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是我寫過最長的一部小說。
起初我沒打算寫這麽長，四十萬字差不多。但寫作本質上是一種即興藝術，沒法規劃，也不能設計，不是一絲不苟、按部就班地按照藍圖施工，它一定充滿了各種意外。即使是創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下一行會發生什麽，隻能由著自己的興致一個猛子紮下水，閉著眼睛拚命遊，渾然未覺字數的增長：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麵，看了一眼電腦屏幕上的字數統計：八十萬字。
八十萬字聽起來很多，落到紙麵上我卻隻嫌太少太局促，簡直施展不開。原因無他，中國近現代史實在漫長，中國近現代的醫療故事也實在精彩。在調研和創作過程中，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實人物，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濃墨重書的事跡。我就像是一頭闖進玉米地的熊瞎子，麵對這麽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手足無措，簡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
曆史的真實，自帶著一種凝重的質感，它無須雕琢，不用矯飾，僅僅憑著“真實”二字，就已超越了一切藝術創作。所以《大醫》也是我寫得最驚心動魄的小說。
這個“驚心動魄”不是形容讀者的閱讀體驗，而是描繪我創作時的心路曆程。我經常讀著讀著資料，激動到渾身戰栗不能自已，甚至有幾次熱淚盈眶。
姚英子護送孤兒前往重慶的故事，脫胎於艾偉德和蔣鑒兩位偉大女性。艾偉德是一個英國女傳教士，外號叫“小婦人”。在抗戰期間，她帶著一百多名孤兒躲避戰火，從山西陽城一路長途跋涉，翻山涉水，曆盡艱辛，最終抵達西安。後來好萊塢根據她的事跡，拍了一部電影叫《六福客棧》，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影響巨大；蔣鑒女士是顧維鈞的外甥女，丈夫周明棟是德國醫學博士，夫妻倆本來是在杭州行醫。抗戰爆發之後，他們來到漢口加入第五陸軍醫院，義務提供戰地治療服務。一九三八年，蔣鑒受李德全、鄧穎超之托，將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一百名難童從武漢轉移。這一百名難童體弱多病，許多人罹患肺結核、支氣管炎、疥瘡、貧血症等，而蔣鑒女士以極大的毅力，奇跡般地把他們一個不少地送到了重慶。而她自己因此積勞成疾，去世於一九四〇年。
方三響在郭梁溝鎮的傳染病調查，素材是取自《解放日報》一九四四年的一篇報道。當年在延安附近的川口地區暴發了一次嚴重的傳染病，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醫生徐根竹奉命前往調查。徐根竹是福建龍岩人，老紅軍，因為在作戰中腿部受傷，轉入後方的醫療隊伍。他雖然不是科班出身，卻滿懷革命熱情和學習勁頭，秉持著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積極奮戰在抗疫一線。在專業醫生的幫助之下，徐根竹順利解決了川口地區的疫情，解除了延安的公共衛生危機——整個過程之曲折，其實足可以單拍一部電影。後來徐根竹出任西北野戰軍第二野戰醫院院長，不幸於第二次榆林戰役期間犧牲。他的墓碑，至今還矗立在榆林烈士陵園裏。書中的“老徐”，即是以徐根竹烈士為原型。
農躍鱗是多名民國記者的合體：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還有不畏當局威脅，毅然撰寫《豫災實錄》記錄一九四二年河南饑荒的張高峰，膽敢當麵諷刺孔祥熙的新聞女俠彭子岡，痛罵孫科的龔德柏，等等。我把那些傳奇記者的形象糅合在一個人身上，並給他賦予了一個江南問題研究會的分析師身份——這個身份的真正擁有者，是華東局社會部調研科的鍾望陽。他本來是個文學家，因為時局緣故，投身到情報分析工作中來。新中國成立後，鍾望陽回歸了自己熱愛的老本行，成為一名兒童作家，頗有“餘年還做隴畝民”的瀟灑。
其他如為了拯救同胞慷慨就義的項鬆茂，為華籍勞工奔走慘遭殺害的王希天，他們都以真身進入本書，書中事跡亦皆真實不虛。即使是一些小人物，也都各有根由際遇。比如書中一直四處奔走尋找王希天的王兆澄，也是史實人物，他歸國之後，先後任職於多所高校，潛心從事農林教育與研究，幫助民族資本辦過味精廠和醬油廠，研發過“消治龍”藥膏和多種維生素口服劑，還在湖南為抗戰軍隊研發過壓縮餅幹，為前方戰線的後勤解了一大困。一九四九年，他在衡陽為了掩護國立師範學院的師生，反抗國民黨當局的南遷政策，慘遭槍殺而死。
再比如方三響的同誌陳叔信，原型乃是陳仲信。他是湖州人，在上海建承中學讀書時積極追求進步，並在一九四六年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上海學界運動的骨幹。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軍進入上海市區，陳仲信前往接應，結果在蘇州河邊被一顆子彈擊中，當場犧牲，時年二十歲。他是解放上海戰役期間，最後一名犧牲的地下黨成員，倒在了日出即將到來的前一瞬間。書中庇護方三響的謝壽天，也是一位真實人物，是上海灘的保險巨子。他無論是在商界的表現，還是作為地下黨的作為，都堪稱傳奇。
我本來還想多寫寫林可勝，他所組建的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為抗戰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想多寫寫陳誌潛，他作為中國基層醫療體係的先行者，有許多曲折經曆可以挖掘；想寫寫湯飛凡，他在抗戰期間極艱苦的環境下，奇跡般地研發出了中國第一批青黴素；想寫寫沈克非，他率領中央醫院輾轉長沙、貴陽、重慶，又跟隨遠征軍趕往緬甸、印度從事戰地醫務工作；想寫寫王布君，日本投降之後，他一人單騎入大連，在敵人眼皮底下建起一座大連醫學院，為解放戰爭輸送了大量急缺的軍醫人才……太多了，太多了，這些人物有的隻在本書中驚鴻一現，有的在書中未曾提及，但每一個人的經曆展開來，都是一本大書。區區八十萬字，又怎麽能把這麽多大醫寫盡呢？
所以《大醫》也是我寫得最有責任感的一部小說。
這個責任感，不是被人強行賦予，而是我在創作過程中油然而生的。
寫作既是一個表達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我起初隻覺得這是一個戲劇性很強的好題材，但隨著調研和創作的深入，我越發感受到震撼。借用愛因斯坦評價甘地的一句話就是：“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曆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但同時，我也深覺遺憾：相信大部分讀者在看完這本小說之前，對剛才所羅列的那些人物是不知道的。說實話，我在動筆之前，對這些也茫然無知。他們做了那麽多重要的事，拯救了那麽多生命，可以說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命運的走向，但除了學術界有專門研究，並不為廣大世人所知曉。
那麽，既然我讀到了這些人，看見了這些事，我就有責任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讓他們重歸公眾視野，讓今日之人感知到中國一代代大醫的傳承脈絡、精神賡續，如此才不辜負他們傾注一世心血的付出。
這本書寫完之後，我想了很多書名，可總覺得差了一口氣兒，遲遲無法確定。一直到付梓的前一刻，我才下了決心，就叫作《大醫》。簡單了點兒，直白了點兒，可除了這兩個字，實在無法抒發我在這本書裏投入的全部感動。
如果讀者看完此書，有興趣去搜索一下諸多大醫的事跡，略做了解，我便足以欣慰，功不唐捐。
咱們下本書見。
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