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著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麵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 Mi 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複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麽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二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複仇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著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麵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複。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麽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隻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卻麵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麽，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複仇手段了麽？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三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複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複，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麽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麽“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四
孔老先生說：“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麽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曾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麵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麽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幹，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隻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雲這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麽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曆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麽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為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為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