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不論是何種政製，專製也好，寡頭政治也好，孟德斯鳩所研究的民主政治也好，其特點是經濟作用到了統治一切的程度。凡是往昔由私人經濟擔當的種種任務，今日由國家擔負了。我們得追究這權力是怎樣轉移的。
自由經濟的世界，如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法蘭西還能看到的，是由鄉村的堅實的機構促成的。那時，在全地球，在無數的企業中，鋃行、農莊、商號、小店，人們到處在追求財富。他們追求時並無什麽全盤的計劃，但這千千萬萬的人的情欲、需求、冒失底總和，居然把平衡狀態隨時維持住了。不景氣的巨潮並非沒有，它亦和今日一樣帶著大批的災禍而俱來：失業、破產、傾家，但巨潮的猛烈之勢很快有了挽救之方。每個企業的領袖，研究著以前的不景氣潮起伏之勢，參考著自己和長一輩人的回憶，憧得從前物價曾低落到使人人可以毫無顧慮地購買的程度。在法國為數最多的家庭舊企業中，人們對於這些周期的風浪並不十分害怕。船在大海中把得很穩，亦並不裝載過於沉重的資本。在那時代經營家庭工業的人看來，向銀行借款是一樁罪惡。如果遭到了這種災禍，便把家庭生活極力緊縮，直到漏巵填塞了為止。事業的需要勝過人類的需要，或說得準確些，是人和事業合為一體，必須事業繁榮，人類方得幸福。那時代，一個人對於事業的忠誠，竟帶著一種神秘色彩，也即是這一點造成了事業的勢力與光華。事業的忠誠和職業上的榮譽，是當時法國最普遍的美德。
裏昂、羅貝（Roubaix）、諾爾曼堤（Normandie）各處的大店主，從沒想到和同業聯合起來以消滅競爭，更未想到在經濟恐慌時要依賴國家救濟。競爭者即是敵人，如果他在社交中——那時也很少——遇到他們，他說話亦很勉強，很留神。和州長部長的關係，也不過在罷工時請求他們倮護工廠而已。反之，國家亦難得注意經濟問題。黨派之分野，多半是為思想，很少為利害關係。經濟生活自有個人的反應支持著，這些反應，因為直接受製於極單純的本能之故，自會應運而生。
多數重要的事業，都由此社會的自然生活承擔著。舉一個例子來說，在大半的工業城中，法國專門教育是由那些義務教員借著公共場所組織成的。互助協會的會長與司庫隻是中等階級的人，他們於星期日到會工作，計算帳目，可毫無報酬；這樣，他們使國家不費一錢得有社會保險組織，雖然不完全，但是自動的，誠實的，可靠的。在英國與美國，私人建設在國家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更為重要。大學有著自己的財產，醫院亦是獨立的。
無限公司的發達，成為近代經濟生活中第二階段的特點，但亦和第一階段的若幹重要原素同時並存。股份公司使沒有資產的人亦能集合資本去購買近代技術所需的價值日昂的機器。它使下層民眾亦能參加大企業。但它所優惠的隻是無數龐大的事業，到處都是股東而沒有負責的領袖。
不久，因股票的發行、購買、轉讓而產生的利益，竟超過了工廠、礦產與一切實在的事業。商業變成抽象的買賣，和人類困苦艱難的作為更無絲毫關連。實業家、商人、農夫，在一生所能積聚的財產，一向是被他們的工作與監督的力量限製著的，至此，商業組合，股票轉讓，筆尖一揮所能掙得的錢財變成沒有限製的了。應當看一看數宇。在美國，二百家公司共同支配著六百萬萬美金，合九千萬法郎，等於全國財富總額百分之三十四，而這二百家公司的行政人員和參與種種會議的人還不滿一千。據最近調查，證明這些人中至少有一部分絲毫不顧他們所管理著的企業的利益。他們以自己的證券做投機事業，操縱著貸借對照表以減少股東的利益，造出虛偽的虧損以逃避法律規定的稅則。在他們前麵，一個中等人士如果想作一些小小的投資時，便毫無力量，毫無憑借。慕索裏尼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的企業，從百萬轉到億兆的時候，已變成妖魔般的東西了。企業規模之巨大，超過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製著物質，此刻是物質控製著精神了。原是正常的生理狀態現在變為病理狀態了。”
特別是大戰以來，尤其在美國德國，經濟世界顯得如一個神話似的，雲端裏的世界，全給幾個妖魔統治著。自然的反應因企業集中而消滅了。獲利的欲念勝過了職業上的榮譽觀念。有些地方，國家試著保護生產；有些地方，試著限製生產；投機家因愚昧之故，竭力把經濟危機延宕著不讓它爆發，不知這更增強了爆發時的猛烈之勢。本能，在從前是頗有力量的，此刻亦失掉功用。假如你把一群海狸遷居到圖書館裏去，它們隻能把書籍來築堤，這種堤是毫無用處的。同樣，儉約的人拚命積聚錢財，而紙鈔卻在他手中漸漸解體，化為烏有。社會盡管牽伸著做出若幹動作，表示它還有“垂死之生”，但在受害最烈的地方，麻痹的症候已蔓延到巨靈的全部關節中去。
若果大企業的主持者能夠謹慎將事，能夠保持規律，則自然反應的缺乏亦不致如是牽動大局。人們可以假定一種由自然的經濟領袖統治的經濟。領袖中明智之輩即曾探求過此種經濟的法則。但其餘大多數人，賦有封建思想，寧願戰鬥，不愛安全。即以美囯而論，垣街的主人翁聽讓大眾投入一九三〇年的金價**中去，既不製止，亦不警告。他們卻在謠言之上加上謠言。他們漫無限製的貸款給外國，毫不研究歸還的可能性。他們使購買國結合起來，使自己的放款無法收回，把買主變成了競爭者。他們甚至不曾清查克萊葛（Kreuger）的帳目。羅斯福總統的一個顧問，曾謂美國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乃是創立一所銀行家學校。
當那些妖魔自認無法阻止他們的魔宮崩圯時，他們，他們的職工和主顧，自然而然齊向國家求援。是國家應當運用權力保護他們，使人家定他們的貨，設立機關安插他們，操縱貨幣以結束經濟恐慌，以公家的組織代替私人製度。第三階段，乞援於國家的階段，因大眾的需求和資本家的卸職而臨到了。
在此種曆程之初，在盂德斯鳩甚至巴爾紮克的時代，大家所處的社會還是有機體的有生命的。無數的細胞、農村、小鋪子、小工廠，互易有無，互相生養，構成了這個社會層次分明的經緯。某幾個集團擔任了較為錯雜的事業，如保險、教育、慈善等。這一切又構成了國家，國家無異一個有生命的軀體的頭腦。但頭腦不能統治細胞在肉體內發生的內部化學作用，故國家亦不懂事業的內部化學作用；在社會諸原素間，在此社會與異國的人民間，國家隻是聯絡一切的媒介。
在此曆程之末，大部分的社會細胞解體了，窒息了，向頭腦與神經係統要求代行職務。在法國，病還不至於無可救藥；農業社會，手工藝社會，商業社會，依舊生存著；然而試把國家在一九三四年所負的責任與一八三四年的作一比較，便知在我國亦如他處一樣，政府這機器變得十二分繁複了，凡是從前遇到艱難時代由獨立組織承當的工作，現在都壓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勝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