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以後

上學以後，我進步倒也不慢，每天認識方塊字，約近二十個字，不到兩個月，已認識了一千字了。這些方塊字，坊間是依著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認識生字，那就有一種在千字以外的方塊字了。這些認方塊字教法，隻認識它的字形、讀音，而不加解釋它的意義，這是中國舊式的幼稚教育。

認識了一千字後，陳先生便給我讀了一本《三字經》，因為三個字一句，小孩子易於上口。《三字經》讀完後，先生便給我讀一本《詩品》，這詩品是司空圖著的，也是四個字一句，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坐，時聞鳥聲”之類，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讀完《詩品》後，先生說：可以誦讀長短句了，便教我讀一本《孝經》。

照平常的啟蒙書，那些私塾裏，總是先讀三、百、千。所謂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書。但我卻讀了一本《詩品》，一本《孝經》。《三字經》不必說了，《百家姓》與《千字文》，在實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識字而言，也要識得人家姓什麽呀，讀了《百家姓》，那就便當得多了。《千字文》裏，一千個字，沒有相同的，於是人家便以此排列號數了，譬如“天字第一號”和“地字第二號”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這與讀書人也很有關係，在小考、大考、鄉試、會試，也都以《千字文》排號的。假如在鄉試場裏，你的號舍是標明一個“來”字，你如果讀過《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來暑往”的這一句，你的號舍，就在“寒”字與“暑”字之間了。

讀完《孝經》就讀四書了。照例讀四書的順序，先讀《大學》，次讀《中庸》，然後讀《論語》與《孟子》。但是陳先生卻不然，教我先讀《論語》，並不教我先讀《大學》《中庸》。可惜的是《論語》還沒有讀完，就離開了這位可愛的啟蒙教師陳先生了。

陳先生的愛我，簡直同於慈母。我身體小，爬不上椅子時，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學堂去，母親總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後進去。放飯出來進去，也是如此。偶爾忘記了，在學塾裏內急了，麵孔漲得通紅，先生卻已知道了，問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裏去小便。這位先生，真像一位保姆。

但這位賴世兄賴少爺，卻常常侮弄我。把濕紙團裝在筆套管裏，做了紙彈射我。又用水盂裏的水，灑在我身上。因為先生是個近視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響。有一天，我臨睡的時候，母親給我脫衣服，卻見我後頸裏一個個的紙團，向我問起，我說：“這是賴世兄把濕紙團塞在我頭頸裏的。”現在那些濕紙團已經幹了。母親說：“那些濕紙團塞在頭頸裏不難過嗎？回來又不告訴人。”母親告訴了祖母，祖母恨極了，後來和賴大少爺的母親三太太說了，三太太把她的兒子罵了一頓，責令他到我家向祖母賠罪。

約在二十五年以後，有一位賴豐熙，做了我們吳縣知縣，我有—位盟弟李叔良（名誌仁），在縣考時，賴知縣取了他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賞識他，要把他的女兒配給叔良（後來沒有成功）。據叔良所談，我疑心這位我們的“父母官”，就是塞紙團在我後頸裏的賴大少爺。他是福建漢軍，又說住過劉家浜，更無疑慮。後來他就調任了，叔良進學以後，留學日本，也和他疏遠了，不曾問他。

我的離開我的陳先生，為了我們是遷居了。我家那時從劉家浜遷居到桃花塢。為什麽要遷居，我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經濟緊縮之意。自從這一次離開了陳先生以後，從此就不曾見麵。我不知道陳先生的學問如何，但是啟蒙的時候，陳先生教我讀一本《詩品》，又教我讀一本《孝經》，是企望我將來成一詩人，又企望我為一篤行之士，我雖不成器，陳先生可知是有學行的人了。

後來知道陳先生做了外交官，頗為奇事，不知道哪—位駐美欽使（當時無公使之稱，官書稱欽使，俗稱欽差）到了新大陸去，陳先生當了隨員。難道陳先生懂得外國語言文字嗎？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識字讀書的時候，年已三十多歲了，哪裏懂得什麽外國文？不過當時的出使外國大臣，也不必要識外國文，即如蘇州的這位洪狀元洪鈞，也出使外國，他何嚐懂得外國文，其餘的隨員，更不必說了。

據說：陳先生到了美國，在使館裏終日閉門家居，不大出來。有人說：他到了美國，好似沒有到美國，仍舊在自己家裏。又聽說他回國以後，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痛罵美國，從政治到社會。中國有許多諳洋務、講新法的人，都以陳先生的出洋為笑談，說他不通世務。我雖不曾讀到陳先生痛罵美國的文章，但不是我回護師門，必有精刻之論，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國好”的人，多少有些見識。

在辛亥那一年，陳先生放了新加坡領事。這時我的一位朋友畢倚虹（名振達，號幾庵）做了他的隨員。剛到上海就武昌起義了。陳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蘇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國公學去讀書。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蹤，經畢倚虹談起才知道，我那時已住在上海，幾次想回蘇州去拜謁陳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