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氏唐風樓藏銅虎符一，長漢尺四尺許，左右二符，膠固為一，金錯篆書，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實秦虎符也。按《漢書·景帝紀》：“葬陽陵。”《地理誌》雲“左馮翊有陽陵縣。”班氏原注：“故弋陽，景帝更名。”則用陽陵至漢景帝時始有此名。此符疑為漢物，然與漢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記》及《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今傳世漢符，其文字皆雲與啣啣太守為虎符，與此符文絕不相同。又陽陵乃縣名，並非郡國名，無與為虎符之理。此與漢製不合者一也。漢符之數，則應劭雲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今傳世漢符，輒雲啣啣啣啣為虎符左符或右符，其又於肋下雲左啣右啣。其左符右符，皆記數字，不記甲乙。此符雲甲兵之符，與漢製不合者二也。漢符傳世者，其文刻於脊上，合之而後可讀，如周官傅別之製。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脊上，如周官質劑之製。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記正義》引崔豹《古今注》雲：“銅虎符，銀錯書之。”（今《古今注》無此條）崔豹，魏人，所記者當為漢魏之製。又今傳世漢符，皆係刻字。此符獨用金錯。則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畫頗肥，而所錯之金極簿，幾與濕金以書者相等。若漢世所錯，如莽貨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則字細而金厚。他器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雲秦符，則有四證焉。陽陵雖雲漢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於陽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德公居雍關大鄭宮，葬陽。宣公居陽宮，葬陽。”而秦先王葬處往往稱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則秦自稱王以後，以陽為二先公所葬，謂之陽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記》、《漢書》侯表，高帝時有“陽陵侯傅寬”，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陽陵邑丞印。邑丞，侯國之丞，則高帝時已有陽陵，不自景帝始。其為秦邑，益無可疑。此一證也。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以六之倍數。按《秦始皇本紀》稱“數以六為紀”，故用六倍數。若漢以五為紀，故印皆用五之倍數，如雲與啣啣太守為虎符左啣是也。此二證也。文字謹嚴寬博，與李斯所書刻石者相似，非漢時人所能仿佛。此三證也。若雲秦符，則其左右二符合並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按：秦漢虎符，右常在內，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皆雲“秦王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蓋於降漢之時，斂左符而合之。秦璽入漢，既為傳國之器，此符雖不複用，亦必藏在內府，為國重寶，合置既久，中生繡澀，遂不可開。否則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無入京師之理，二符無自膠固矣。此四證也。惟其長短，頗與《秦本紀》所雲“符、法冠長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當指竹使符，漢竹使符亦長六寸，同於秦製。若虎符則發兵之事，貴於慎密，短則易藏而難覓，故僅長四寸許。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此符雲甲兵之符，則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按：漢製銅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製亦然，則虎符當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訖戊為疑。然秦漢間製度名物，頗有訖於戊者。如衛宏《漢書儀》雲：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鄭注《周禮·司寤氏》亦曰：“夜時，謂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則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則破碎不複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琅邪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謹嚴渾厚，經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為秦書之冠。惜係金錯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則作“在”字。其鑄符時或猶在巡嶧山之前也。行文半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製曰可等字，皆項頂格書，此為抬頭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上，亦抬頭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來然矣。古代文字頗難作偽，如嶧山刻石文，雖不見於《史記》，然一讀其文，可決其為李斯所作也。秦符雖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四字，豈漢以後人所能耶！秦泰山芝罘會稽山刻石，皆三句一韻，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頌二句一韻，其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後序三句一韻，每句字數不等，其一百二十字，則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時文字，皆以六為紀。後世傳秦璽文，所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者，獨為八字，與秦文字之例不合，疑為後人假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