竟相信生命隻包括兩件事情：一件是他的統治者控製世界的夢想，另一件是他自己勇於服從的熱忱。戰爭的失敗暫時把上帝注定的局麵推翻了；但歸根結蒂，戰敗不過是停戰休戰而已。所以他想著**的念頭：二十年後兒子一輩就可再來一次。
所以要改革德國，必須希望這個民族放棄他自命為不可征服的信念。
一般美國作家討論如何對待戰後的德國時，大半不出於兩個極端，而我認為都是錯誤的：——有的主張完全消滅德國民族，——強迫男子到旁的國家去服勞役，工業設施全部消滅，分裂德國領土為十二小邦。有的主張用德國最優秀的分子來重建德國，支持優良的少數派，舉行民主選舉，建立自治政府。在此兩極端間的第三個計劃，才是我認為唯一可能的解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不但要使德國人明白他們業已戰敗，同時更要他們懂得理當戰敗。
首先，凡是醞釀此次大戰，和在戰時犯殘殺之罪的戰爭犯，應當實實在在受到懲罰。而且我們不可忘記銀行巨子，實業家，與文化界領袖，應該和納粹首領及軍人同樣包括在戰爭罪犯之內。審判應當公開舉行，並用無線電及新聞片，盡可能的傳播給廣大的德國民眾。聽到從前的領袖哀泣，在銀幕上從他們的臉上看到真相，聽到謊言，這樣才能使德國人對於昨日的偶像改變意見。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假作裁軍的醜劇，決不許重演。唯有全部解除武裝，方能解決德國窮兵黷武的精神，因為我們最後的任務是要使德國人摒棄穿著製服的習慣，不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另一方麵，我們要教德國人看慣外國製服在他們中間出現。既然在德國一套製服還是威權的獨一無二的標識，那末就用外國製服來使他們把戰敗的事實深印腦際。
分裂德國為若於小邦的辦法，並不能保障穩固的和平。的確，不用分裂之法，我們倒更易獲致世界和平。假定美國被勝利的日本分為五六個不同的國家，那末，今日各地方對立的現象可以立刻消滅，全國上下的民族意識都會突然覺醒；共同的曆史，言語，風俗，突然顯得重要無比。從那個時候起，人民為政治統一的鬥爭永遠不會休止。
雖然如此，大部分德國人因為上一世紀普魯士征服了其他各邦之故，一直懷恨著普魯士。這一點就指出了一個簡單有效的解決方式：把德國分做一個“德意誌聯邦”（以哀爾培河為東疆）和一個“普魯士共和國”。凡是德國人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方，都淵源於普魯士。一朝分離之後，德國人好戰的頭腦和四肢就會癱瘓。
普魯士地主們依舊保有他們權勢的基礎，——廣大的田產。把這些土地分散給農民（他們之中有數十萬人過著牛馬生活），無異一箭雙雕。普魯士與其餘各邦的分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縱然造成了許多獨立的小國，卻並不同時引起民族主義者的反感。倘使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話，大多數非普魯士的德國人，毫無疑問會讚成隸屬於德意誌聯邦，而不願歸向普魯士。
我的計劃中預料有三個講德語的國家接壤而處：普魯士，德意誌聯邦，奧地利。這個辦法的優點是：（一）民族運動的不可能，（二）地主勢力的消滅，（三）將來不致再有什麽普魯士王或“元首”把整個德國來建立一支軍隊。
此次我們不應該教德國償付賠款（上一次的也從未收到）。主要是消滅德國人的自大狂，從而教育他們。這件事業的成功比任何巨額的賠款更有價值。並且賠款的償付，需要讓德國保持它工業的完整，或者重建。工業設施一朝恢複之後，地球上可沒有一種力量能阻止德國重整軍備。德國人隻要一看見鼓風爐與馬達，就會覺得自己有一股新生的力量。他們將再來大聲呼冤，憤憤地說：一個這樣強有力的民族居然“被人奴使”。
沒有德國的輸出，歐洲經濟就得崩潰：這種言論純粹是宣傳。五年以來，沒有德國工業，世界也能自給自足；為何將來不能照樣繼續下去呢？德國所生長、開采、生產的東西，並非在世界上旁的地方不能生長、開采、生產的。我們隻許德國輸出相當的物資來交換若幹主要的輸入品，例如羊毛與棉花之類；但決不許它超出限度。如果讓德國人保全它完整的經濟力，它在工業方麵的潛伏力可以使它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這種力量，加上時間較長的勞動和有名的傾銷政策，勢必直接促成美國大規模的失業。德國靠了經濟壓力，可以綽有餘裕地準備再作征服世界的競爭。
德國人挨餓的事情是決計不會有的。減少他們的工業生產，可以增加他們農產物的收獲。一九三〇年代，德國七千萬人民的糧食生產，達到他們需要總額的百分之九十。據專家的意見，倘使在農業方麵加緊生產，再均分那些大地主們的田產，可以使八千萬人靠了田地過活。在經濟方麵還有一個極重要的項目：令德國勞動者到外國去修複德國人所造成的損害。這件工作隻須幾百萬人即能應付。一個犯了史無前例的罪惡的民族，現在強迫它親手去補救它在旁的國家造成的災害，實在是公平的，合乎道德的。
然而必須讓德國人存有希望：聯合國應當預先答應他們，當他們把破壞的完全修複了的時候，仍可享受完滿的自由與自治政府。照現代生產方法計算，大概二十年的時間，很可完成這種工作了。完成以後，外國的統治應當放寬，可是監督仍須繼續。
改革德國教育的工作，當從五歲的兒童開始。今日的希特勒青年團，十四歲的少年，已經無可挽救。但從五歲起，十五年的教育當可濟事。教員不能用外國人充任；他們的口音會使幼年人發笑，——而且對於德國民族性也沒有深刻的認識，不足當此重任。我認為，隻要由聯合國嚴密監督，這批教員仍可在德國當地羅致。
德國學校中強烈的軍事色彩必須消滅。製服，尚武的歌曲，宣傳德國“萬能”的課程，一律禁止。學生的體育，過去五十年中一直線走著軍事化的路，現在應當灌輸“公平交易”的盎格魯·撒克遜精神。德文裏目前即沒有相當於“公平”，也沒有相當於“君子”的字眼。德國人的遊戲中必須恢複遊戲精神。尤其是德國青年，要學會尊重他們在遊戲中擊敗的對手，把他們自己也有被擊敗的可能牢記在心。
曆史一科當在德國的新教育中占據重要地位；德國曆史的黑暗麵，當與光明麵一樣的給學生看到。第一次大戰失敗後，德國人教他們的兒童把遜位的德王看作一個英雄，一個被物質占優勢的世界卑鄙地擊敗的犧牲者。這一回必須讓他們明白，是他們的父親向世界挑戰的，奴使歐洲大陸的，且犯下亙古未聞的罪惡，汙辱了德國民族。德國人的羞恥必須深深地種在他們心裏。
在各級學校裏，舞台上，銀幕上，德國人在兩次大戰中所犯的暴行，應當對後起的一代盡量揭露；他們應當目擊他們民族所以遭到慘禍的原因。這樣，他們可以問問自己，盲目地服從現成的權勢，結果是不是要付代價。
百餘年來在傲慢與崇拜威權中教養長大的民族，是不能用柔和的方法馴服的。吾人決不可把德國人作為奴隸，但對付他們的時候，精神方麵的約束必不可少。聯合國必須以主人翁自居，方能影響德國人，使他們改變態度。一方麵用強硬的手段統治，一方麵用柔和的手段宣傳“寬容”與“自由主義”，唯有這種空氣，才能使幾百萬德國青年終於覺悟他們在國際上所演的角色。他們將開始發問，怎樣才能獲得一種較為舒適的生活。我們要告訴這些青年男女，當他們把父親一輩肆無忌憚地摧毀的大陸重建之後，才能恢複他們的自治政府，和別的民族站在平等地位。那時，社會的觀念可以濡染到下一代的人。今日五歲左右的兒童，將來成為青年男女的時候，可以看到他們的民族帶著固有的德性和才能，自由地回到世界上來。
然而這一次回來是沒有武裝的。
——原載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語》半月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