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en Benda
在此一片國難聲中，提起精神，思想，學問這等字眼，似乎迂腐不經，有背救國底原則。其實，在所謂迭次的國恥，國難，覺悟了帝國主義者底侵略之後，在各色各種的口號之下，一切涉及靈智底修業似乎都已置之腦後，何況在這警報頻傳，兵臨城下的時光，因此，我要借學燈的篇幅，把我們西方底鄰人底呼籲，傳布到我們素以精神文明自豪的國土裏來，希望引起若幹回響。
譯者
幾星期以前，甚至現在我還敢說，如果世界經濟恐慌會使靈智絕滅，好似若幹人士所恐慌的一般，那麽，大部分的錯處應該歸智識分子，他們完全為政治底忙碌所羈絆而漸漸放棄了一切真正的冥想生活。提起這問題，未免使一部分人士有所感觸。
怎麽要，他們說，怎麽要一個人貢獻給精神生活，當一切都成為問題，當他毫無明日底把握的時候？我將和勒南同樣回答他們，好似他在一篇非常現代的研究文中所說的一般，如果自太初以來，一切都成問題而那些偉大的頭腦——他們的工作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模樣——也和他們一般想，那麽，我們此刻還不過在巢居穴處底時代罷了。我將使他們注意，雖然他們那樣說，他們究竟比蒙丹逆安全得多，不象他每天早上要問他的住屋會不會在天黑以前被新教徒或舊教徒搶掠或焚燒，可是他仍舊完成了精神上的積業。當我的同事們和我講起他目前的生活實有使他們不得不去幹政治底需要時，我怕他們是找到了一個避免思想的借口，而且這個口實漸漸被他們應用得多了，這不禁令人要問，從這條路徑一直下去，世界經濟衰落會不會把精神絕滅了。
我們確是不得不去關心政潮，他們跳起來說，既然政潮底影響可以及於我們的生死問題——這些影響，我將和他們無法阻止的……如果我底路上底一個屋角要有一天跌在我的頭上，我決不會給它麵子，天天隻去想著這件事。我還是繼續看書，思索，但便是這個為你們所不願做的。
聽勒南底這些話罷，它應該成為我們的團體底座右銘：“明天底安全與不安全有何關係？未來底屬於我們或不屬於我們又有何妨？真理會不會因此而減少它底美，上帝會不會因此而減少它底大？世界要崩潰，我們還得作哲理的思考。”
別的人們寫信給我道：“在我們的物質生活極感困難，在愁慮每天底麵包底情況之下，你要我們有怎樣的精神生活？”當然，我絕不否認這個理由的力量，可是人家不能不想到賽柴法朗克在作Psycheet Kedemption曲時，為了生活不得不教授鋼琴以獲得低廉得可憐的報酬；華葛耐在寫Tannhauser時，不得不為Norma歌劇整理喇叭部分的曲子。人家也想起巴爾紮克，波特萊，凡爾倫，特皮西，和一切在他們以前的天才的窮促艱苦的生涯。這裏我們不禁要提起一個古老的傳說：這傳說便是古歐羅巴的帝王與文藝保護者自動地供給藝術家們物質的需要。但貝多芬與雪萊幾乎是餓死的，而古歐羅巴對之也並沒設法拯救。盧梭被逼去就各色各種的行業。笛卡爾為了缺乏金錢才印行他的哲學論。十六世紀荷蘭的人文主義者哀拉斯默痛苦了十五年之久，因為沒有錢去遊曆意大利。在這種情形中，我們竟可問現代國家有時候是否比往昔的更慷慨。當阿那托·法朗士被任為參議院圖書館員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參議員問他借一部書；法朗士聲明如果這職位不是絕對隻拿錢不做事的話，他立刻辭職。他的要求竟被接受了，可是十七世紀底拉封丹納，在林園主任職內，為了疏忽底過失，幾次要被當時的首相高爾貝撤職。
在此，我認為應當注意的，是在上述學者和大師中間，大多數是沒有結婚的，沒有家庭底負擔。這顯然是一個理由，足以解釋他們雖然在物質毫無保障的情境中，仍能完成他們的修業。大家都會和我表示同意吧，如果說是今日那些追求大量的金錢，以至與純粹的心靈不能並存的數目底人們，大半並非為了個人底需要而是為了夫婦生活底壓迫。我很相信如果斯賓諾莎有一個女人，有幾個孩子，他一定不會拒絕當時的諸侯所獻給他而為他認為足以妨害他的精神底修積的俸給極豐的教職。我相信這種事態底可能性，尤其因為這個大學教席是很榮譽的，而他的女人恐怕未必肯放棄這滿足她的虛榮心底機會。我知道頗有不願意進國家學士院底男子，但不慫恿丈夫去進學士院底女人卻極少……家長底地位，對於我們的判斷必然有若幹影響，我老是認為近代哲學家們的所以把行動和情操底價值放在純粹靈智價值之前，所以成為實利主義者，一大半是因為他們不象康德和白克烈們過著修士般底生活，而是結了婚，有了孩子，牽羈在人事中間底緣故。唯心學派——基督舊教的所以要教士成為沒有家庭底男子並非是沒有用意的。
我認為現代智識階級不願意獨身底現象，隻是很普遍的一種偏見底特殊情形：所謂偏見就是輕蔑一切足以限製整個人生底法則。換言之，即對於人生底無窮的欲望，不願加以任何限製。我的朋友們，提出金錢問題足以解釋精神上底暗潮，他們卻忘記了今日有整個的青年界，自命為靈智的，不願意聽說什麽淡泊寡欲的生活，但求富裕地，奢侈地生活，享受人類所可能享受的一切**樂。這是的確的，在現代的智識階級中，所謂虔敬樸實早已喪失了它的價值。這個精神上底危險，實有比政潮更深遠的原因在。
若幹“政治家智識者”（Intellectuels Politiciens）又給我另一種教訓：“我們在幹政治的時候，絕沒放棄心靈的理想。我們隻把政治當作一種手段。我們努力，既然時代底危難逼著我們，我們努力去整理國事，恢複社會底秩序，正當底價值，使有一天這個為我們和你同樣尊崇的精神生活重新成為可能。”不幸，我將回答他們道，這一天將永遠不會來到。第一，因為這些愛秩序的朋友永遠不會認為秩序——這也許是很有理由地——已經恢複到相當的地步而可以放鬆他們的努力。但尤其因為把他們的生活獻給政治行動的一般人，雖然他們否認，但的確熱愛這行動，而老是借口說這是必不得已的，我承認：我不相信果有因了義務因了刻苦才埋頭於政治，而在他的心靈深處卻對於精神的事物具有熱情的人；我不相信這種在三十年間每天早上寫一篇攻訐現任閣員的批評底人，說是假令他聽從他的心，會在閣樓上推敲他的商籟或念他的柏拉圖以消磨一生。愛好精神事物底熱情是嚴肅的，具有這熱情的人，或許會有一時間把他的人生但決不會把他全部的人生——獻給政治。夫人，巴萊斯（Maurice Barres）用著他那種犀利絕倫的自我批評的口氣說，如果我是你所說的一個極大的詩人，那麽，我將不會**國同盟會底主席了。
於是人們辯護道，最大的哲人，亞裏斯多德，斯賓諾莎，康德，都曾幹過政治。這真是純粹的字麵底遊戲了。在政治戰鬥中過生活，用全生命去肉搏，用一切方法去推翻一個內閣或組織另一個內閣和在純粹靈的方式中把政治作為思想上底養料，毫無追求某種直接效果底願望：這兩種“幹政治”中間，究竟有何關係可以把它們混為一談？
今日智識階級底口頭禪，便是他們是救世主。不論是重新建立秩序，或準備什麽革命，他們都是來“救世”的。他們所以有異於真正的智識階級的，也許就在這點。（真正的智識階級努力於準確地思想，尋求真理，全不理會星球上有何變動。）這種救世底辦法的確是德謨克拉西底直接結果，在一八五五年，泰納已經寫道：“自Geniedu Christianisme以來，每種主義以為必須要把自己確定為它是來救人類的，它辯護自己。用著警察署長和廣告式底口氣，宣稱它和正統與公眾道德相符而它的來處亦是到處一致感到它的需要的。然而實際上，我們隻看見智識階級所給與智識的，隻是要它服從他的方式。右派底人宣稱，智識應當站在社會秩序所限定範圍之內，如果它讓對於真理底饑渴所驅使而不神國家底利益，它將隻是野蠻的活動。左派的人也是同樣的想。他們之中近來有人責備約翰·潑萊華底《大戰以來底法國史》，據說其中若幹材料底大公無私，實是罪惡的。思想底第一件任務是為主義效力。
今日底智識階級自命為宣道使，他們以為這樣才是真正的智識者。這簡直是靈智底自殺，它亦是比世界經濟恐慌有更嚴重的原因。
——原載《時事新報》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