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之功勳 聚之精神
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郭永懷、於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作為獻身國防科技事業的科學巨子，他們是“兩彈一星”的元勳，他們創造的“兩彈一星”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他們熱血鑄劍、天宇拓荒、踏浪逐星，為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事業燃盡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他們如浩瀚天宇上的明星，放射著永恒的光芒！
中國兩彈之父——鄧稼先
他，一個忠厚樸實的人，卻毅然決然地參與了共和國核研究工作；他，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戈壁的風沙吹散了他的姓與名；他，一個滿腔熱血的人，為祖國隱姓埋名幾十年。當戈壁風沙在天空狂舞時，那個不知道是誰的灰色身影與風沙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鄧稼先。
年少時的鄧稼先，在他即將邁進校門時，父親就為他立下“三不朽”的規矩：立不朽之德，立不朽之言，立不朽之功。直至幾十年後，這“三不朽”依然是鄧稼先遵循的原則。
鄧稼先的少年時光並非充滿歡樂，因為那時國難當頭，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侵略北平城。所謂國破家亡，鄧稼先的家庭也在戰爭中顛沛流離，亡國恨，民族仇，一並結在鄧稼先心頭。
立誌求學報國的鄧稼先，於1941年秋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係。西南聯大是原來的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在南遷後合並的一所學校。抗戰時期，鄧稼先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鬥爭。抗戰勝利後，21歲的鄧稼先便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此後，鄧稼先心懷救國的抱負，遠渡重洋，赴美留學，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鄧稼先以常人難以想象的能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學業，並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那時的鄧稼先剛剛26歲，人們折服於他的聰明才智，驚歎於他的年輕有為，都稱他為“娃娃博士”。
這位別人眼中的“娃娃博士”，做起事情來確有年輕人的果敢，也有博士的縝密，他於得到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就返回祖國，成為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在此後的八年間，他始終在進行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工作。
1958年8月的一天，時任中國核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並對他說：“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要調你去參加這項工作，你看怎麽樣？”鄧稼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接受錢三強交予的任務後，鄧稼先徹底消失在了親朋好友的視線裏。為了對中國核事業保密，鄧稼先沒有向家人說出實情，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些什麽。這個謎題，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才揭曉答案。近三十年的隱姓埋名，鄧稼先一心撲在了發展中國核事業上。
作為中國核事業的骨幹力量，鄧稼先肩負重任，在核工業發展“龍頭”——原子彈理論設計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著名的“九次運算”，後來被數學家華羅庚稱為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鄧稼先不單是別人眼中單憑腦力工作的科學家，他的身影還常常出現在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令所有人熱血沸騰。爆炸後的濃煙還未散去，為了盡快得到最珍貴的數據，鄧稼先不顧核輻射的危險，親自進入爆炸現場采樣。
如果說鄧稼先為中國核事業的貢獻僅停留在原子彈的話，那還遠遠不夠。在原子彈試驗成功後，鄧稼先又投入到了氫彈的研製中。他和另一位科學家於敏共同研究的氫彈方案——“鄧—於方案”付出了實踐，這顆氫彈在原子彈爆炸的兩年零八個月後試驗成功。
1979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他常說：“在我們這裏沒有小問題，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釀成大禍。”在一次新型核彈實驗進行中，飛機攜帶核彈直飛爆心，卻久久沒用聽到投彈後的爆炸聲。焦急等待的科技人員有些不知所措，當大家環顧四周時，竟發現鄧稼先已經向試驗場走去了。
鄧稼先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即使身患癌症，也始終堅守在大漠深處。1984年，鄧稼先親自指揮的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次年，他的癌擴散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而他的心願卻是那麽的簡單——在國慶節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中國核事業的領路人鄧稼先與世長辭，而病榻上的他唯一放心不下的還是那份光榮的任務，“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是他最後的囑托。
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錢三強
從義理到物理，從固體到流體，順逆交替，委屈不曲。榮辱數變，老而彌堅，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學！在錢三強眼裏，“無名無利無悔，有情有義有祖國”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錢三強父親錢玄同是中國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錢三強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即將中學畢業的錢三強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幾本進步書籍，書中對中國未來的展望，深深牽動著錢三強的心：以蘭州為中心建成幾大鐵路幹線，北方、東方和南方設立大港……錢三強讀者，仿佛看到了中國光明的未來。他越發感到，使國家擺脫屈辱，逐漸強大，建設強大的工業，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唯一的途徑。於是，他果斷決定：學工科，將來做一名機電工程師！從此以後，錢三強便與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錢三強16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2年又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後，錢三強擔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所長的助理。次年，七七事變爆發，錢學森懷著報國之誌遠赴歐洲，進入巴黎大學居裏試驗室做研究生，師從居裏夫婦。
1948年夏天，錢三強懷著激動的心情，回到戰亂中的祖國。不久，新中國舉行了開國大典，有幸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的錢三強激動得熱淚盈眶。那一刻，他真正地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心中更加堅定了建設國家的決心。
新中國建立之初，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開創原子能事業當中。他在中國科學院先後擔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核事業後，錢三強又成為了製定規劃的重要人選。作為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1958年，錢三強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包括鄧稼先在內的一大批優秀科學家，在核領域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發展速度。所以，在中國的科學界，錢三強領導的研究所堪稱“滿門忠烈”。
在蘇聯單方麵撕毀合同，撤走所有在華專家和設備後，中國的核事業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疾風識勁草，嚴寒知鬆柏。錢三強帶領原子能戰線上的工作人員，以“自力更生”為口號，繼續發展中國的核事業。研製原子彈，必須提煉出鈾—235。當時，有一種擴散分離膜是鈾—235生產中最關鍵的部分，蘇聯對這個技術嚴防死守。“
別人能搞出來的東西，我們也能搞出來”，為此錢三強組織了攻關小組，聯合中科院、冶金部和複旦大學等幾個研究單位，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成功研製出合格的擴散分離膜，並開始批量生產，為中國製成原子彈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當第一朵蘑菇雲在中國的西部上空綻放時，錢三強回憶過往的歲月，感慨萬千：“曾經以為最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是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服的‘黃金時代’。”
毛澤東曾說，“原子彈，沒有這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正是在這樣的目標下，錢三強傾盡一生，腳踏實地、艱苦攻堅，創造了世界原子能研究領域的奇跡，為共和國鑄就了不朽的豐碑，最終成為中國“兩彈一星”元勳，同時也實現了他父親臨終前的囑托：“學以致用，報效祖國。”
晚年的錢三強身體每況愈下，卻依然堅守工作崗位，擔任了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一直關心中國核事業的發展。1992年6月28日，錢三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錢三強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以表彰這位科學巨擎對中國核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
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
在他心裏，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開創祖國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荊斬棘，把智慧鍛造成階梯，留給後來的攀登者。他是知識的寶藏，是科學的旗幟，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典範。他，就是錢學森。而這逐字逐句，正是錢學森一生的寫照。
“我從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待了整整20年。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的是日後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身居美國的錢學森，事業可謂是蒸蒸日上，他卻因為祖國的需要，毅然放棄名利，毅然選擇回國，“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正是心懷真摯的愛國熱情，錢學森回國後不僅是“為人民做點事”，而是為新中國在航天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每每提到這些，謙遜的錢學森總是說：“我個人僅僅是滄海一粟，真正偉大的是黨、人民和我們的國家。”
1955年，對於錢學森來說意義非凡。這一年，錢學森同家人一道乘車返回祖國，上岸的那一刻，錢學森發出了內心的感歎：“我終於回家了！”錢學森的回國，不但預示著自己的命運即將改變，他也將推動中國科技發展的進程。
從錢學森回國之日起，中國的空間研究開始高速發展。錢學森知道，他在太空時代尖端科學領域作出原創性貢獻的日子已經在美國結束。在中國，他將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成就巔峰事業。
錢學森與錢偉長、錢三強一起，被周恩來稱為中國科技界的“三錢”。1956年初，錢學森主持建立的力學研究所在北京成立；2月17日，他向國務院提交了第一份絕密報告——《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這份報告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筆作了批示。報告中，錢學森首次係統地提出了發展中國航天技術的建議，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發展製定了重要的實施方案，成為了中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之作。
此後，錢學森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以及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直接領導和參與了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製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發展建立了工程控製論和係統學。而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1964年6月，中國成功發射第一枚自行研製的導彈。四個月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成功進行。1970年4月，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升空……
錢學森的成就越多，索取的卻越少。這一點從他的履曆表就能看得出。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後來他主動提出當副院長。原本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他，之後也請求辭去政協的一切職務。對待自己得到的獎金和稿費，錢學森或資助學生上學，或為西部地區的治沙事業捐獻了。
對於錢學森這樣的科技人才，美國始終“念念不忘”，多次向錢學森發出邀請，但是都遭到了拒絕。1979年，加州理工學院授予錢學森“傑出校友獎”，錢學森也不為之動容。“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起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在科學研究和教學方麵，錢學森有自己獨特的想法：科學技術與哲學的統一結合，品德情感與智慧能力並重，培養高尚品德和科學精神。他一貫堅持把基礎理論、技術科學、應用技術相結合，提出要充分利用計算機、信息網絡，人機結合優勢互補的長處。“一個科學家，他首先必須有一個科學的人生觀、宇宙觀，必須掌握一個研究科學的科學方法！這樣，他才能在任何時候都不致迷失道路；這樣，他在科學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勞動，才不會白費，才能真正對人類、對自己的祖國作出有益的貢獻”。
錢學森從歸國以後，就再也沒有停止為中國的核事業作貢獻。幾十年的光陰，見證了錢學森的付出與回報，也見證了錢學森從年輕到年老。2009年10月31日，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蜚聲海內外的傑出科學家錢學森，安詳地離開了；而他的所留下的精神和思想，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時刻鼓舞著中華民族在經濟、科技、思想、文化等廣泛的領域，自主創新，不斷進取，為中國航天事業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努力。
中國衛星之父——孫家棟
他一片衷心報效祖國使命，讓嫦娥奔月走出傳說，以一百顆心撐起中國航天科技的跨越發展時代，一萬星光人生，一部中國航天史。他，就是最年輕的“兩彈一星”元勳，最年長的衛星工程總設計師——孫家棟。孫家棟的人生與中國航天發展中的多個 “第一”密切相連，他是中國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遙感探測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技術負責人、總設計師……
18歲時，孫家棟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學習俄語，後轉入汽車係。新中國開始組建空軍後，品學兼優的孫家棟作為急需的俄語翻譯人才被選送入伍。1951年9月，孫家棟和另外29名軍人被派往蘇聯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學習。期間，孫家棟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五年後，孫家棟獲得斯大林金質獎章，成為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1958年，孫家棟學成歸來，帶著滿身的榮譽回到祖國，開始導彈研製工作。
1967年，中央決定組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擔任院長。由錢學森推薦，38歲的孫家棟受命擔任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技術負責人，擔起衛星研製的重任。當時在導彈研製領域已頗有建樹的孫家棟，為了國家的需要，轉向航天事業，邁進了空間技術研究院的大門，開始創造另一片天地。
上任後，孫家棟以平時的果敢作風，挑選和聚攏航天人才。他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共挑選出戚發軔、沈振
金、張福田、朱福榮、孔祥才、韋德森、尹昌隆、王壯、彭成榮、楊長庚、張榮遠、王大禮、鄭忠琪、劉澤光、魯力、林殷定、王一方、洪玉林，這18個人後來被譽為“航天18勇士”。
孫家棟組織研製“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同時，法國發射了人造衛星，日本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發射第一顆衛星。在這種局麵下，孫家棟不得不加快研製步伐，然而工作之初並沒有想象中的順利。
當時，由於各部門協調工作並未完全統一，有的項目進展很快，有的項目還未動工，甚至有的項目還沒理出頭緒。在這種情況下，孫家棟對情況進行了一番了解，並報告給錢學森。在錢學森針對出現的問題反複研究的同時，孫家棟也親自到第一線深入調查。最後，孫家棟根據實際情況，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在此基礎上完成第一顆衛星的基本任務。所謂基本的任務就是完成研製衛星的基本方針“上得去，抓得住，聽得著，看得見”。孫家棟很清楚，如果這四點做到了，就是發展航天事業的一大突破。
此後，孫家棟根據十二字方針，大膽對原來的衛星方案進行了簡化，“這種簡化是把一輛汽車變成了平板車”。他建議去掉了原設計方案中的衛星探測功能，接著分兩步走：先用最短的時間實現衛星上天，再發射有功能的衛星。孫家棟的創新思維和清晰的科學路線，受到了錢學森的讚賞：“看來，把孫家棟找來還是對的，他的確敢幹事，會幹事。”
相比“上得去，抓得住”，能“看得見，聽得清”衛星更有難度。對於這個新的課題，孫家棟和他的科研團隊想到一個辦法。用於運載衛星的火箭共有三級，既然如此，就在火箭上做文章。火箭與衛星分離的時候，距離並不遠，基於此，火箭上開始多了一個“圍裙”，使人們能夠用肉眼觀測到衛星的位置。
由於受到“文革”的衝擊，孫家棟由於身世背景的緣故，有一段時間都處在“靠邊站”的位置。盡管如此，他並沒有放棄鍾愛的事業。就在衛星定曲《東方紅》，所有儀器、部件已由圖紙變成了實物後，嚴謹的孫家棟發現零件總和超重了。於是，他主動要求解決這個棘手的難題。
在發現衛星的總重量很可能超重的情況下，孫家棟立即找到負責火箭部分的工作人員協商。當時方案中製定的衛星重量為100公斤，結果經過一係列的核算，最終敲定為173公斤。也就是說，中國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的重量相當於蘇、 美、法、日第一顆衛星重量的總和。
令孫家棟稍感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特殊，他沒能出現在“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現場。但是，當天他特意來到天安門廣場，和廣大的人民群眾觀看了衛星飛經北京上空時的盛況，“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
從1967年擔任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起，在中國自主研製發射的100個航天飛行器中，由孫家棟擔任技術負責人、總設計師或工程總師的就有 34顆，占整個中國航天飛行器的三分之一。因此，孫家棟被業界公認為中國的“衛星之父”。
曾經的紅衣少年，此時的白發先生，幾十載航天歲月譜華章，他與同事們，在茫茫星空中鑲嵌了30顆中國衛星。如今，他更以儒將之風，掛起繞月工程之帥印。孫家棟半個多世紀以來傾注於中國的航天事業，參與創造了中國航天史上多個第一的輝煌，為中國航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現在繼續活躍在共和國航天技術的前沿領域，“搞了一輩子航天，航天已經像我的‘愛好’一樣，這輩子都不會離開了”。
“兩彈一星”精神
在新中國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中，20世紀50、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那時的中國麵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打破核大國的壟斷與訛詐，同時為了世界和平和國家安全，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黨中央高瞻遠矚，果斷做出了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
此後，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廣大科研人員發揚“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攀登”的精神，風餐露宿，頑強拚搏，團結協作，克服了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突破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依靠自己的力量，僅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就創造了原子彈爆炸、導彈飛行和人造衛星上天的奇跡，取得了“兩彈一星”事業的輝煌成就。原子彈試驗發出的春雷般巨響和衛星傳回地麵的《東方紅》樂曲，莊嚴地向世界宣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有信心、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以科技創新精神為核心的“兩彈一星”精神，毋庸置疑地成為了為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民族精神之一。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是“兩彈一星”研製工作者的堅強精神支柱，凝聚著研製工作者們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和赤膽忠心，反映出他們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新時期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廣大“兩彈一星”研製工作者胸懷強烈的報國之誌，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把個人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合而為一，把個人的誌向與民族的振興緊緊聯係在一起。許多功成名就、才華橫溢的科學家甘願放棄國外優厚的條件，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他們隱姓埋名幾十載，甘當無名英雄，默默奉獻，有些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用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部為祖國、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動人詩篇。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成功的堅實基礎。廣大“兩彈一星”研製工作者在茫茫無際的戈壁荒原，在人煙稀少的深山峽穀，不辭辛勞，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受住了生命極限的考驗。他們運用有限的科研和試驗手段，依靠科學，發奮圖強，銳意創新，突破了一個個技術難關，取得了“兩彈一星”事業的偉大勝利。他們憑借驚人毅力和勇氣，在中國的西部奏響了科技凱歌，顯示了中華民族在自力更生，頑強拚搏的能力。
“大力協同、勇於登攀”，是“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在研製“兩彈一星”的不凡曆程中，來自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成千上萬的科學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後勤保障人員團結協作、群策群力，匯成了向現代科技高峰進軍的浩浩蕩蕩的隊伍。他們求真務實、大膽創新，突破了一係列關鍵技術，使中國的科研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他們用自己的輝煌業績，攀上了一座又一座令人望而卻步的科技高峰。
偉大的精神成就偉大的事業。“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生動體現，是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激勵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奮勇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兩彈一星”事業，是新中國勇攀科技高峰的偉大壯舉，其成果是中華民族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兩彈一星”精神既凝結著以往的奮鬥，也昭示著未來的希望。它不僅成就了“兩彈一星”偉業，也早已融入到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血液中，在新時期不斷得到發揚光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