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別國的集權主義的成功，此時使關於我們的製度的批評，顯得更苛刻更危險。特殊事故之能轉變一般思想，曆史上已有明證。君主立鬼的英國的勝利，在十八世紀初葉使多少傾向君主專製的思想都為之轉變。“不列顛海軍與瑪鮑羅葛（Malborough）產生了洛克與其他英國哲學家趨向歐洲大陸的潮流。”拿破侖的敗滅，更增強了歐洲各國傾向英國政體的風氣。十九世紀時不列顛工商業稱霸世界，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間法國迅速複興，一九一八年協約國戰勝，這些史實又加增了自由議會製的威信。凡由國際條約產生的新國家，沒有一個敢不采兩院製。非洲，甚至在亞.洲，也似乎被這傳染病征服了。

一九二〇——九三〇這十年間，協約國無力重建歐洲的均勢了，於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它的創立者的天才，俄羅斯的革命，創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種方式。德國，最先想仿效戰勝國的法律，後來終亦擁出一個狄克推多。政治哲學家正在尋找理由來罷黜他們以前崇拜的製度。

要從這些國際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來是很難的。傳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會停止蔓延。在法國大革命時，許多英國人，對於革命的普遍的勝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實上，法國大革命並沒此種普遍的勝利。但雖然沒有表麵上的革命，別的民族亦會借用鄰國的新製度，因為它適應實際的需要，適應一般風俗的轉變。我們可說，大戰以後德國史上最重要的事變，莫過於模仿羅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會傳染的話，它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時，亦能變形。製度成功之後，常使名字與象征具有一種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號即以滲透作用深入鄰國。“帝國”、“凱撒”這些名辭，直至二千年後的今日還保有相當的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姿態、字匯，被全世界抄襲了去。但無論那一個民族，盡管自以為承受了別一個民族的組織，

實際上總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別人的組織改變過了，這天才即是他的曆史的機能。法蘭西共和國，不論他自己願或不願，確是繼續著路易十四與拿破侖的“集中”事業（l'oeuvre centralisatrice）。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俄國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時代的官僚傳統。在德國，羅馬的法西斯主義變成了異教的，狂熱的，極端的。字匯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辭即能造成相同的製度。

多少談論議會製度的人，不論是頌讚或詛咒，似乎都相信這種製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國家內都是相同的。事實上，從英國輸入法國和美國的製度，在三個國家中各有特殊的麵目。不列顛憲法以解散議會權為基礎，這便構成了執行政權的人的威力與穩定，又如各大政黨對於領袖的忠誠，各個政黨領袖共同對於君王的忠誠，亦是英國憲法的基礎。在美國，總統成為權力遠勝英王幾倍的獨裁者，但他是選舉出來的，而它的議會亦遠沒有英國下院般的權力。法國的個人主義，則使穩固的政黨組織變得不可能，一樁曆史上的事故，例如馬克·馬洪（Mac-Mahon）的冒險的舉動，使解散國會這武器成為無用。可見即在國家內部，未經任何新法律所改變過的憲法，亦會受著事變的影響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獨裁，自由和集權對峙，好似確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可再說一遍：一切製度，隨著自然的節奏，在自由與集權之間輪流嬗變。沒有一種民主政治可以不需威權，也沒有一種獨裁不得大多數被統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泰勒朗（Talleyrand）曾言：“有了刀劍你什麽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劍上麵。”沒有一個領袖，單靠著衛隊，不得大多數國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幹涉態度，而能創造一種持久的政體的。最煊赫的烕名，也不能使一個領袖把他的民族導向違反本國曆史傳統的路上去。鄰國新政體的成功，能以傳染與模仿之力，左右一個依違於自由和集權之間的國家的政治生活；但經過了一番迷離歧途的痛苦之後，它仍將繼續它固有的曆史傳統。

由此可知，在法國，問題絕不在於抄襲俄、意、德諸國的製度，那是和它不同的曆史的產物，而且那些製度之有無價值，還需因執行者的品格而定，問題是在這些外國食糧中辨識何種才能拿來消化成自己的本體，更進一層，還得將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錯綜變幻，以探尋其與現社會發生衝突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