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道，蔣介石能完成北伐並基本統一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背後有江浙財團，特別是寧波幫商人的支持。但很多人不知道，孫中山之所以能持續發動反清起義並最終推翻清王朝，其實也是得到一個重要財團的大力支持，他們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享譽國內外的廣東財團特別是香山商人。作為香山幫後期的重要領袖，馬應彪是孫中山革命活動最主要的捐助人之一。
這位民族資本家中的傳奇人物，不僅是香港第一家華資公司的創始人，而且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百貨公司——先施百貨。這個“第一”，不僅意味著創立時間之早，更是行業創新之母。作為先行者，馬應彪創立先施百貨的大膽實驗，事實上確立了中國百貨業的各種範式。先施之前，中國隻有商鋪，而無現代意義上的商業；馬應彪之前，中國隻有商販，而無真正意義上的百貨商人。
楔 子
廣東，香山，沙湧村。
1874年中秋的一個淩晨，東方欲曉。村邊穀場的草垛上，14歲的馬應彪和堂哥馬永燦經過一夜討論，終於作出了一個“偉大”的決定：離開家鄉，前往雪梨（即悉尼）淘金。
前兩天，小馬（馬應彪）的父親馬在明托一個老鄉帶回了200元舍命掙來的辛苦錢。這是他前往南洋淘金14年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往家裏寄錢。
老馬離家時，小馬還未出世。母親花光了家裏僅有的三塊銀洋，支撐兒子讀了三年私塾。此後，失學的小馬每天早起在街頭巷尾撿糞，中午到河湧田溝裏捉魚蝦，換幾個小錢來養活母親和外婆。父親不在身邊，讓小馬自小備受欺淩。現在父親終於有了音信，這讓他頓生無限希望。與堂哥商定後，他身著父親寄回的西裝和牛皮鞋，踏上尋父與淘金之旅。
兄弟倆到香港轉船，經過英國人開的卡蓮佛百貨公司時，他們隻是瞥一眼就走過去了。這樣豪華的商場，跟過路的窮人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來到百貨公司門前的華人熟食檔前，一人買了一個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誰也沒有想到，20年後這兄弟倆會創建出聞名中外的先施百貨，成為卡蓮佛最大的競爭對手。
小馬同堂兄乘上班輪，住在最下層的統倉裏，裏麵全是去雪梨淘金的華人。回望家山渺渺，前往海洋無邊，茫茫的遠方，等待著馬家兄弟的又是怎樣的命運呢？
淘 金
上了岸，眾人才發現淘金的熱潮早已不複當日，許多人留在悉尼另謀出路。馬家兄弟沒有留下，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尋找小馬的父親。
一路上，兄弟倆碰上收繳人頭稅的軍警，為了逃生，他們穿過漫漫荒野。當他們找到馬在明原來所在的金礦時，才發現老馬早已離去。兄弟倆找了一段時間還是沒有任何音信，沒辦法，他們隻好先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磨哩礦山落腳，跟人一起挖金礦。
隨後的幾年，馬應彪幾乎什麽工作都幹過，但仍然所獲無幾，有時甚至難以糊口。這時，小馬已是一個強壯的小夥子，他常常遙望北方，捫心自問：“我千裏萬裏地遠離家鄉，就是這樣淘金嗎？長此以往將如何麵對年老的外婆與可憐的母親？不，不能這樣！ ”
此時，許多香山人把眼光投向澳大利亞北部昆士蘭州的大片農場和果園。香蕉在澳大利亞相當暢銷，很多僑民便萌生了種香蕉的念頭，但苦於沒有種子，因為當地人不肯把種子賣給中國人。不少香山人想到了家鄉的“香牙大蕉”，並寫信回家索要種子。昆士蘭的土壤很適合種植這類“大蕉”，試種的僑民頭一年就大獲豐收。更令人驚喜的是，它口感甜滑，比當地香蕉更好吃，一上市即深受歡迎，結果賣出了更高的價錢。
當大批僑民開始種植水果的時候，馬應彪沒有跟風，而是在悉尼近郊開荒種菜，自產自銷。他種的菜又水靈，又便宜，按說該很好賣，但因為不會英語，前來買菜的外國人聽不懂，他丟了很多生意。
這讓小馬哥很失意：“不懂語言，無法與人溝通，有機會也抓不住，這樣下去怎能實現淘金的夢想？無論吃多少苦，也要先過語言關。”
經一位老鄉介紹，馬應彪到一家愛爾蘭人開的菜場打工，這家菜場的女老板溫文會講廣東話。小馬向她提出“勤工儉學”的條件：管三餐飯，不取分文，但每天要有人教自己一小時英語。獨特的要求、倜儻的舉止、誠懇的眼神，小夥子給女老板留下很好的印象。她不僅答應，還讓自己的女兒雅美親自給小馬上課。時間長了，雅美還與小馬結拜成幹兄妹。逐漸掌握了英語的馬應彪開始獨自到菜場做買賣。半年間，他不僅掌握了一套行商技巧，認識了不少朋友。
“滿師”後，馬應彪離開了溫文家，繼續種菜賣菜。小馬用英文標注菜名、價格，用英語交流，他的菜每天很快就賣光了。不久，周圍攤販都請小馬幫忙，很多人後來索性隻管種，不管賣，全盤托他代銷。同時，小馬也決定放棄自產，專營代銷。
馬家兄弟在澳大利亞稍稍站穩腳，馬上就有家族人前來投奔，這些人大多數也跟著他們種菜賣菜。隨著人數的增多，小馬決定聯合族人成立一個批發公司，這樣做起來利潤更大。與此同時，為了擺脫當地販子的壓榨，香山蕉農希望由華商代銷“香牙大蕉”，而馬應彪等香山菜販就成了他們最為中意的代理人。
1880年年初，馬應彪以族人菜鋪為基礎，創辦“永生果欄合夥公司”（簡稱“永生果欄”）。這時，悉尼有數十個蔬菜瓜果檔，屬於不同的家族，絕大多數都是香山老鄉。除“永生果欄”外，比較有名的另外兩家是“永安果欄”和“永泰果欄”。在馬應彪的提議下，三家決定聯手，成立一家更大的新公司，從三家公司名字中各取一個字，叫“生安泰”。從此之後，“生安泰”幾乎壟斷了悉尼所有的菜果生意，當然也帶來更多更穩定的利潤。
但年輕的馬應彪並沒有因此止步，他覺得還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那時候，悉尼已成澳大利亞第一大港，常住人口有40多萬，這在當時已是大都市。一天，小馬到港口送人。站在岸上，看著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物流，他心中靈機一動：為什麽不利用港口做一些國際貿易呢？從碼頭回來，馬應彪將長途販運的主意一說，大夥都同意試試。於是，“生安泰”便開始經營澳大利亞與中國香港之間的蔬菜瓜果貿易。不久，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擁有6艘海船往返澳大利亞與中國香港之間，每周都有幹鮮蔬果到岸。據統計，“生安泰”一年能賺4萬英鎊，這些錢當時足以買下悉尼整條唐人街。
隨著生意和名氣的擴大，澳大利亞的華人報紙紛紛報道馬應彪成功創業的故事，在偏僻礦區打工的馬在明也慢慢地聽說了。根據報道中的講述，他覺得這個聲名鵲起的年輕商人，應該就是自己的兒子。於是，老馬就帶著報紙，上悉尼尋親。父子相見後抱頭痛哭，真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不久，馬應彪便送父親回家與母親團聚。
探 親
1890年夏天，離家16年的馬應彪回國探親。出來十多年了，雖說不是巨富，但也算得上功成名就，是時候回家看看了。與小馬同行的，是一位澳大利亞華人牧師周容成。當初，在開采金礦時，因為淘金辛苦，父親不知音信，前途又無望，小馬心情非常沮喪。這時，正在附近傳教的周牧師，以上帝的名義給了他很多安慰與幫助。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知情重義的小馬始終記著這份恩情，發達後他依然與周牧師保持著聯係。先前周牧師曾說過想回香港看看，這次回國，小馬便邀周同行。
藍天依然，濤聲依舊，但小馬的心情與16年前相比那是天翻地覆。坐在高高的上等艙，又有老朋友相伴談心，這趟旅程似乎很短。香港在望，太平山已隱約可見，再看到故鄉山水，小馬和老周都很激動。
老周這次到香港來，第一要務是拜訪香港聖公會神學院教授、自己的道友兼朋友霍靜山。而小馬也有心考察一下市場，當年驚鴻一瞥，以至他對香港已幾乎沒有印象，但每天都與這邊有貿易往來，考察一下還是必需的。因此，船到香港，兩人同時上岸。
因為不認識霍牧師，下船後小馬即與老周告別，但熱心的老周堅持要小馬一起去霍家。他說：“靜山為人非常好，你們又是大老鄉（霍的祖籍順德），相識以後對你在香港的發展肯定有幫助。”在老周的執意相邀下，小馬隻好一起前往霍家。他怎麽也料想不到，這一去竟然會墜入情網，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侶。
當時，霍靜山任教之餘，還擔任香港西區聖公會牧師。老周帶著小馬上門時，霍牧師剛巧不在家，招待他們的是霍家二小姐霍慶棠。雖然來人生疏，但霍慶棠卻落落大方，毫不扭捏。她一麵請他們喝茶，一麵派人去請父親回來。她主動與他們攀談，詢問澳大利亞那邊的情形，舉止得體，談吐優雅。
這一年，霍慶棠剛好19歲。她小時候聰明好學，及笄之年即隨父傳教，來往於珠江三角洲各地，傳經布道，籌設教堂。這等曆練，讓她不像一般中國姑娘那般見人臉紅，對外界封閉無知。正值花樣年華，19歲的她渾身充滿活力，鵝蛋形的臉龐姣好圓潤，一雙大眼睛水靈明亮，黑油油的大辮子貼頸而垂，更增添一份少女的嫻雅。
這是小馬重回故土後認識的第一個女孩子，聰明、大方、優雅、幹練的霍二小姐，讓他沉睡多年的情愫蘇醒了。這一年，小馬其實已經不小了，已到而立之年。這些年忙於打拚，加上澳大利亞華人女孩不多，他的婚事因此一直拖下來。他這次回來，其實也有相親的意思，畢竟終身大事也不能大意呀！
說起來，小馬心中的擇偶標準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那就是希望能誌同道合、患難與共。他常引用明代馮夢龍小說中的一段話自勉：“做買賣不著，隻一時；討老婆不著，是一世。”
而霍二小姐的出現讓他眼前一亮：這樣的女子，才是真正的良配！幸運的是，霍慶棠其實也在觀察馬應彪。按當時的習俗，19歲的她已算是大姑娘了。雖然父母不像一般俗人見識，但老二畢竟不小了，她的婚姻成為家人心頭的大事。
正所謂30歲的男子是精品。小馬哥事業有成，見識不凡，瀟灑而不輕浮，沉穩而不呆板，機敏而不油滑。因為經曆坎坷，他不像一般富人那樣張狂，而是內斂含蓄。他久經江湖，不像一般青年才俊那樣做作，而是謙和待人。
慶棠也是見過世麵的人，這樣優秀的男子還真是不多見。這個漂洋過海的男子，難道真的是上帝特地送上門來的嗎？
一老二小正敘著，霍靜山回來了，老友相見自是一番親熱，不勝欷歔。周容成向老友介紹小馬，對這位儒雅的商界新貴，老霍第一印象很好。一番交談後，得知小馬曲折的創業經曆，了解到他的感恩仗義，老霍一家更是看重。這年頭，知恩圖報固然可貴，但能帶領鄉親共同致富，這更是難得。這是符合基督博愛的大善之舉呀！
“這小夥子為人忠厚，英語流利，堪稱中西合璧。如果不是年紀稍大，還真是一個現成的佳婿。”得知小馬單身一人，這次回來有意相親，老霍心中暗忖。
飯後，約好下次再見時間後，小馬告辭。老霍特地讓慶棠去送，路程雖短，兩個年輕人心中卻相互增添了不少印象分。送人回來，霍牧師試探地詢問女兒對小馬的看法，慶棠雖然大方，但這種事還是令她很是扭捏。
“小馬哥是個好人！”她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好感，這讓老霍心中有了底兒。第二天，老霍即邀老友周容成做媒。老周也看出了小馬的心思，既然郎有情妾有意，這等好事自然要做。這邊霍、周二人在家謀劃聯姻，而另一邊，馬應彪在路上也有一番大際遇。
從香港回家途中，小馬偶遇一位香山老鄉，這個比小馬小幾歲的小夥子剛從香港西醫學院畢業，卻因為沒有外國國籍而無法在港澳行醫，被迫回廣州開藥店。此人正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孫中山。
一路上，孫中山侃侃而談，從行醫救人到實業濟民，再到富國強兵。這個比馬應彪還年輕的小夥子，見識卻一點不比小馬差，甚至想得更深、看得更遠。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行。此四事者，富強之大徑，治國之本也。”“外瞻世界之大勢，內察本國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圖民生之幸福。”
孫中山一席話說得馬應彪熱血沸騰，許多沒想明白的道理一下子變得無比清晰。臨別之際，他握著孫中山的手說：“以後但凡有用得著我的地方，盡管開口。”幾年後，孫中山創立興中會，馬應彪立即加入並迅速成為骨幹。返回香港後，小馬向霍慶棠講了偶遇孫中山的這番際遇。一向思想新潮的霍二小姐頓時大有知音之感，兩家結親自然水到渠成。佳人相候，馬應彪與之心心相印，逐漸把事業重心轉向香港。
1890年冬天，馬應彪在香港創立了永昌泰金山莊，幫助華僑代辦出國、入境、匯款等事務。此後幾年，馬應彪都在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兩地奔波，為生意，為愛情，也為革命。
開 業
18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亞政府限製華人種植香蕉的一紙禁令，讓“生安泰”的蔬果生意大受影響，小馬決心結束澳大利亞生意，回國創業。
1894年秋，小馬在“生安泰”公司退股，換回一袋金粒，這是他在澳大利亞苦幹20年的血汗錢。那時的華僑普遍不信任英資銀行，而英資銀行也歧視亞洲僑民，隻許他們存款，卻拒絕他們貸款。這樣一來，華僑賺了錢，都不存銀行，而是購買粗製的金粒藏起來。
得知小馬要回國發展，不少朋友趕來道別。多年相處，今日一別，相會不知又在何日。餞別宴上，小馬也不勝感傷，但他還是強壓別緒，鄭重地勸誡這些哥們兒：“悉尼雖好，但總難比故鄉。大家多數是做蔬菜果品生意的，現在澳大利亞人看我們賺錢，氣不過打壓我們，我們又何必非要待在這裏遭人白眼呢？如果相信我小馬，我倒有一個建議……”
說到這裏，小馬故意停下，觀察大家的反應。果然，有不少人沉不住氣，連聲追問：“小馬哥，有什麽好主意，快給大夥兒說說。”“現在洋貨時髦，中國人也喜歡用外國衣物，特別是香港，有不少有錢人，而大型商場隻有英國人開的卡蓮佛一家。如果我等能聯手開一家為中國人服務的百貨公司，前景應該很好。”馬應彪說道。
這是馬應彪長期觀察的結果，也是他日後回國創業的重心。當時香港的零售業，卡蓮佛一枝獨秀，其顧客主要是洋人和富有的華人，升鬥小民不敢問津。而當時的華人店鋪差不多全是獨沽一味，商品沒有明碼標價，買賣時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令他沮喪的是，對這個建議，在場的朋友反應冷淡。他們認為，小馬哥的建議是標新立異，不符合華人的消費習慣，而且會得罪當地商販，搞不好就會遭到圍攻。當時有些冷場，但這並沒有打消小馬辦百貨的念頭，他哈哈一笑，開朗地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生意不成仁義在。今天我小馬就在這裏謝謝大家的招待了，日後有想回國發展的，盡管到香港找我，隻要有我小馬一口飯吃，就不會讓哥們兒餓著。”說完，端起杯中酒一飲而盡。
回到香港後，馬應彪就開始張羅自己的婚事。為了采購各種結婚用品，他與霍慶棠東奔西跑，幾乎跑昏了頭。這使他堅信：辦一家平民百貨絕對有發展前景。
以後的幾年，小馬幾乎逢人就遊說。1899年，終於有12個人回應馬應彪的提議，其中有與小馬一同回國的堂兄馬永燦，留在澳大利亞的蔡興、郭標、歐陽彬、司徒伯長，遠在美國的鄭於生，香港本地的林毓良。有意思的是，他們大都是非零售業的商人。
先施公司原始股共12股，集資2.5萬元，馬應彪是第一大股東，並被推舉為公司首任司理(總經理)。即使在當時的香港，這也算是資本金較小的民間公司。從這點看，眾股東對新成立的百貨公司更多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
根據馬應彪的提議，股東大會將新成立的百貨公司命名為“先施”，其中有兩層意思：一是英語“Sincere（誠實）”的音譯；二是取自四書《中庸》“君子之道四”，“蓋營業之道，首貴乎誠實”。
在第一次股東大會上，小馬慷慨激昂，發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講：“英國以商立國，商業主宰國運……美國商人在議會有一席之地，是國家的頂梁柱，之所以能有那樣的地位，是因為他們做大事業，不在乎蠅頭小利，誠實不欺。中國傳統商人斤斤計較，欺瞞顧客，因此為人不屑。我們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價，而且百貨齊全。我們就是要從洋人手中奪回利權，以商業救國。”
帶著2.5萬元股金，馬應彪在香港皇後大道172號買了兩間3層的鋪位，總麵積約800平方英尺。小馬將五分之四的資金用於裝修門麵，而隻用剩下的五分之一用來進貨。這種明顯西化的經營手法令中國商人們大吃一驚：“這不是糟蹋錢嗎？有這樣做生意的嗎？簡直是敗家子！”
但小馬不為所動，他深知要想吸引眼球，時尚的裝飾必不可少。流動資金少沒問題，他的應對辦法是：自己直接從外國進貨，不經洋商代辦，成本較低，一旦現金回流馬上補貨。這種做法後來成為先施百貨係統的統一經營方針，除了在非常時期，先施很少壓庫。
1900年1月8日，先施百貨開業。開業時，動靜鬧得很大，上門的顧客也很多，但月底盤存，賬麵卻虧了。其中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顧客進店後看的多買的少；二是員工周日休息，要比別的店鋪多開七分之一的工資。
遭遇挫折，部分股東要求改變上述做法，否則便退股。馬應彪勸大家不要過於急躁，他說：“做生意哪有一帆風順的，大家當初既然願意嚐試一把，為什麽不能再等兩個月呢？到時候，沒有轉機再退股也不遲。”
為凝聚人氣，馬應彪決定打破以往店小二站櫃台的傳統，推出中國第一批女店員，幫他下定這個決心的正是他的夫人霍慶棠。
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總站著一個偉大的女人。清末民初，許多成功的企業家背後都有一個賢內助，比如南洋首富張弼士的原配陳氏，上海首富哈同的夫人羅迦陵，民國第一銀行家陳光甫的夫人景韻芳。馬應彪也不例外，夫人霍慶棠不僅在馬應彪身後幫助他，關鍵時刻更是挺身而出。
招聘廣告推出去後，一個月內，竟然沒有一個女子應聘。這也難怪，“男治外、女主內”，自古以來便是如此，哪家姑娘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拋頭露麵站櫃台呢？
這時，一向思想新潮的霍慶棠挺身而出。她帶著兩個小姑子，到先施百貨二樓櫃台賣起了化妝品。霍慶棠儀態端莊，善於辭令，熟識貨品性能，周旋於男女顧客之間，深受歡迎。她的人格和勇氣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廣告。一時間，“姑嫂售貨”的消息傳遍香港，許多人特地趕來，要親眼看看這位大膽的“潮女”。
不久，在霍慶棠的影響下，先施又招聘了一批女店員。這些女孩都經過她精心挑選，長相標致，語言流利。這樣一來，跑來圍觀女店員的民眾更多了，先施大樓前的馬路每天都交通堵塞，警察不得不前來維持秩序，在大冬天裏累得滿頭大汗。為了工作方便，霍慶棠還帶頭剪去長辮。她在先施公司出任售貨員期間，從不以老板娘的身份淩駕於管理人員之上，而是勤懇工作，一直幹到生下第五個兒子時才辭職回家。
人流倍增，公司生意也大大好轉。隻過了一個月，先施就扭虧為盈。之後幾個月，先施的營業額開始穩步上升。
當年8月，強烈的台風將商鋪的二樓和三樓摧毀。這時，港府頒布了新的建築條例，建築高度受到限製，老店修複隻能保留第一層。資金短缺，經營困難，有股東三次要求破產清盤。艱難之中，馬應彪四處溝通，堅持到底。1904年，先施公司終於派出了第一份紅利。
1907年，公司分紅後還贏利9萬元。這時，馬應彪建議用這9萬元，另籌11萬元，在新開道路德輔道，開一個通連6間、上下4層的新商場。這樣的規模，在那個時候簡直驚世駭俗，很多股東不幹了：“好不容易掙點錢，又要折騰，這樣何時是個頭呀！何況那裏新開大路，人煙稀少，哪裏會有顧客上門？！”但小馬力排眾議，冒著部分股東退股的風險，堅持施工。
創 新
香港德輔道新百貨大樓竣工時，馬應彪讓人在大樓正麵四根大立柱上寫了四條標語：“香港大市場，環球貨品莊，始創不二價，誠信名遠揚。”別看這四句話簡單，裏麵包含了多項創新，並因此創下了中國百貨店經營的多個“第一”。
先施可以解釋為誠實，也可以解釋為先以誠實施諸於人。而先施公司在中國亦首創“不二價”，可謂與“先施”一樣名副其實。
在那之前，中國人已經習慣了“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傳統，商鋪裏的商品從不明碼標價，買賣雙方頗費口舌。但馬應彪打破了這個規矩，他引進外國百貨店明碼實價的銷售方法。“這種破天荒的舉動”，有研究商業史的學者評論道：“對含糊、模棱兩可、態度曖昧的傳統方式是一種反叛，也最接近市場經濟的本質。”這一模式在後來的百貨公司中基本都得到完整繼承。
當時的商鋪通常都設置在一樓，大多數商店裏都沒有專為顧客設置的櫃台、貨架，貨物直接堆在店門口和倉庫裏，但先施公司為方便顧客及時看貨，首創以建築物上層做貨場。買賣貨銀兩訖之後，再發收據，也是先施所創。這些做法現在雖已習以為常，但在一百年前，卻是讓人驚奇不已的舉動。
先施勇於創新的精神，一直延續到此後數十年的經營當中。正是這些創新，開創了中國商業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為中國百貨業留下了百年規範。
20世紀30年代，先施公司首次舉行時裝表演。由於一般婦女不願意拋頭露麵，為了找模特兒，馬應彪派人找來塘西紅牌阿姑充當模特兒，以英國花布製造女裝短衫褲，盛極一時，開香港時裝界先河。
當時由於商品種類較少，顧客的選擇餘地不大，先施首次引入“環球百貨”的概念，搜求各國貨物。每個月，他都會派員工去歐洲等地，采購最新上市的時尚服飾與食品，用琳琅滿目的商品吸引顧客。在這裏，有錢人能買到與世界潮流同步的各種商品，而普通市民一樣能從先施購得自己心儀的商品。先施還設立了“一元商品”專櫃，把那些殘次和積壓商品搭配成價值一元的商品包，任由顧客選購，甚至專門設了一間“一元商品”商店。
為了招攬顧客，先施還大量印售“通天禮券”,顧客可以憑禮券采購商品。所謂“通天”,是指禮券可在各地先施百貨公司使用。為吸引回頭客，取得綜合效益，先施首創商場吃喝玩樂“一站式”營銷模式。廣州的先施粵行旁邊建有東亞大酒店,有電梯代步,附設酒吧、餐廳、桌球室。
有這麽多創新服務，真是想不招人都難。連小馬也沒想到，新公司開業不久，就吸引了大批客人。一看先施這成功的架勢，許多商人紛紛跟進，不經意間，德輔道竟然成為新的商業旺區。
馬應彪不僅在商業服務上大膽創新，在內部管理特別是人力資源上，也動了不少腦筋，舍得下大本錢。
先施的女孩靚麗，小夥子精神煥發。
1907年，德輔道新店開業後，先施特意安排一批小夥子做招待員，讓他們站在樓下前、後、側門，彬彬有禮地迎送顧客。這些男招待衣冠齊整，笑容可掬，顧客對此頗有好感。
好景不長。一天，馬應彪剛上班，就有一對年邁的老外夫婦上門投訴。原來，部分招待員不懂英文，麵對這對夫妻的詢問，張冠李戴，指錯了方向，浪費了他們不少時間。為此，馬應彪決定設立一個英語補習班，幫助店員學英語。凡進補習班的店員，每周二、五晚上9點停止營業後上課一小時。
長期的在職培訓，使得先施員工的素質比一般商場高，常常成為其他公司“挖牆腳”的對象。養得起，還要留得住；不然，先行者就會成為後來者的培訓基地，甚至淪為“先烈”。
有一年年末，馬應彪收到文具部一位主管的辭職報告。這是一位老員工，1900年開業時就在先施工作。但因為某種原因，這位中層幹部卻執意離開老東家。該怎樣拴住人心呢？最後，馬應彪琢磨出一個“職工持股”的招數。
辦法是這樣：一個職工如果工作成績良好而連續3年加薪，第4年便不再加；如果這個職工第4年仍繼續進步，就動員他投資500元，成為公司在職股東，享受年終分紅。如果籌不足錢，公司可以幫他補足，但本人至少要拿出100元的底數。股票由公司代管，還清借款本利後可以自己持有。反之，如果這個職工因沒有加薪而表現消極，則考慮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資，逐步取代前者。
當時找工作不易，推行“職工持股”，既可以約束老員工，又可以激勵新員工，加薪少、績效大，很快被其他公司模仿。
當時，先施公司員工的福利還是蠻好的：暑天供應清涼飲料，平時享受免費醫療，還有專職洗衣工和理發師定期為員工服務。仁者愛人。馬應彪這樣做，你可以說他“手腕”高，也可以說他真正把員工當人看。反正，與競爭對手相比，先施員工的流失率低得多。
走“私”
自從1890年在路上結識，馬應彪就成為孫中山最為堅定的擁躉。從此，馬應彪就過著非同尋常的“雙棲”生活：明著他是大商人，是先施百貨老板；暗裏卻是革命黨，為孫中山籌款捐物。這在當時“在商言商、莫談國事”的商人群體中，可謂鳳毛麟角。
1904年，同盟會成立時，馬應彪擔任庶務長，專管起義急用的軍需。而這些軍需，很多都是馬應彪自掏腰包。往往是看到孫中山一張紙條，馬應彪就毫不遲疑地從自己公司支出數百元交給來人帶走。
從1906到1911年，同盟會多次發動起義，其中許多經費就是通過馬應彪的金山莊轉到革命者手中。有一次，僅3個月內馬應彪就籌集捐款4萬多銀元，而當時香港一個普通職員的月薪僅3元。孫中山的衛士鄭卓德回憶說：“馬先生有求必應，自願交給孫中山先生多少錢，我也記不清楚。總之，馬先生捐助的革命經費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不僅幫助籌款，馬應彪甚至直接幫助革命黨偷運軍火。一次，馬應彪將一批軍火包裝成貨物，以緊急運貨的理由，吩咐霍慶棠趕乘人力車，將這些貨物送到三角碼頭轉往內地。當貨物托運完畢回到家中後，馬應彪才告訴妻子真相，原來托運的是革命黨急用的彈藥。好在霍慶棠也是孫中山的擁躉，以後凡是此類事，夫妻二人都是“一切盡在不言中”。
辛亥革命成功後，馬應彪被委為籌餉委員，為孫中山在香港籌款。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財政極度困難，幾乎連薪水都發不出，多虧馬氏這樣在國內外辛勤奔波的籌餉委員。
1912年年初，廣東革命黨人接到緊急通知赴南京開會。這些匆匆而來的嶺南人，一個個衣衫單薄，哪料到冬天的南京是如此寒冷。當時，馬應彪正在上海籌備先施分公司，聞訊後特地派人送去120多件皮大衣。幾天後，這群身穿皮大衣的嶺南誌士，意氣風發地去前往明孝陵，在寒流中備感馬同誌的溫暖。
國民政府成立後，馬應彪擔任廣東省都督府庶務長、財政廳總參議，他與省港商界精英一樣，期盼著從此過上安穩日子。不料風雲驟變，不久即接連發生了袁世凱竊國、宋教仁被刺等一係列事件。革命成功之路如此曲折，這讓很多人包括馬應彪在內都感到很難接受。
1917年，北洋軍閥政府下令通緝孫中山。危急時刻，馬應彪再次出任大元帥府庶務長，事必躬親。但廣東局勢非常複雜，本地實力派對孫中山陽奉陰違，暗藏禍心。一天，幾個軍人在大街上截住外出辦事的馬應彪，威逼他交出若幹槍械和錢財。麵對抵在胸口的手槍，馬應彪毫不畏懼，反而大聲嗬斥，周圍值勤的士兵聞聲而至，對方落荒而逃。此事並非偶然，不久，孫中山就因為受到排擠而辭職。
當時，國內政治局勢波譎雲詭，革命黨人內部時常出現內訌，這讓馬應彪感到非常失望。一年之後，孫中山再任臨時大總統，邀請馬應彪擔任要職，他執意不受，並引用孫氏《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中的這段話作為遁詞：“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唯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從此，他的心思全部轉移到實業上。
民國年間，以前一起革命的戰友，不少都在政界飛黃騰達，馬應彪對他們卻一般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對曾是戰友的“南天王”陳濟棠，隻要觸犯自己的為人處世規則，馬應彪一樣也是不假辭色。
有一次，平日笑口常開的他卻衝天大怒，痛斥“南天王”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隻因為後者觸犯他一向堅守的原則。20世紀30年代，陳濟棠在粵主政，他的哥哥陳維周租下廣州先施第二街的倉庫，用做經商儲貨。一開始，馬應彪覺得那是正常生意，沒有在意。一天，一位友人來訪，無意中說道：“那個陳維周，明著是禁煙督辦，私下裏卻是鴉片大王，他走私的鴉片就藏在你們公司廣州二街的倉庫裏。”
聞聽此言，馬應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我們的倉庫，竟然成了鴉片藏掖的黑窩，這還得了！”客人一走，他立即給廣州先施負責人去電：“限令陳維周即日退租，否則，寧可賣掉第二街倉庫，也不許收這種不義之財！”
為此，陳維周懷恨在心，借弟弟的勢力大加報複，借插贓日貨，強罰廣州先施20萬元，甚至想吞掉這家民營公司。但馬應彪始終不悔，他這種疾惡如仇的個性終生未改。
入 滬
南北議和後，袁世凱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國大總統，離開政治中心的孫中山一時無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園，琢磨起“建國大綱”。為此，他積極推動華僑資本回國，發展民族工商業。
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粵商特別是香山幫開始大舉北上，而馬應彪堪稱其中的急先鋒。當然，作為一個資深商人，馬應彪不是簡單地頭腦發熱，聽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資。決定在上海設立先施百貨分公司，他是經過深思熟慮並實地考察後才下定決心的。
20世紀初，上海已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搶占上海市場就等於占據全國商業的“製高點”。除非滿足於偏安一隅，否則，先施百貨遲早都要進軍上海。當時的上海，被人稱為“外國冒險家的樂園”。當地四大百貨公司，分別是惠羅、福利、泰興、匯司，全都是英資外貨。要與它們抗衡，創建本地第一家華人百貨，要冒很大風險。
馬應彪天生就是個冒險家，他考慮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後能否打得贏。而決定一家大型商場成敗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還是位置。如何選址，成為先施北上的頭等大事。
1914年8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駛來了一輛高級轎車，車上坐著的正是馬應彪。前些日子，他已經派人來滬實地考察了兩次，但還是不放心，決定親自走一走看一看。
寬不過十幾米，長不過兩公裏，但當時的南京路已是商鋪雲集，成為商家必爭之地。一首當年的兒歌這樣唱道：“北京的篷塵倫敦的霧，南京路上紅木鋪馬路。”
從車上下來，豔陽高照，馬應彪目光中隱約透射出一種焦灼。一戰剛剛開打，歐洲列強忙著死掐，正是中國人大力發展自己工商業的好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他能不急嗎？
在南京路上來回步行目測多次後，馬應彪看中了南京路、浙江路與廣西路之間的一個地方。這裏地處十字路口，北麵直通火車站，可以引來大量外地旅客；南麵又緊靠富人區，有大量潛在的高端客戶。
為慎重起見，馬應彪決定對該地人流量及行走習慣進行調查統計。他想出了一個“取豆數人”的辦法，專門派人站在街道南北兩邊，計算行人數量，過一個人取出一顆豆，然後進行比較。連續觀察一個星期後，結果發現靠路北邊行走的人比南邊的多，最後他決定將公司地址選定在街北邊的陶陶居茶樓所在的地方。
沒想到，這個決定拿到公司股東會上討論時，有不少反對意見：
“那塊地位置偏僻，商鋪寥寥，生意冷清，連風水先生都說‘財神爺不喜歡’。”
“那裏唯一的優勢是交通，有直達上海火車北站的電車。但外地旅客行色匆匆，誰能保證他們就一定會進店買東西呢？”
這些反對聲音似曾相識，當年香港德輔道新店開業時，也有不少類似的質疑。與那次一樣，這一回馬應彪還是堅決頂住了壓力。
陶陶居茶樓是英商雷士德的地產。雷士德這家夥，一魚兩吃，一邊開洋行，搞建築設計，一邊做商業地產生意。知道馬應彪看中這塊地皮後，這家夥就挖空心思，想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談判時，他先聲奪人，簡直是一口價：“茶樓總共占地20畝，每年租金3萬兩，租期30年，不幹拉倒！”這樣的苛刻條件，在上海以往很少見到，雷士德本人也等著馬應彪就地還錢。沒想到馬氏一口答應：“沒關係，就按您說的辦，但有一條您要保證，就是要由您本人親自負責監督設計，我們要建一座南京路上最高的大樓。”
這讓這位自私的英國佬很納悶。其實，這樣的租金，比起周邊還是低兩成，關鍵是租期過長，未來經營的不確定性太大。但做生意哪有不擔風險的，而馬應彪的理想是將先施打造成百年老店，30年又怎麽算長呢？
1917年10月20日，經過3年施工，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終於掀開神秘的麵紗。在周圍低矮的舊式木樓與狹窄店鋪間，裝修一新的先施6層大樓著實鶴立雞群。
大樓的底層專售日用百貨，二樓為服裝、綢布櫃台，三樓出售珠寶首飾、鍾表、珍玩等貴重商品，四樓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這些貨物都是先施派員工去歐洲等地親自采辦的最新潮的商品，不經洋行代辦，貨物成本低，款式也新穎。
開業當天，馬應彪搭乘上海曆史上第一台載人電梯，從先施大樓上緩緩降下。看著蜂擁而入的顧客，他對陪同視察的其他股東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令人高興的事情還在後頭。剛開業，有人就興奮地發現，先施百貨不僅能購物，還是上海第一家遊樂園。在大樓的頂層，有當時最豪華的屋頂戲院、酒店和高級餐館，還有各種雜耍：寧波灘簧、紹興戲、京戲和魔術表演……吃喝玩樂“一站式”，很快便吸引來無數好奇的上海市民，整條街道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連忘返，數日不歸。
除了娛樂設施，先施公司的夜景也是當時南京路上最炫目的景色。許多上海人晚上專門溜達到南京路，就是為了欣賞先施公司的夜景。有人將先施與中國古代著名的美人西施相比，稱之為“西施公司”。一時間，杭州、南京等外地的許多達官顯貴，都聞聽上海先施這般盛景，紛紛專程趕來，實地體驗一番。
到這時，所有的嘲笑與懷疑都煙消雲散。許多人終於明白過來，馬氏的先施百貨，和以往的商鋪根本就是兩碼事，而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城市綜合體。可以說，上海先施引發了中國商業的一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內地民眾的消費習慣。
開業第二年，上海先施營業額就達到439萬元，馬應彪樂嗬嗬地拿到了相當於投資兩倍的回報。
拓 展
上海先施的成功，讓馬應彪躋身國內一流實業家行列，也標誌著粵商再次成為上海灘最有影響力的商幫之一，此時，離香山買辦巔峰期已過去近30年。
1920年，馬應彪在廣州見到孫中山，提到北方都在軍閥統治下，沒有自己的分公司。中山先生派自己的衛士鄭卓德出麵，為馬應彪引見了曾是革命黨人的黑龍江督軍吳祿貞，於是先施公司的哈爾濱分號就在3個月後順利地開張了。
在百貨業站穩腳後，馬應彪開始向其他行業拓展。因為百貨業現金流充裕，他首先將目光投向銀行。
1922年，馬應彪與人聯手創辦國民商業儲蓄銀行，總行設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這家銀行的董事長為蔡興，監督馬應彪，正司理王國旋，大家都是南洋賣菜時的哥們兒。該行初期實收資本200萬元，分為20萬股，每股10元。由於主持人都是殷富巨商，信用甚高，開業後業務發展迅速，獲利相當豐厚，每年盈利都在20萬以上，分行亦很快開至香港九龍的油麻地、旺角，中國內地的廣州、漢口、上海、天津以及國外的新加坡等地。當時，該行地位雖未能比得上東亞銀行、廣東銀行，但日見重要，被稱為“華資經營之銀行中後起之健者”。
馬應彪還可以算是中國保險業的先鋒，早在20世紀初，馬應彪的先施公司就開設了保險置業、人壽保險等業務，這在全國也算得上是先行了一步。如今，漫步香港的石岐孫文西文化旅遊步行街，還能尋找到當年先施公司保險置業、人壽保險、銀行信托石岐分局的原址。
在這種多元化擴張中，馬應彪也不是一帆風順。在開辦先施百貨過程中，他發現：“近日我國人之心理，皆喜用洋貨，大有舍己芸人之勢。於是外人遂得乘間以投我國人之所好，而我國利權從此外溢矣。”為此，他曾先後在自己公司名下籌建了棉紗、製鞋、餅幹、汽水、皮革、五金、機器、玻璃、木、化妝品等十大工廠，試圖在這些方麵打破殖民者的壟斷。可惜的是，由於列強經濟壓迫及許多因素的影響，十大工廠都先後倒閉，好在都沒有動搖他的產業根本。這些痛苦的經曆讓他認識到：沒有徹底的民族革命，民族資本就始終不可能有大的發展。1929年，先施公司資產達到1 000萬元，為創立時的400倍；先施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與外商爭衡，有效保險額超過2 000萬元；新加坡、日本、美國都有馬應彪金山莊的分莊。
1932年，先施董事會決定在中國澳門開分公司，建設一座占地50多畝、共8層的樓宇，融百貨、銀行、酒樓為一身。公司於1935年9月7日建成，這個時期成為馬應彪在世時先施公司最為鼎盛的階段。
先施帶頭，許多人就跟進了，先施到廣州，廣州百貨業興隆；先施到上海，上海就出現了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四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上海永安公司、上海新新公司、上海大新公司），它們都是由香山幫僑商開創的現代商業。而馬應彪並不反感同業競爭，看到這麽多僑資被吸引到國內，馬應彪非常開心。
射 日
“賺錢容易，花錢難！”老馬的這句話，那年頭，很多人都知道。作為商人，馬應彪當然喜歡賺錢，但他時刻牢記“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30歲時，馬應彪即腰纏萬貫，而且年齡越大，財富越多。但他本人卻很低調，沒有一點“大班”的架子，也很少在公司安插族人；相反，在生活中能處處體諒他人。
“衣著樸素，飲食簡單， 就連街上的乞丐，也從來沒有在他麵前乞討過。”一位鄉親說。“馬先生雖是大股東，但先施公司係統內中層以上的幹部，馬家的人卻為數很少。”一位追隨了馬應彪20多年的老部下證實。
廣東有一個習俗，凡是春節，長輩都給晚輩及親朋好友的子女們封紅包，但馬家的孩子從來不收。馬應彪教育子女：“我們家孩子多，來派利是的，就要封上10多個紅包，這樣很難為人家。還有，我們家如今名聲在外，來賀歲的人多，東家派、西家派，數額就不少了，如果養成不勞而獲的習慣就不好了。小孩子不能收人家的利是，更不能問人家要，不能貪心。”
一生賺錢，所為何事？馬應彪的回答是“濟世救人”。
作為基督教徒，他多次自掏腰包，捐贈善款，接濟窮人。1906年、1915年和1923年，這3年廣東發生重大洪澇災害，馬應彪每次都親自率救援船隻開赴災區，救人賑災。靠3塊大洋讀了3年私塾的馬應彪，發跡後不惜巨資，捐助教育。
馬應彪年幼失學,所以很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他悉心鑽研,創造了一套漢語識字的最佳方案——五千字課,並親自雇員書寫九宮字格,給上夜校的員工臨摹。為了讓員工學得更好、更快,馬應彪還專門編印了“同音字韻”的課本。先施百貨公司的夜校也鼓勵鄉人與同胞免費就讀,他對文盲失學的成年人教育,比起後來的掃盲運動,早了好幾十年。
當時，嶺南大學是南方最高學府。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與馬應彪既是戰友又是朋友，因此，馬應彪對嶺南大學的支持甚力。他曾捐款興建“馬應彪招待所”，和9位好友一同捐款興建“十友堂”，還投資創建該校的農林科學院。據不完全統計，馬應彪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先後捐建了近20所中小學校。
少時磨難，青年創業，中年巨富，老來子孫滿堂。按說，馬應彪的一生算得上順風順水。但是，家業興旺，難敵國運不昌。日本侵華，讓已步入晚年的老馬平添無限煩惱。
1937年8月，日軍轟炸上海。這一炸，不僅炸毀了先施的繁華建築，也炸傷了馬應彪的第九子馬少聰，更摧殘了先施百貨的“花樣年華”。從此，先施百貨在中國內地開始走下坡路。
1943年，香港淪陷，廣州的先施公司落入敵手，香港的公司也被迫關門。天天看著日本的膏藥旗，馬老板非常氣悶。少年壯誌不言愁，臨到老了，竟然淪為亡國奴，這讓青年時就追隨孫中山救國的老馬情何以堪。
國難當頭，老馬常常與孫輩念叨後羿射日的故事。他時常回憶起當年革命黨人反清抗清的**歲月，那真是“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他多麽期盼中國再出現一位彎弓射日的大英雄，將狗日的日本鬼子統統射死，將日本的膏藥旗統統射落大海。可惜的是，這位好強的老人，沒能看到抗戰勝利到來的那一天。
1943年，馬應彪路過寸金橋海關，見中國旗幟，搭茅屋居住。
1944年，風吹塌茅屋，老人於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