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在上海定居以後，即思往蘇州一行，遊子不忘故鄉，也是自然之理。況且現在蘇滬鐵路，早已通車，自滬到蘇，不過兩三小時，便利極了。這回到蘇州去，也有幾個原因。第一是掃墓：在前年冬天，辦理了祖母及雙親葬事以來，便接連兩年，到了青州，錯過了清明祭掃的時期，此次必須要去看看了。第二，蘇州有許多親戚故舊，幾年來變遷得很多，也要去探望一下。第三，當時我攜眷到青州府去的時候，我的老家仍在蘇州。本來我姊和我同居的，我姊丈也有職業在蘇，臨走時，我就托他們照管，所有家具器用，箱籠衣物，也都留在那裏，此刻也想去檢點一番，能否運一些兒到上海應用呢？
那一天，我們夫婦，帶了一個三歲多的女兒可芬一同去的。我們的老家，住在閶門內承天寺前地名西海島一條巷裏，不是前文曾說過，門前有一口古井，乃是鄭所南藏在鐵函裏的《心史》，就在這井中發現的嗎？現在我們回去，當然仍住在老家，也已經寫信通知了我姊的了，在我們住居樓上打掃了一下，以便安居。
這時候，正在春末夏初，天氣又是佳晴，如果作春遊，真是大好時光，不過我在上海也隻告假幾天，來去也殊匆匆呢。
到了先去雇船，那是我家一向雇用的熟船，停泊在崇真宮橋堍陸狀元住宅前（陸鳳石故居），一條小快船，有六扇玻璃窗的。船上沒有男人，母女兩人，依此為家，也靠了這條船生活。那個船婆是個孀婦，女兒名叫阿龍，年約十八九，生得白白淨淨，很討人歡喜。我們原是老主客，不必講價錢，她們的船，明天有空，便定下來了。本來蘇州城裏人家上墳掃墓，婦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婦女纏腳，行山路不便，婦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現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轎的，於是當夜即燒好了祭菜，備好了祭品，明天一清早，便出發了。
船出閶門，一路進發，過了鐵嶺關，全是郊區了。久不作郊遊，天氣又這樣的好，桃花還未全謝，東一簇，西一簇，也沒有人理它，隨意開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黃得使人耀眼睛。船到環龍橋，已有許多抬山轎的男男女女擠在那裏。有一個中年的鄉婦喊道：“那是包家裏的少爺，我前抬過他的。”又有一個半老婦人道：“他舊年也不曾來上墳呀。”他們的記性都很好的，一與他們接觸，總是牢牢地記著不忘的。
鬧鬧嚷嚷中，我們上了岸，從這裏到墓地，路不算近，總是要坐山轎的。那就是要兩肩山轎，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們支配下來，奇妙極了，兩個女人抬我，兩個男人抬我妻和我女。問他們為什麽如此安排？他們說：“你一人身輕，（我當時身體甚瘦，體重百磅多）你少奶奶還有個小姐咧。”我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問了我妻，她也不反對。此外還加了一個十五六歲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我們的墳客（蘇人對於看墳者的稱呼），早已得信，即來迎候，她是一個中年寡婦，我們叫她阿罩娘娘。便到墓地祭奠，見鬆楸無恙，掃除清潔，略可安慰。餕餘向例即送給墳客們。又分派了“添土錢”（添土錢者，墳鄰的兒童輩都來聚觀，各給以數錢使之勿來墳地踐踏）。於是墳客邀往其家小坐，燒了茶，請我們喝一杯，平時她家裏不吃茶，隻飲白開水而已。
那時她家中正養著蠶，也有小小的一片桑田，我和震蘇，都是見過養蠶的，我女阿芬，從不曾見過，看了那碧綠的桑葉上，臥著許多雪白的蠶，正想討幾條蠶，帶到上海去，其母嗬之乃止。
在我們這墓地白馬澗鄉村一帶，這些婦女，正是多才多藝。不但養蠶，而且還工於刺繡。蘇州那時有一種工業，專做神袍戲衣，城內開設這種神袍戲衣店的，不下十餘家。所謂神袍者，便是各種神像，穿上身的都是繡花的衣服。所以這種神袍戲衣店，生涯卻是不惡，各處都有到蘇州來定製的。這種神袍戲衣上繡品，都是粗線條，不要太工細的，所以都放到鄉間婦女去做。這裏鄉村一帶的婦女，卻正是做這種活的（鄉婦們對於刺繡，稱為“做生活”），所以她們放下細針密縷的刺繡工夫，又可以粗腳大手地去抬山轎了。不但是多才多藝，實可稱能文能武。
回到船上，時已近午後兩點鍾了，隨即開船回去，我們也就吃飯。飯菜是船上母女兩人燒的，什麽紅燒鯽魚、薺菜炒肉絲、蝦仁蛋花湯，這兩菜一湯，不脫蘇州風味，加著這時候，肚裏也覺得餓了，愈加覺得適口有味。吃過了飯，看看沿河的一帶農村風景，小橋流水，幽草閑花，這也正在農忙時期，農人卻覺得自由自在。夕陽影裏，已近市區，及至歸家，便到黃昏時候，和姊丈及我姊談談家常，即行安眠。
關於訪問親戚故舊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兩位最愛好、最友善的異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夢鶴都逝世了。夢鶴逝世後，我從此便沒有到過他的家裏，他夫人甚賢慧，而青年守誌，我一向未見過麵，未便訪問。子青哥的兩個兒子，都是我的學生，年均幼稚，我們的這位表嫂，我也未見過，這是舊禮教和大家族的封建製度所限製了。再回憶到子青哥和夢鶴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後死者沒給他們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實在很多愧憾呢。
親戚中，我的顧氏表姊也逝世了，她還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靜瀾我師，續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認為外孫女，以慰老懷。但她的年紀比我還輕，我叫她表姊好呢？還是叫她師母好呢？朱師那時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書先生，也不能再做職業慈善家，那個急救誤吞生鴉片煙的機構，也取消了，家計也日趨困窘。其時我家有個親戚，是我一個遠房表弟吳霞赤，得了一個什麽厘卡差使，請他相助為理，大約在浙江省某一處地方，不想朱師就在那裏得病，急即送歸家中，不數日便即逝世，此時我尚在山東青州府，還不能向我師撫棺一慟呢。
還有我師徐子丹先生，自從鄉試中舉以後，赴京會試時，我去送他，聯捷中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山東。連任了山東三處地方的知縣官（縣名我已忘卻）。有一時期，我還在山東，但不相聞問。但徐先生卻歿於最後任所，自赴京會試送他後，從此便不曾見麵。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子扶柩回籍安葬，在家擇日開吊。我知道了信息後，做了一副挽聯，那天從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師呀。
諸親戚中，隻有桃塢吳家，卻還興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現在硯農表叔當家。他們家的產業，本來隻限製於蘇州本地，近來也漸有發展到上海之勢了。這有兩個原因：一則是蘇滬鐵路通後，交通便利，一天可以來回；二則是上海日趨繁盛，商業發達，獲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義的，也曾有人勸他在上海有所營運，他總是搖頭，他說：“上海是鬼子世界，我們也不想發什麽洋財。”
其實上海自開埠以來，最先到的便是蘇州商家，當時的大商業，如珠寶業、綢緞業、藥材業、參茸業、典當業，以及錢莊、金鋪，都是蘇州人來創始。說句可恥的話，因為蘇商的發展，妓館也借說書為名，號稱書寓，而成為蘇幫了。上海在一年一年發展中，於是幾個大商家，寧波人也來了，廣東人也來了，各省的人都來了。但是像寧波幫、廣東幫，都是從海道來的，不免帶了一點洋氣，而蘇幫卻是從內地來的，營業也就有國粹意味。
不過近歲以來，蘇人以近水樓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營地產事業，遷居上海的也就多起來了。
此外，還有幾位舊友，從前開東來書莊，出《勵學譯編》的同好，也都散處各方，謀求職業，隻有我的譜弟李叔良還在故鄉，在中小學校教書，約了他，在“吳苑深處”喝茶，以敘契闊。這個吳苑，是我在蘇時常去的地方，現在許久不來，熟友甚少，覺得“舊雨不來今雨來”了。還有我的嶽父母還住在蘇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帶了女兒，亦必須去省視一下，以敘別情。這樣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須要回上海去了。
至於家具器用，箱籠衣物，想運一些到上海的話，那隻是空想罷了。以家具而言，我父親從前置備甚多，從廳堂以至臥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裏的要好得多。以前沒有什麽外國家貨、沙發椅之類，可是中國式的太師椅、楊妃榻等等，我們也是應有盡有。後來屋子住得越來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過於求。因此有的寄給人家，有的借給人家，有的老老實實賣給人家了。但是還留下不少，即如我結婚時的一張新床，雖不大考究，卻是照蘇州迷信的俗例，不能賣去的，可是這個龐然大物，如何搬運到上海去呢？還有箱籠等物，我母親的嫁妝紅漆箱四隻，我妻的嫁妝紅漆箱四隻（還是簇新的），還有白皮箱、黑皮箱，單是這箱子就有十餘隻，不管裏麵都是些舊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頓呢？
還有我的書櫥、書箱，開出來一看，蠹魚先生已經據為己有了。無論新的、舊的，有用的、無用的，好像都不忍舍棄。我妻也是一樣，對於衣服器物，甚至廚房用具，都有戀情。我說：“除去木器以外，對於細軟，我們現在隻好揀最切要需用的帶一點去，以後不是常常要到蘇州來嗎？來一次帶點回去就行了。”有了這緩衝之法，便把此事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