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有兩位著名實業家，人稱“南張北周”。“南張”指的是功蓋東南的狀元實業家張謇，“北周”指的是華北新式工商業的開拓者周學熙。
作為山東大學首任校長、袁世凱最為信任的財經大管家，周學熙曾經兩次出任民國財政總長，但他最終選擇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實業。他嘔心瀝血，創建華新棉紡廠與耀華玻璃廠，以天津、唐山為中心，在中國北方苦心經營起一個龐大的周氏企業集團。周氏集團資本金額高達4 000多萬元，在當時這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楔 子
1895年4月的北京，紫藤花開，柳絮飛揚。自從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並賠款20 000萬兩白銀的消息傳出後，整個京城的空氣中就充滿了不安。此時，18行省上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正在等待放榜，他們還沒從讓人窒息的科考中喘過氣來，就被這個消息激得血脈賁張。
5月2日，周學熙與一位同考前往宣武門外的鬆筠庵，參加各省舉子們的大聚會。會上，廣東來的康有為、梁啟超最活躍，他們不僅起草了18 000字的請願書，而且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鼓動大家同赴都察院請願。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開始上演。
“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侔敵利，易之則困敝矣。”
這些年，周學熙一邊鑽研八股，一邊觀察時局，他深知科舉之途並不能救民於水火，但苦於找不到濟世妙方。康、梁的這些話就像撥開了迷霧，讓他心頭一亮，看到一條嶄新道路。
後來，有人報告說皇上已經在和約上蓋了國璽。眼見大勢已去，舉子們便一哄而散。公車請願未遂，但周學熙卻下定了棄舉業就實業的決心。這位29歲的官宦子弟，決定盡快趕往安徽建德（今東至縣）老家，與回籍養病的老父好好地談一談。
棄 考
周學熙的老家在安徽建德縣梅城紙坑山，祖屋旁的蘭溪河從東南山澗奔瀉而出，環繞梅城後匯入長江。周家在紙坑山定居已上千年，但讓家族真正顯赫揚名的，還是周學熙的父親周馥。
當年為躲避太平軍帶來的戰亂，周馥隻身一人乘船逃往安慶，因緣際會，受知於李鴻章，從而成就一生功業。
1862年，湘軍剛剛打下安慶，曾國藩為了傾聽民聲，就在府衙門外掛了一個意見箱，收集各方意見。一個朋友請周馥代筆寫了一份意見書，曾國藩看到後，對其文采大加讚賞，便讓李鴻章把寫信人找來做文案。這時候，李鴻章正在籌備淮軍，經打聽，得知意見書為周馥所寫，於是他就把這位26歲的安徽小夥子找來。兩人一談話，李鴻章就發現這個小夥子不簡單，日後可堪大用，因此，就將他留在了身邊，而沒有上報。當時李還是曾國藩的幕僚，每月薪水不過五六兩銀子，但他卻分一半給周馥養家糊口，這種戰友情誼保持了終生。
從軍後周馥初任淮軍大營的總文案，不久即兼署天津兵備道，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治水、理軍、辦學、興商，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成為李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遭受彈劾暫時下台，周馥也自請開缺，返回老家養病。
周馥自己不是科舉正途出身，因此，特別渴望兒孫金榜題名。周學熙昆仲6人，他排行老四。1895年時，大哥、二哥及他本人均已中舉，但老父希望兒子們更進一步，能進士及第。因此，周學熙深知，要想走實業救國之路，首先要說服的就是自己的老父親。
與同齡人相比，周學熙的科舉之路可謂更曲折，更苦澀。
1880年，15歲的周學熙獨自一人，肩背書籍行囊，翻山越嶺，徒步到池州府去應童子試。當時的池州督學孫毓汶是一個飽學之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孫翰林十分喜歡這個自己走了一百多裏路來的學生，得知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政聲的道員以後，更對這個絲毫沒有紈絝之氣的官宦子弟有了好感，經常給他開小灶。
1881年，周學熙赴省城參加科考，輕易取得了科舉資格。這個大山深處走出來的少年秀才不由得躊躇滿誌，以為青雲直上指日可待。不料天意弄人，此後，周四少竟然連續5次落榜，直到1893年第6次應試後，才遞補為順天鄉試第18名舉人。
看起來，這科舉之途竟然比當年的山路還要崎嶇。此時已是12年過去，曆盡磨難的周學熙以為今後應該是否極泰來，進士及第為期不遠，不料世事無常，蒼天偏負有心人。
1894年，周學熙第一次“會試既中，仍以額滿見遺”。這一回（1895年）再次高中，卻被心存偏見的主考以“書經題文有兩句引用《說文》”為由，把這位甲午敗將之子從榜上除名。
榜單出來後，周學熙非常寒心，科場的風風雨雨真的讓他受夠了。落榜第二天，周學熙就離京還鄉。一路上，他都在琢磨如何說服望子成龍心切的老父放自己一馬。
受周馥洋務思想影響，周學熙平時並非一心隻讀聖賢書。多年來，他對天文、地理等格物之學及聲、光、電、化等先進科技知識也兼學並讀，這也讓他決定放棄舉業時多了幾分底氣。
回家不久，父子二人即進行了一場人生對話。
“父親，孩兒不打算再赴京會試了！”周學熙鄭重地告訴老父。
“為什麽？”兒子本次落第，全因受自己連累，周馥能理解孩子失望的心情，但猛聽此言，他還是大吃一驚。
“如今，國是衰微，官場黑暗，縱然中了進士，又當如何？目下中國缺少的不是進士，缺的是幹實事的人。況且，孩兒現在已有五子一女，家累漸重，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銀兩，棄舉業而改習實業，這樣於國於家都有好處。”
沉吟半晌後，周馥說道：“也罷，你畢竟已年近而立，該是當家做主的時候了。但搞實業非常艱難，李中堂及為父的遭遇，你都看得很清楚，隻希望你今後好自為之，不要半途而廢。”
時過不久，周學熙寫信給兒女親家張翼，在張主管的開平礦務局謀了個監察的差事。憑著這個台階，周學熙開始了自己一生的實業之旅。
小周的第一份差事，一開始，應該說幹得不錯。在開平礦務局，幾年間這個小小的監察就幹到礦務總辦。這一方麵得力於張親家的提攜，另一方麵也是周學熙自身努力的結果。這三年多的曆練，讓他得以真正熟悉與掌握現代工礦企業的管理運作，並成功地從一個科舉士人轉型為現代工商管理人才。在這段時間，周學熙低調務實的做事風格日益凸顯，這種個性影響並貫穿其一生。
如果不出意外，小周也許最終會接替張翼成為開平礦務局的一號人物。不幸的是，義和團運動打斷了他的職業生涯。1900年義和團造反時，英軍借故以信鴿通敵為由逮捕了開平礦務局督辦張翼。其實，這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圈套，英國人的目的是騙奪開平煤礦。
在英國佬的威脅欺騙下，怕死的張翼竟然監守自盜，將開平煤礦私自盜賣。張翼還拉著周學熙，讓已升任總辦的他也在賣約上簽字。不願同流合汙的周學熙豈肯簽字，他實在無法與這位無恥親家再共事下去，憤然辭職南下。
在這出盜賣中國官方資產的醜劇中，一位名叫胡佛的美國青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正是胡佛以技術顧問的身份，哄騙張翼在盜賣合同上簽字。多年後，依靠在中國積累的大量資本，胡佛當選美國第31任總統。
造 幣
道不同不相與謀。
在開平礦務局被盜賣這件事上，周學熙表現出一位士人寶貴的風骨，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不僅是與親家鬧不愉快，還失掉了一份薪資豐厚的工作，而此時的他，卻正處於一個男人養家糊口任務最重的年頭。
失業的滋味當然不好受，閑居滬上的周學熙，一度想公開揭發張翼的賣國行為，但遭到父親的反對。久經宦海的老周勸誡兒子：“無職無權，在中國是什麽事也幹不了的。開平方麵的事，早晚會東窗事發，不用你去當惡人。你先跟著我一段時間，找機會站住腳，到時候自然有事做。”
1900年秋，周學熙跟隨父親進京拜見李鴻章。李相爺很欣賞小周的洋務誌向，親自將他派往親信袁世凱擔任巡撫的山東省試用。袁當時正在山東推行教育改革，廢科考，倡“實學”。行伍出身的袁大帥，武鬥殺人行，文治卻差點火候，當時正發愁山東大學校長的人選呢！接到老上級的推薦信後，袁世凱心頭不由一樂，真是想啥來啥，這不是一個送上門的人才嗎？小周雖然沒有國內最高文憑（進士），但好歹是個舉人；老戰友周馥文采飛揚，他的兒子應該也不錯，更重要的是信得過！
袁世凱的眼光是很毒的，他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周學熙到山東後，袁世凱就將教育改革這一攤子事兒全部交給他，由著小周自己折騰。
周學熙也出手不凡，這位山東大學首任校長辦事幹練，敢於創新，大力推行“新知識”與“舊道德”的結合。在當時國家動**、風氣日下的環境下，他的做法有相當大的積極作用，尤以《山東大學堂章程》在當時的影響最大，成為各地書院改辦學堂所效法的榜樣，為袁巡撫爭得很大臉麵。老袁在高興之餘，情不自禁稱讚：“老周的兒子果然不錯，還是李相慧眼識才，緝之（周學熙，字緝之）稱得上當代奇才呀！”
值得一提的是，周學熙的五弟周學淵於1906年出任山東大學的第六任校長。雖然時間不長，隻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但同胞兄弟先後擔任一所大學的校長，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山東教育改革一炮打響，這奠定了周學熙一生功業的根基。
1901年，李鴻章病逝，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從山東移師北上。到了天津一看，袁大帥的心一下涼了半截。
此時的天津，由於八國聯軍的瘋狂掠奪，不僅亂民遍地，而且窮得一塌糊塗，市麵現銀奇缺，連府庫也分文沒有。當時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整頓金融，這件事不解決，袁世凱這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沒法幹下去。
“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沒錢啥事也做不成，看來不把這錢業整治好，咱們在這天津衛就站不住腳啊！”袁世凱對身邊的人說。
府庫無錢，袁世凱試圖空手套白狼，用商人們的錢盤活市場。因此，下馬伊始，袁大帥就屈尊邀請各家錢莊的董事們商量救市辦法。紳商們也不傻，見勢不妙，誰也不願出頭。會上，不管袁世凱如何笑臉賠盡，虛心求教，大家就是一聲不吭，一毛不拔。
袁世凱轉而求助外國銀行，也遭到拒絕。急迫間，老袁大兵哥的脾氣又發了：“他娘的，要不是顧及影響，老子真想把這些錢串子抓起來統統斃掉！”
這時，周學熙出麵勸道：“慰帥（袁世凱，字慰廷）息怒，這些人回頭收拾不遲。依卑職看，求人不如自救，咱們何不以官方名義成立一個銀元局，自己鑄錢，自己發行，不僅可以平抑銀元貼水，壓低物價，穩定市場，還能賺不少錢呢！”
“嗯，這倒是個辦法，老子不用求人，受那幫錢串子們的鳥氣！就這麽著，緝之，還是你來操辦吧！”他馬上委派周學熙為北洋銀元局總辦。之後，袁總督就前往保定處理公務，他相信小周不會讓他失望。
救市如救火。袁世凱走後，周學熙馬上四處勘察，利用一座廢墟的寺廟，修建廠房，招募工匠，改造機器，親自設計銅元的式樣，僅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幣廠，鑄出銅元150萬枚。
由於式樣新穎，便於攜帶，加之官方強力推行，北洋銅元的流通區域不斷擴大，既滿足了市場流通的需要，也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同時也打擊了投機奸商。
金融市場平穩了，那些以往靠匯兌貼水而大發橫財的錢莊、票號幾乎斷了生路。錢串子老板們慌了，轉而向老袁求救。心中有氣的老袁才不管他們的死活，甚至希望他們都死掉才好，因此，當時天津的錢莊紛紛倒閉，隻有部分實力雄厚的錢莊與票號熬了過來。此時，周學熙適時提出創建天津銀行。這一回錢串子們再也不敢自大了，而是爭先恐後響應，很快就籌到100萬兩白銀的股本。但袁世凱這一方卻想一毛不拔，結果，北洋色彩很濃的天津銀行就這樣胎死腹中。於是，錢串子們不動聲色地小小報複了老袁一把。
沒有一家自己的銀行做融資平台，北洋集團就不時麵臨財經困境。為此，袁世凱派遣周學熙去日本考察，希望他能從日本軍閥那裏取到“真經”。這趟東瀛之旅，讓周學熙眼界大開，尤其是日本的教育體製和金融體製的確立，給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四十多天考察的所見所聞，寫成《遊日記》，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興商，富民強國”的觀點。
考察回來後，周學熙積極籌建直隸工藝局，扶持民族資本投資各類實業，從而開創了華北工業的先河。在此基礎上，他建議以北洋銀元局為基礎，吸收社會遊資，創建直隸官銀號，實際上就是一家北洋銀行。這一次，由於周學熙長袖善舞，直隸官銀號終於得以成立。這樣北洋銀元局、直隸工藝局、直隸官銀號互為支撐，三位一體，形成支撐北洋集團的核心金融架構。
最為擔心的財政問題能被周學熙圓滿解決，袁世凱極為滿意，他再也不用三天兩頭求人告貸了。隻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做不到的，這小周看來還真不簡單！自此，周學熙成為袁世凱心目中最得力的財金幹才，擔當起北洋集團的大管家。周一生能官、商兩道通吃，根本原因在於深受袁世凱賞識，並和他結為堅定的利益共同體。槍杆子與鐵算盤就這樣緊密地結合起來，成為北洋集團的核心所在。
按照不少學者的說法，中國近代像袁、周這樣緊密的政經核心，至少有三代。第一代是李鴻章與盛宣懷，第二代是袁世凱與周學熙，第三代是蔣介石與宋子文。總的看來，第一代是商為官用，第二代近似於官為商用，第三代則幾乎完全是官商互為利用。這三代官商利益同盟，實際上也是當時的權力核心，他們分別主導了清末、北洋以及民國時期的政局，深刻影響了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的發展進程。
挖 煤
1902年11月，張翼私自盜賣開平煤礦的內幕終於曝光，這不僅惹得輿論大嘩，也讓袁世凱極為震怒。畢竟，這種事發生在眼皮子底下，而自己卻被蒙在鼓裏，讓這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臉麵往哪擱呢？因此，袁大帥連上三道奏表彈劾張翼。
一天，袁世凱召見周學熙。一進屋，袁便將一份邸報扔到他麵前，並充滿嘲諷地說：“你看看貴親家大人辦的好差事吧！”
張翼的事周學熙早已心知肚明，隻是礙於情麵沒有揭發而已。火氣過後，袁世凱又安撫了小周幾句，請他理解自己的心情，接著兩人便開始商量如何收複開平煤礦。
由於和慈禧太後是拐彎親戚，張翼實際上沒受什麽追究，清政府隻是讓他到英國打官司追回煤礦主權。這種被收買的敗類，哪裏能討回英國人已到嘴的肥肉；而清政府早被洋人打趴下了，哪裏敢得罪英國。折騰了幾年，除了花掉清廷幾十萬大洋，鬧出國際笑話外，張翼一無所獲。
眼看開平礦權回收無望，張翼也逍遙法外，袁世凱咽不下這口氣，就授命周學熙在開平盆地另開一個灤州煤礦，與開平煤礦公開競爭，爭取以灤收開。於是，近代經濟史上著名的“開灤爭奪戰”就此拉開帷幕。
1908年，灤州煤礦陳家嶺附礦首先出煤，當年產煤12 648噸。1909年灤礦產量達到231 731噸，開始在天津市場上與開平煤礦爭奪市場，引起開平煤礦的極大恐慌和憤恨。開平煤礦天津銷售部主任緊急向上司呼籲：“灤州煤礦這種競爭，影響到一向是我們最賺錢的市場，我們不能放任不管！” 自此，開平公司對灤州煤礦展開了瘋狂圍剿。
外資公司打壓中國本土公司主要有3招：逼政府出麵施壓，收買漢奸搗亂，靠資金、技術優勢擠壓。這次開灤之戰，英國人也不例外。
首先，英國人收買、利用因盜賣開平煤礦而被袁參掉開平督辦之職的張翼，想讓張翼出來說話，使英國人占據開平礦務局合法化。但周學熙不買張翼的賬，這對兒女親家就此結怨。見張翼說話沒用，英外交部就親自出麵，以灤礦侵占了開平礦界、影響開平煤礦權益為由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將灤礦停下來。在周學熙義正詞嚴的申辯下，繼任的直隸總督陳夔龍斷然拒絕了英公使的抗議。
眼看威脅不成，英國商人施出了最後一招——憑借著本國財團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場煤價大戰。1911年年初的天津，幾乎成了開平、灤州兩大煤礦激烈較量的戰場。
開平煤礦動用了資本主義市場中慣用的高壓、封鎖、收買、聯合和大幅度降價傾銷等種種手段，把每噸煤的價格降低了幾乎一半，而且還根據銷量附贈禮品，企圖以此擠垮灤州煤礦。
灤州煤礦被迫降價銷售，所售之煤的價格大大低於成本，雙方均損失慘重。但是，開平煤礦具有完整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手段，又有騙占到手的沿海港口及鐵路優惠；而灤州煤礦的煤產量不及開平煤礦的三分之一，成本也高出許多。
開平煤礦可以用長江中下遊地區煤炭市場的銷煤盈利來彌補天津市場上的損失，而灤州煤礦卻隻能在礦區周圍銷售，在天津市場上的損失無法彌補；開平煤礦有強大的國際資本作為後援，而灤州煤礦急需的資金卻無從補充。
雙方廝殺之中，灤州煤礦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周學熙到處活動，希望能從有關方麵借貸到一筆資金來。在英國人的威脅下，國內無一家銀行願為此而冒風險，向外國銀行借貸也遭到拒絕。
在強大的壓力下，軟弱的清政府首先屈服了，外務部致函直隸總督：“英公使意斬詞絕，勢難任其決裂，轉飭從速中止(競爭)，免滋事端。”滿腔義憤的陳夔龍辭官而去，孤立無援的周學熙處境更加艱難。
經過了近一年的價格大戰後，開灤雙方兩敗俱傷，於是英國商人改變了策略，開始大肆鼓吹“開灤合作”。而灤州煤礦的一些股東，也因為公司虧損、無利可圖，轉而讚成合作。難怪很多人說，“商人眼裏隻有利益，沒有祖國”。
就在此時，辛亥革命爆發，北方港口各國軍艦拉響警笛，11年前庚子事變的凶險景象似乎重現。眼看戰亂將至，灤州煤礦的股東們生怕開平煤礦被騙奪的悲劇重演，匆匆同意合並。
1911年11月，開平、灤州達成協議，同意合並成中英開灤礦務有限公司，股權對等平分，利潤則由開平得六成，灤州得四成，管理權由英方把持。不久，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被任命為開灤礦務總局督辦。從此，收回開平礦權的問題再沒有人去談論了。
收回開平煤礦始終是周學熙的一大心願，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卻始終未能實現，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燒“灰”
1903年年初，眼看開平煤礦收不回來，袁世凱很鬱悶。看到老板不開心，周學熙決定做些亡羊補牢的事。他調來有關開平礦務局的所有案卷，反複研究，希望能找出英方的破綻。這時，一位名叫漢斯的德國人找上門來。漢斯是周學熙的一位老部下，他這次來是送還唐山細棉土廠的文案資料的。
唐山細棉土廠與開平煤礦一樣，都是著名買辦唐廷樞當年奉李鴻章之命督辦的官營企業。隻是因為燒洋灰（生產水泥）的原料要從廣東海運過來，成本太高，這家廠子從創建後就一直賠錢，後來就停辦了。1898年周學熙擔任開平礦務局總辦後，就著手籌劃複建，並聘請漢斯擔當技術總監。
漢斯不僅有真才實學，而且很正直，周對他非常信任並給予了優厚的待遇。漢斯上任不久，就在唐山附近找到儲量很大的優質黏土和石灰石，解決了原料難題，同時也打開了贏利的大門。但就在這時，義和團起事，社會一片混亂，唐山細棉土廠不得不再次歇業。
不久，英國商人騙占開平煤礦。漢斯對這種卑鄙行徑十分痛恨，麵對英方重利**，他明確答複：“這是中國的企業，所有的文件資料都屬於中國人。我受周學熙先生的禮聘，絕不能背叛雇主而牟取私利！”因此，英國人雖然占據了唐山細棉土廠的地盤，但一直沒有取得這個廠的產權。
現在漢斯主動上門歸還這些資料，讓周學熙非常驚喜。高興之餘，周學熙疾奔袁世凱家報喜。
“慰帥，開平煤礦看來暫時是收不回來了，但另有一處官產可以收回。”
“怎麽回事，你快說說！”袁世凱一聽，頓時來了精神。
“唐山細棉土廠。”周學熙告訴袁老板，“因為檔案資料在手，收回唐山細棉土廠希望很大。”
袁世凱聽後，高興地拍著周學熙的肩膀說：“緝之，我就知道你有辦法嘛！開平礦一時收不回來，先收回一個細棉土廠也是功勞一件，對朝野都有一個交代。這事還是你經手我最放心，我們還是老路數，你拿方案，我來批！”
英國人一看周學熙這個老對頭插手唐山細棉土廠的事，馬上意識到大事不妙。開平煤礦代表納森仔細盤算後，覺得事情的關鍵還是在袁世凱身上，隻要袁不支持，周學熙能奈我何？於是，他馬上派人邀請袁世凱的親信、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來家中打麻將。
其實，為了探聽北洋政府決策的內幕，納森早對袁世凱身邊的人下了不少工夫。作為袁世凱最重要的外交幫辦，海歸官員唐紹儀就是他的重點關照對象。納森拉攏唐紹儀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牌桌上輸錢。因此，每逢被邀打牌，唐紹儀都是高興而來，滿載而歸。這一次也不例外，賭場得意的唐紹儀第二天即麵見袁世凱。
“慰帥，強行收複細棉土廠可能會引起外交糾紛。隻要我們不收回該廠，英方可以每年給北洋財政提供一大筆錢，您看能不能再考慮一下？”
“少川（唐紹儀，字少川）哪，張燕謀（張翼，字燕謀）誤國的事可是前車之鑒，我們這回可不能重蹈覆轍呀！廠子再小，也事關國家主權，收回該廠，已成定局，今後就不要再提了。”
臨了，袁世凱提醒唐紹儀以後少打牌，這讓唐當時很下不來台。但這個人媚洋的秉性始終未改，多年後因投靠日本人而被軍統暗殺。
1906年8月，經過一再交涉和鬥爭後，唐山細棉土廠終於回到了中國人手中。周學熙帶著工人在廠門口大放鞭炮，慶祝這一勝利。
細棉土廠收回後，為了迅速恢複生產，周學熙又奏準袁世凱，從直隸官銀號和淮軍銀錢所各借支50萬銀元作為長期低息貸款，用於購置生產水泥的國外先進窯磨設備。
1907年7月，袁世凱告訴周學熙，他可能很快要內調外務部尚書。為避免因官場變化而發生的產權風險，周學熙立即向社會招收商股100萬銀元，將官銀號原定10年的優厚借款悉數還清。自此，唐山細棉土廠與官款再無任何關係，成為完全商辦的股份有限公司。
這年9月，唐山細棉土廠更名為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凱與周學熙家族都是啟新的大股東，其餘股東也多為朝廷大員，可謂“頂戴花翎，比比皆是”。他們身居要職，擁有很大的權力，為啟新取得了很多便利和特權。比如，周學熙控製的灤州礦務公司售給啟新的煤，價錢隻有市場價格的十分之七；北洋把控招商局後，啟新海運費用一律從優；至於政府工程，那更是接了又接，像京張、京漢等鐵路建築使用的水泥，政府更是指定使用啟新產的馬牌洋灰等。
從創業的角度看，啟新洋灰公司是周學熙的第一桶金；對於未來的周氏企業集團來說，啟新則是一個範本。啟新的這種模式此後被周學熙和他的子侄們多次複製：政府投資，官僚庇護，私人得利。即：首先用公款並購，然後靠特權經營，盈利後以商代官，最後成功私有化。這條路數看上去非常眼熟，因為它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白手起家的捷徑。
啟新成立不久，日本商人為了爭奪中國水泥市場，與其展開了一場殊死的價格大戰。
日本水泥產量高，質量好，日本又離中國近。為了擠垮啟新公司，日商孤注一擲，拚命壓低價格，以每袋虧損2.47兩白銀的代價進行傾銷。周學熙及時采取了應付措施，將每桶水泥由2.25兩白銀降到1.55兩白銀，袋裝水泥由1兩白銀降到0.7兩白銀。這種自殺式的傾銷，最終拖垮了日商。之後，啟新公司壟斷中國水泥市場達14年之久，市場占有率在92%以上。
清末民初，類似的中國民族工業與外資的經濟戰爭幾乎無日不在發生。從盛宣懷的招商局輪運、盧作孚的民生輪船、張謇的大生、榮氏兄弟的紗廠，到範旭東的重化工業、嚴裕棠的機器製造，再到陳光甫的上海銀行、馬應彪的先施百貨，幾乎沒有一個行業不發生類似的商戰。這種鬥誌鬥智鬥勢的綜合性較量，雖然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民族產業的發展，但也讓一大批中國企業及商人在商戰中得到磨礪並快速成長起來，因此，也不是一點進步意義都沒有。
入 閣
有人評論說，袁世凱一生有三怕：一怕槍杆子拿不穩，二怕日本人打進來，三怕經濟跟不上。在清朝,像袁世凱這樣無科名的漢人能登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的高位,僅此一例。袁世凱的權力是依賴手中的軍隊和對高官顯貴的賄賂建立起來的。
袁世凱的軍事基礎是北洋六鎮,北洋六鎮不僅軍費充足,官兵軍餉高於其他軍隊,而且配備最好,槍炮彈藥都是外國最新式的。袁世凱治軍是典型的家長製，各級軍官都是自己的親信，各營隊都供著袁世凱的長生牌位。每天早晨出操集合時，官兵們都有一番例行問答。
長官：“咱們吃誰的飯？”
士兵：“吃袁宮保的飯。”
長官：“咱們替誰作戰？”
士兵：“替袁宮保作戰。”
在這樣的長期訓練下，北洋官兵隻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廷。
進駐天津後，袁世凱的軍事實力猛增，自然遭到清朝貴族的忌恨，不少人建議尋機解除袁氏兵權。為保住帥位，袁世凱極力討好慈禧太後，大肆賄賂慶親王奕劻、太監李蓮英及其他官員。據說，袁世凱每年送給奕劻的銀子就達40萬兩。
上述這些巨額的花費，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袁世凱委托周學熙籌集的，其中不少依靠北洋集團的企業提供。因此，袁世凱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能縱橫自如，有周學熙很大一份功勞。袁世凱也確實把周當做自己最貼心的親信，隨著袁世凱官運亨通，周也跟著步步高升。
1912年6月,周學熙剛辦理完開灤合並事宜便被袁“責令入都,麵商國是,敦迫就道。更以明令任財政總長,辭不獲已,8月到京就職,兼充稅務處督辦”。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凱的強拉硬派下，周學熙第二次出任財政總長。
當時民國政府窮困到極點，據說孫中山就職時國庫裏僅剩10塊大洋。到袁世凱接手時，財政早已赤字。財政無錢，袁任內的內閣幾乎都是短命鬼。對於袁世凱政府來說，財政困難是他麵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當時，由於百業凋零、國庫空虛、外債累累，國家經濟已陷入絕境。
被袁世凱“抓伕”的周學熙，雖然是硬著頭皮上任，但他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機器一樣迅速地運轉起來。不到10天時間，他就向國會提交了《財政政見書》。
在兩任財政總長任上，周學熙作出了不少開創性的貢獻。為使國庫充裕，周學熙大膽地進行了多項改革。
就第一任來說，周學熙最大的貢獻是實行分稅製，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在各省建立國稅廳。他首先指出當時稅製紊亂的三個原因：一是窮者納稅繁重，二是富者不納稅，三是地方截留稅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稅源統歸中央的辦法：把大部分財權收歸國家，建立新的財政管理體製，劃分中央和地方權限，區分國家稅和地方稅。為落實中央與地方依標準分權收稅的規定，他在各省設國稅廳，分屬財政部，以綜理國家稅收。隨著中央權威的增長，民國二年國庫收入增多了。
周學熙解決財政問題的很多辦法在其後的幾十年中為各屆民國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帶領財政部的部員們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編製出全國預算分表47冊，在此基礎上造出民國二年的年度出入總預算。自此以後，民國財政部開始了每年的預算表冊的編製。
在第二任上，他毅然開中國煙草專賣之先河，實行官督商銷，開辟新稅源。
1915年6月1日，北洋政府頒布《全國煙酒公賣暫行簡章》，特設全國煙酒公賣總局。囿於列強的抵製和當時背景，煙草公賣將卷煙排除在外，其範圍僅包括土產煙葉和煙絲。
當然，周學熙任財政總長期間,最受全國注目也最令他感到棘手的便是所謂的“善後大借款”。
大借款始於唐紹儀組閣時期，唐由於與袁世凱在向外國銀團借款上存在分歧,於1912年6月辭職出走。在這緊要關頭,袁世凱急召周學熙進京接手，足見其對周的極大信任。
周學熙出任財長後,不得不重新與美、英、法、德、日、俄六國銀團繼續交涉。經過艱辛的談判,1912年12月,周學熙與六國銀團將借款條件談妥,並定於1913年2月29日簽字。不料巴爾幹戰爭突起,歐洲銀根吃緊,銀團要求在5厘利息之外增加半厘。
周學熙考慮款巨期長,增加半厘所虧非淺,決定暫不簽字。恰在此時，宋教仁被刺，國民黨指責袁世凱為幕後凶手，開始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自知戰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燒錢，因此，袁大總統敦促周學熙盡快與外國銀團妥協。
就這樣，磨蹭了近一年的“善後大借款”談判很快敲定。當年的4月26日，周學熙與當時的總理趙秉鈞、外交部部長陸征祥一起，在憲兵的保護下，秘密在北京東交民巷英國匯豐銀行同英、法、德、俄、日5國銀團簽訂了一項2 500萬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
那天，正是宋案證據宣布的日子。幾乎與此同時，周學熙受命給黃興發了一份電報，電曰：“黃先生為首創民國之元勳，一言為天下重。學熙奉職無狀，敢不行咎自責，唯有肉袒麵縛，敬候斧鉞而已。”
這封電報的霸道是不言而喻的，其無異於北洋政府對南方革命黨人的宣戰書，自此，南北戰爭的導火索點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財政總長後，因周學熙反對帝製，周、袁兩人關係開始疏遠。
一開始，袁世凱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動周學熙。他說：“緝之，我已經老了，我的先代沒有活過59歲的，我已57歲，看來離大限也不遠了。我一直想擺脫艱巨的責任，歸隱於洹上，安度晚年。可是又沒有合適的人選來接替我，人民把國家重擔交給我，我不敢因私廢公而推卸責任。現在舉國上下，到處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實在是無此打算，我給你說句心裏話，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見周學熙猛地抬起頭，眼裏放出希望之光，袁又連忙說：“不過，民意不可違呀，我也是十分為難。可大家不聽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麽辦法呢？……”周學熙的目光又漸漸黯淡下來。
在這種情形下，周學熙度日如年，他請求辭去財政總長的職務。袁世凱不許可，他就請長期病假，袁不得已，隻好批準他到北海養屙。
從 商
第二次任財政總長期間，周學熙發現，由於歐美國家忙於一戰，一向大量進口的棉紗、棉布銳減，導致它們的價格飛漲，紗廠的利潤倍增。
見經營紗廠有利可圖，周學熙即授意他的親信——山東鹽運使楊味雲等具呈袁世凱擬創辦華新紡織有限公司，計劃在天津、鄭州、通州、石家莊、青島設廠，紗錠共10萬枚，資本總額1 000萬元，官股4成，商股6成。
呈文要求官方股息8厘，由政府保息5年，並請求在直、魯、豫三省專辦30年，所購機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請求免除一切捐稅，製成紗布隻完出廠稅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並發交財政部酌擬保息免稅辦法。這套做法與啟新洋灰、灤州煤礦初創時的思路幾乎全無二致。
袁世凱自然知道這是誰的主意，為了籠絡周學熙，他心照不宣地一一照準。身為財政總長的周學熙當然同意保息、免稅，隻有專辦30年一節係由農商部核批，被時任農商總長的張謇擋了回來，張自己就是靠辦棉紗廠起家，當然知道其中利害。
華新五廠中先建津廠。在商股招募中，周學熙利用職權先從財政部撥款80萬元訂購紡紗設備，並讓周學輝(周的胞弟)為該公司督辦。
1916年3月，袁世凱稱帝失敗，周學熙也辭去財政總長職務。眼見時局不穩，天津紗廠商股股東們對辦廠開始抱觀望態度。
不久，農商部一個叫陶湘的官員，突然向當時的內閣總理段祺瑞上書：彈劾華新公司督辦周學輝，說他辦事不力，所招商股資金遲遲不能到位，以致紗廠長期不能開工，造成官方出資無法收回。因此，他建議裁撤周學輝的督辦之職，改由財政部接手，全部官辦。
這一突然襲擊讓華新公司的商股股東們大慌手腳，他們急忙連夜開會，集體向返津居住的周學熙討主意。周學熙久經宦海，當然知道陶湘這個無名小卒不過是受人指使，背後的主謀另有其人。這個人，就是時任財政總長的曹汝霖。
曹汝霖這個海歸財務總長雖有賣國之嫌，但對戰爭期間紗廠獲利的前景卻也看得非常清楚。於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齊為由，借題發揮，摘走華新紗廠這個馬上就要獲大利的“肥桃”。
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東主動“請裁督辦，舉周緝之主政，同人各勉力湊辦股款支撐局麵”，並派王筱汀、言仲遠到北京見總理段祺瑞進行疏通。周學熙也及時請總統徐世昌出麵說情，“勸當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傾軋”。
經過疏通，財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創辦人趁機緊急籌款。周學熙兄弟各認股20萬元，王筱汀認股3萬元，並由王筱汀將恒豐公司存款40萬元挪借過來撥充資金，將來由股東認還，這樣一陣忙乎後總算匆匆忙忙將天津廠的股款募齊。
自1919年1月正式生產後，華新天津廠即獲得高額利潤，當年獲利高達140萬元(該廠資本200萬元)。從1919年到1922年年底4年間共獲利413萬餘元，超過資本一倍以上。由於紗廠利潤甚高，因而華新公司又在青島、唐山、衛輝陸續建立了3個紗廠。
同一時間，這種成功在張謇、榮氏兄弟那裏也在上演。之前，外國資本困於一戰而無法東顧，成為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段。因此，他們的成功，與其說得力於人和，不如說是受益於天時。
紗廠走上正軌後，周學熙曾四處周遊，放鬆一下長期緊繃的身心。1916年，周學熙來到了北戴河，開始創建趣園。在北戴河，周學熙每日寄情山水，吟詩弄畫，但並不是完全消沉隱退，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實業上。
1922年，秦皇島工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啟動了，周學熙開創的中外合資企業——耀華玻璃廠正式注冊。
當時玻璃已在中國廣泛使用，但國內玻璃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進口，每年大約要花費600餘萬兩銀元。而早在1914年，世界第一座采用弗克法生產的玻璃工廠就在比利時建成，此後，該項專利權售給希臘、德國、日本、美國等12個國家，玻璃製造業在西方國家風行一時。
周學熙與比利時素有交集，當他了解到用弗克法生產玻璃質量優良、生產效率高時，即有心引進此項技術，籌建中國自己的玻璃廠。耀華玻璃於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為120萬元，中比各半。比方用專利權作為股本，中方的60萬元由灤礦新事業基金中撥付。
這種以購買專利的方式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方式，在當時還不多見，算得上是周學熙的另一項創舉。
首先，與其他各國相比，中方買得弗克法專利權的價錢並不高，而建廠起至1936年，盈利遠遠超過專利款項。其次，耀華購買後，比方不得再售予任何國家或個人在華建廠，而耀華則有權在中國任何地方另建新廠。這種買斷專利權的做法對耀華的發展和中國玻璃工業的前途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924年2月，周學熙建議成立了實業總匯處。該處是由周學熙直接領導的灤州礦務公司，啟新洋灰公司，華新津、青、唐、衛四個紗廠和周學熙的兒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機器製造廠)聯合組成的，分設機要、稽核、統計各科，是各公司“籌劃及考核”的機構，類似康采恩式的聯合企業的總管理機關。至此，周氏企業集團正式成型。
毋庸置疑，周學熙是華北地區興起工業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因為他的不懈努力，天津得以與上海、武漢三足鼎立，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主要的三大工業中心。因為出身相似，亦官亦商，周與下海經商的末代狀元張謇並列，人稱“南張北周”，但從對時局與整體經濟的影響而言，周事實上是要勝過張的。
歸 佛
因為種種原因，實業總匯處僅僅搞了一年就宣告結束。其中，曾有這樣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一次，啟新公司股東開會，身為大股東之一的袁世凱家族也派人參加。會上，周學熙與袁家八公子意見不合，對方竟然掏出手槍來拍了桌子，而這個人還是自己的妹夫。
這件事讓周學熙很受傷，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過問北洋實業的事務了。
縱觀周學熙一生，其縱橫政商兩界，不僅僅是依賴自身務實的能力與個性，還因為他本身就是北洋這個龐大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其父周馥在政商兩界龐大的人脈幾乎全數為周學熙接手並整合利用。事實上，這是一個圈子，一個關係錯綜複雜而又相對封閉的貴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層知識分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學界。他們互相通婚，成為世交，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就周家來講，清末郵傳部尚書、民國時期的京滬鐵路總辦沈雲沛的孫女嫁給了周學熙的長孫周紹良；周馥的女兒嫁給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八兒子；曾任帝師的官商孫家鼐的孫子娶了周學熙的女兒；北洋大臣楊謙益也是周家拐彎的親戚……
但是，隨著老一輩的不斷離世和新一代官僚的不斷上台，周學熙覺得自己對這個圈子的影響越來越力不從心。這也許才是他最終主動激流隱退的根本原因。周學熙一生是輝煌的，到了晚年他覺得心力交瘁，最後選擇主動放棄，這樣的放棄是明智的。
這年夏天，身心疲憊的周學熙到北戴河避暑。年近花甲的周學熙參透了人生的起落浮沉，麵對著奔流不息的海浪波濤，回想自己幾十年的流轉生涯，突然頓悟“世間萬物空如洗”，心中油然而生隱退之念。下麵這首寫於北戴河的小詩，真切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心境：
“昔營小築東海上，倏忽寒暑已十更。數椽茅屋雖雲陋，千樹槐柳午蔭清。問餘胡為甘寂寞，自來幽趣無人爭。放眼不觸塵埃障，側耳不接市井聲。檻外淩波滄溟小，杯中倒影星辰傾。”
隱退後，周學熙就在天津孟莊三多裏的周公館隱居。周公館始建於1915年，緊靠牆子河岸邊，約10畝餘，是一組極能體現房主人風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築。這座公館不僅伴隨了周學熙的晚年時光，還給清華大學學生曹禺帶來了創作靈感，創作了著名話劇《雷雨》。
1935年8月，在天津師範學校的禮堂裏，首演了這部名叫《雷雨》的話劇。這部話劇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個發生在周公館的故事，立刻讓天津市民聯想到了當時在天津乃至全國都赫赫有名的周學熙。其實，周家和劇情毫無關係，曹禺隻不過是借用了一下他們周公館很大的古老房子形象。
退隱後，周學熙為家鄉做了大量的好事，如捐資興建農校，發展家鄉教育事業；出資讓鄉民開發荒山，種樹種茶；開辦商業講習所，學員學成後送到他親手創建的北京自來水公司工作；開辦醫院，免費救治鄉民。這些善事義舉，讓東至人至今受益。這一點，“南張北周”倒也很像，隻不過這方麵張謇卻要勝過周許多。
周學熙不僅是大實業家、金融家，還是一個大收藏家。
1908年，周學熙獲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間的坊刻本《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簡稱《杜陵詩史》），周學熙愛之如子，以紅木匣子精心收藏，並在紅木匣子上刻上得到本書的經過以及自己的考證心得。這部《杜陵詩史》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屬宋版宋印，而且匯集了宋代文學家王禹稱、王安石、沈括、蘇軾、秦觀等70餘人的注釋和評語，遍鈐明清兩代藏書大家的收藏章和鑒賞印，以其資料之珍貴令學界震驚和欣喜。況且印本本身確為“字大如錢，紙潔如玉”，是藏書家心中的極品，又是孤本，所以視之為“價值連城”並不為過。後來，這部書幾經折騰，“文革”時期轉手到了蘇州市圖書館善本室，成了該館的鎮館之寶。多虧周學熙當年識貨，將其收下，成就一段藏書佳話。
除此之外，周學熙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閉門念佛，他曾自稱“鬆雲居士”。
周學熙最早的佛緣，來自母親早年的教誨。那一年，周學熙第4次落第，心情極為失落。27歲的周學熙自覺前程無望，平日裏未免有些浮躁不安。
一天，周老夫人把周學熙叫到跟前，開導他不要急於求成。不料，周學熙脫口答道：“娘說得極是，可兒子擔心德淺福薄，無法光耀門楣。聖人雲，‘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話還沒說完，就被老娘一聲喝斷：“胡說，聖人這句話可不是讓人什麽都不做。德和福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靠自己修來的。你這樣說就是心還沒靜下來，不靜就無法空，沒有空就沒法悟。我看你現在最要緊的不是死讀書，倒是隨我念念經，等有所悟的時候，再去讀書也不遲。”
從此，周學熙除讀書外，又多了一門隨母親誦經的功課。周學熙最大的一次佛緣，結於安慶迎江寺。
一次，周學熙乘船去武漢，船過安慶，想起老母親的囑托，便信步上岸，一路尋訪到迎江寺。住持月霞盛情留餐，周學熙無法推辭，隻得入席就座。兩人交談時，聽見遠處客輪鳴笛離港。不得已，周學熙當天隻好在寺中住下。
第二天，電報發了過來，那艘客輪當夜在九江附近觸礁沉沒，船上乘客多有傷亡。周學熙驚出一身冷汗，對迎江寺對振風塔對月霞方丈也更多了一份感激。1918年，周學熙回到家鄉，自己帶頭出巨資，並動員地方官員及紳商捐助，對迎江寺進行了大修。
正式隱退後，周學熙在家中專設佛堂。在木魚聲中，伴著繚繞的香火，周學熙享受著獨處帶來的孤獨與快樂。他的後人似乎也追隨著他歸佛的腳步。20世紀30年代，周學熙讓自己的三兒子周叔伽去武漢辦機器廠、學做生意，結果這個同濟大學化學係的畢業生在3個月內賠了幾十萬銀元，幹得一塌糊塗，從此在青島閉門3年，通讀《大藏經》，成為一代佛學大師。
1947年８月，周學熙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在北平（現北京）的寓所病逝，終年82歲。去世前，他曾題詩一首，警示子孫：
祖宗積德遠功名，我為功名誤一生。但願子孫還積德，閉門耕讀繼家聲。
周家此後近百年的命運，正是按照周學熙臨終的設想發展的——“閉門耕讀繼家聲”。周學熙的子侄輩、孫子輩出了大量的有學問的人，幾乎可以開一所大學。
有人這樣為周家總結：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亦官亦商；第三代人經商兼做學問；第四代人因時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五、六代幾乎全是大學問家，真正實現了中國人“家學淵源”“代有人出”的傳統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