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切為了原子彈
在“兩彈一星”偉大事業背的後，是難以想象的艱辛和考驗，是感天動地的毅力和勇氣。遭遇變故的中國，被認定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但是，永不言敗的中國人卻在此後改變了一切。大批著名科學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紮根戈壁荒原，奮戰深山峽穀，誓為中國的原子能事業貢獻終身。
遭遇變故，堅持還是放棄
1959年，中國的核工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核武器研製與核燃料生產以及核試驗場建設同時向前推進。核工業基本建設工作量與1958年相比增加近7倍，完成建築麵積增加近4倍，科研單位由1957年的8個研究室增加到39個。新增的60個學科分支，大大填補了中國在軍事科研上的空缺。與此同時，科研人員的數量也大幅度遞增，僅原子能研究所就從最初的179人發展到4300多人。
然而，這樣的態勢沒能持續多久，就發生了變故。原本和平共進的中蘇關係，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後，變得日趨緊張。隨著赫魯曉夫在其國內和黨內地位的鞏固和加強，他很快撕去了友好的麵具，開始對鄰邦中國隱隱發難。
就赫魯曉夫而言，曾因為提出的軍事合作遭到了中國的回絕而懷恨在心。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列諾夫斯基元帥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來信稱，為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希望中蘇在1958年至1962年間在中國共建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長波電台）。由於關係到國家主權問題，中國政府拒絕了此提議。三個月後，蘇聯又向中國提出組建“中蘇艦隊”的要求。中國政府再三審慎，識破了蘇聯為把中國海港轉為其海軍基地從而控製中國國防的企圖，斷然拒絕了蘇聯的無理要求。
在這之後，蘇聯非但沒有就此罷休，反而變本加厲，要求中國向其提供國內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戰略資源和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此時的中國已經猜透了蘇聯的心思，對於這些毫無善意的要求，中國采取了冷靜理智的拒絕態度。
自詡高高在上的蘇聯“老大哥”，麵對不聽指揮的中國，滿腔怒火，開始頻頻施壓。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說明蘇聯與美英兩國正在就禁止核武器試驗進行談判，並以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即將在戴維營會談為由，提出暫緩按協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等。出爾反爾的蘇聯政府不但不顧當初的協定，反而信誓旦旦地稱要視兩年後的發展形勢再做定奪。此後，一些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也都以各種理由返回國內，而後沒有再次來華。
1959年3月，中國西藏地區發生了叛亂，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利用印度的庇護所進行反對祖國的活動。此後印度一部分人大肆攻擊中國，支持所謂“西藏獨立”，支持達賴一夥分裂祖國。22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借機提出中印邊界問題，讓中國接受印度自認為是已經劃定的中印邊界線，特別是在中印邊界東段的“麥克馬洪線”。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曾向印度政府建議通過協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周恩來曾兩度訪問新德裏，但都沒有結果。西藏叛亂事件發生後，印度軍隊進入有爭議地區，越過邊界進行騷擾，中國軍隊一忍再忍。1959年8月23日，印度巡邏隊越過中印邊界，在中國一側建立哨所。8月25日，這個哨所的印軍向中國軍隊開槍，射擊六小時之後，中國軍隊才予以還擊。在這次衝突中，印度士兵有一人被打死，一人被打傷。
事後，中國外交部召見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向其介紹了中印邊界衝突的真實情況：邊境衝突是印度方麵有意挑起的。9月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會議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和周恩來給尼赫魯3月22日來信的複信內容，並決定於9月9日發表這封複信。信中建議通過友好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在解決問題前維持邊界現狀。
不料，在複信發表之前，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國方麵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做法提出異議，認為中印邊境是山區，難以劃分明確的邊界線，並指責中方在衝突中造成印方人員的傷亡。
9月9日，蘇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約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遞交了一份準備於10日發表的塔斯社聲明稿。聲明稿寫道：中印邊境衝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團企圖利用這一事件，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使國際局勢複雜化，蘇聯不能不對這次事件表示遺憾。
麵對此聲明，陳毅當即表示希望蘇方暫緩發表這個聲明，指出中印邊境衝突不一定會對赫魯曉夫訪美帶來消極影響。當晚，中國外交部又告知蘇方臨時代辦，中方已經公布了周恩來的複信，請蘇政府考慮這封信的態度和立場，不要發表塔斯社聲明。
然而，蘇聯政府不顧中國的規勸，於9月9日提前發表了塔斯社聲明，對中印邊界衝突進行毫無根據的評論，並公然袒護印度的擴張行徑。蘇聯發表塔斯社聲明，無疑是對中國立場的不支持，同時也是第一次把中蘇分歧公開化。
赫魯曉夫在出訪美國之後，於9月30日飛抵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國慶。當記者在機場問赫魯曉夫為中國帶來了什麽時，他的回答是：“我這個口袋裝的是友誼，那個口袋裝的也是友誼。”然而，赫魯曉夫口中的友誼恰似空談，挑起矛盾倒是真的。
當天，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慶祝大會。赫魯曉夫發表祝詞，在談到社會主義力量空前強大的時候，提到“這當然絕不是說，既然我們這麽強大就應當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人民絕不會理解，也絕不會支持想這樣幹的人”。言外之意，赫魯曉夫把中印邊境衝突事件的製造方認定為中國，明顯影射攻擊中國的對外政策。赫魯曉夫的言論引起了中國黨和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也為之後進行的兩國會談上的針鋒相對埋下了伏筆。
10月2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在懷仁堂舉行正式會談。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率團出席；蘇方則是以赫魯曉夫為首，及蘇聯代表團全體成員和蘇駐華使館代辦。會談之初，中方便友好地向赫魯曉夫解釋了中印邊境衝突的背景和真相，但是赫魯曉夫不但不願意了解誰是罪魁禍首，還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認為是中國挑起了戰爭。他還以教訓的口吻指責中國“冒險”“好戰”“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麵對赫魯曉夫，中國已曉之以理，得到的卻是這樣的結果，最終的結局隻有一個，兄弟黨之間的平等原則消失殆盡。
10月4日，赫魯曉夫離京回國。6日，赫魯曉夫在海參崴發表演時含沙射影，說中國“像公雞好鬥那樣熱衷於戰爭，這是不明智的”。10月31日，他又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暗指中國搞“冒險主義”，是“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至此，中蘇關係急轉直下，麵臨全麵分裂的局麵。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麵決定召回蘇聯專家。緊接著，在中方未予以答複之前，蘇方又通知中國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間，將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終止派遣專家900多名，全部停止按協議簽訂的343個合同及補充項目，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聘期未滿，合同也沒有到期，中國政府雖然多次挽留，卻無法改變蘇聯的決定。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給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
蘇聯在華專家分布在中國經濟、國防、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部門的250多個企事業單位中，在技術設計、工程施工、設備安裝、產房試製和科學研究等方麵擔負著重要任務。
蘇聯的公然毀約，使得中國的核工業事業麵臨癱瘓的絕境。某些重大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被迫中斷，一些先期運到的設備無法安裝，眾多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入生產，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蘇聯政府這種背信棄義的舉動，不僅加重了中國當時的經濟困難，更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麵對這樣的困境，中國走到了選擇堅持還是放棄的分岔路口。
在中國遭遇變故之時，來自別國的聲音更是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一些國家認為：在蘇聯毀約停援之後，中國缺少了核專家，損失了核技術，即便再過20年也研製不出原子彈。同時，在巨大的落差和壓力下，國內也不免傳來靡靡之音，認為國家經濟本就不景氣，自然災害期間又失去了蘇聯的援助，無疑是在不計得失地消耗人力、物力；更有甚者對於原子彈這種尖端武器望塵莫及，建議暫緩原子彈工程的“上馬”，認為多研製一些飛機、大炮、坦克也好。
以原子彈為主的國防尖端項目，所麵臨的形勢異常嚴峻。作為科技主帥的聶榮臻就原子彈項目“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在北戴河召開了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會上，時任國防委員會主任的賀龍與聶榮臻的意見一致，認為中國不能再受到帝國主義的欺辱，必須克服困難，發展尖端武器。經過激烈的討論，會議最終敲定，原子彈項目“上馬”。
隨後，聶榮臻前往中南海，向毛澤東、周恩來和陳毅匯報國防工業會議的決定。當時，幾位領導人都毫不猶豫地支持堅持研製原子彈的建議，陳毅更是激動地表示：“我讚成榮臻同誌的意見，就是脫了褲子當掉，也要把尖端武器搞出來！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杆現在還不太硬，要是把原子彈和導彈搞出來，我就是鐵腰杆、鋼腰杆！”
曾經統領千軍、馳騁沙場的陳毅元帥，深感武器實力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後，出任外交部長的他，在談判桌上更是領教到了缺少尖端武器的尷尬。為此，陳毅曾多次風趣地說，如果中國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和導彈，他就有了強大的後盾，講話也能硬氣不少，實現“實力外交”。
毛澤東對陳毅的觀點表示讚同：“我們應該想方設法發展尖端技術，而不能懷疑動搖，甚至停滯不前。”中央領導的一致決心和鮮明態度，給那些動搖的言論以堅定的回應：中國的原子彈事業，隻有堅持，沒有放棄！
自力更生，造出“爭氣彈”
在中蘇關係開始緊張化的階段，中國就開始計劃補救措施，並於1960年1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製定了一個關於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條件下發展原子彈的緊急決議。在此之前，更是提出“三年掌握關鍵技術，五年造出原子彈，八年爭取有適當的核武器儲備”的口號。
然而，蘇聯的背信棄義似乎比預想的來得要快，像一陣龍卷風，無情地帶走了所有的專家、儀器設備和資料圖紙。1960年9月，在談到蘇聯領導人把兩黨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坦率地說：“你們撤走專家使我們受到損失，給我們造成了困難，影響了我們國家建設的整個計劃和外貿計劃，這些計劃都要重新進行安排。中國人民準備吞下這個損失，決心用雙手的勞動來彌補這個損失，建設自己的國家。”
在突如其來的變故麵前，中國清醒地認識到，求人不如求己。獨自走在研製核武器的道路上，中國的領導人和科研人員都不忘一個原則：自力更生，一切為了原子彈。
“摸著石頭過河”，這是周恩來為執行緊急政策時做出的指示，意圖要求有關負責幹部要以有條不紊的漸進方式拿出核武器發展的具體計劃。為了讓有關工作人員有信心去完成這個重任，鄧小平更是為大家吃了一顆定心丸：有關路線、原則和政策已經確定。現在，一切都依賴於你們的工作，放心大膽地前進吧！如果取得了成功，榮譽歸於你們；如果發生了失誤，責任由中央書記處來負。
同時，領導研製原子彈工作的團隊又增加了一位得力幹將——張愛萍。當陳毅找到張愛萍談話時，張愛萍滿是謙虛，說自己帶兵打過仗，卻不懂領導原子彈這種尖端科技。陳毅鼓勵他說不懂就要學，還以誇獎其在指揮三軍聯合解放一江山島為例，表揚他的指揮作戰有功，堅信他在科技戰場上照樣能夠打勝仗。在陳毅的鼓勵下，張愛萍欣然接受了國防科委副主任的職務，開始主管原子彈的研製工作，與聶榮臻並肩戰鬥。
張愛萍上任以後，親自深入科研一線進行調查研究，從隔壁到草原，常常是風餐露宿。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進行調查，工作人員擔心張愛萍的身體，可他總是風趣地說：“這比我當年長征走的路好多了。”從南到北，長途跋涉，張愛萍的身影總是出現在重要的國防科研基地。他不畏艱辛，通過各種形式調查了解，搜集和掌握了第一手的數據。根據這些珍貴的資料，張愛萍寫出了完整的調查報告，用最真實可信的情況為基礎，向黨中央保證：隻要下決心，我們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並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出原子彈。
“從頭開始，我們將用自己的雙手在八年時間內拿出自己的原子彈。”在這樣的號召下，中國科學界掀起了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的**。
1962年9月11日，二機部在廣泛調查研究之後，製定出《1963—1964年原子彈武器工業建設、生產計劃大綱》，決定爭取在1964年，最遲於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批準了報告後，
特意指派張愛萍、劉傑和劉西堯等率領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組成三個聯合檢查組，分赴上海、東北、西北等地，具體落實核武器實驗所需的關鍵配套設備和器材的研製工作。
在對各地的核工業部門進行調查走訪之後，張愛萍等了解到，中國的原子工業和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掌握了一定的技術。如此一來，中國完全可能創造奇跡。為此，張愛萍、劉傑、劉西堯等向中央提交了專題報告。報告中稱：“實現原子彈爆炸，是全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水平的集中表現，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辦到的。因此，除了二機部本身要做艱苦努力外，還必須取得各工業部門、科學研究單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國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雖然預定日期隻有兩年時間，為了抓緊時機，更有力地保證實現這個目標，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隨時檢查，督促計劃執行情況，並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進行具體調度，及時解決在研究設計和生產建設中所遇到的問題。”
這個報告針對各有關部門大力協同，更好地保證中國的國防建設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並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1962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個新的領導機構：中央專門委員會，即十五人專門委員會：
周恩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賀龍，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李富春，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
李先念，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財政部部長，副總理。
聶榮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
薄一波，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副總理。
陸定一，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
羅瑞卿，中央軍委秘書長，書記處書記，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總參謀長，副總理。
張愛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後擔任原子彈首次試驗委員會主任。
趙爾陸，前機械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
王鶴壽，冶金工業部部長。
劉傑，二機部部長。
孫誌遠，國防工業委員會黨委第二書記，三機部（負責常規兵器）部長。
段君毅，一機部部長。
高揚，化工部部長。
這個以核武器事業為核心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涵蓋了最具權威的部門領導，全權掌管著核武器領域的最終決策權。從此以後，每一個重要的試驗，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切現實問題，都必須經由這個委員會討論解決。
在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下，中國的核工業進程開始不斷提速。在科研方麵，國防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所屬院（所）、工業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機構五路大軍大力協作，互助互援。所有科研的工作人員必須做到“三高”，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性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圍繞“兩年規劃”目標展開的，全國大力協同支持核工業的勢頭也是**迭起。各地區、各部門都秉承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的工作思想，先後有26個部（院），20多個省、市、自治區參加了科技攻關的大會戰。
大會戰期間，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糧食匱乏，人們不但要工作在大漠黃沙之中，飽受饑荒之苦，還要肩挑趕製核工業原件的重任。工作中，很多人都因營養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和浮腫病。據有關數據記載：1960年，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因饑餓浮腫者570人；北京研究所浮腫者79人。為此，鄧小平再一次保證：“你們大膽去幹，成功了，是你們的；失敗了，是我們書記處的。對存在的食品短缺問題，除自己生產一部分外，應由有關部門設法妥善解決。”
之後，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十幾個省市向位於青海的核研製基地調運大批物資，其中包括數萬斤的黃豆、30萬斤的麵粉、1萬隻羊等。全國各地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核工業隊伍的工作進程，體現了全國上下對支援核工業建設的熱情。
為了早日研製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許多久負盛名的科學家紛紛加入到研製大軍當中，包括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王淦昌、朱光亞、吳有訓、彭桓武、陳能寬、郭永懷、於敏、趙忠堯等核武器研究方麵的驍將。他們都脫離了家人和朋友，遠離了都市生活，來到荒蕪的高原之上。在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隱姓埋名，隻為中國能發出那一聲驚天巨響。
中國有句老話：不爭饅頭爭口氣。所以，當時的很多人也把那顆孕育中的原子彈稱為“爭氣彈”。1963年9月，二機部長劉傑赴青海核研製基地檢查工作時，為保密起見，把“596”作為了原子彈工程計劃的代號。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代號，而是記錄下1959年6月蘇聯背信棄義，單方撕毀援建合同，撤出專家和相關儀器、資料的時間。同時，這個代號也在不斷激勵著所有的科研人員，自力更生，全力協作，早日讓中國的原子彈呈現在世人麵前。
鄧稼先與“九次運算”
原子彈工程主要分為：核武器研究、爆轟物理試驗、點火中子源、核材料幾個部分。對於中國的科學家們來說，在爆轟物理試驗之前，解決理論計算數據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功臣，非鄧稼先莫屬。
為了準確計算出鈾元素的狀態方程，中國科學家們都在埋頭苦算。“數據又出錯了！”接連幾次的計算結果都與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大相徑庭。靶，一種供加速器、原子核反應堆、放射性源等發出的粒子流轟擊的實物樣品。它的壓力究竟是幾百萬個大氣壓，還是一百多萬個大氣壓？這個問題著實困住了不停計算的鄧稼先。他深知，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盡快解決，將要延誤原子爆轟試驗的時間。
這時，另一組科學家也傳來了不好的消息：滑坡了！我們的計算也出現了錯誤。科學家們習慣把數據出現錯誤稱為滑坡或是塌方。一個個錯誤的數據，把科學家們弄得焦頭爛額，對於他們來說，這無異於是重大事故。
接著，有人堅持不下去了，開始勸鄧稼先幹脆直接使用蘇聯專家提供的數據。這樣一來，即便出現了不好的後果，也牽扯不到責任問題。反之，單靠自己來計算，還要花費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負責原子彈理論計算的鄧稼先站在了選擇繼續，還是放棄的當口，這時的他與另一位物理學家的境遇很像。那個人就是著名的美國物理學家費米，他在理論和實驗方麵都有第一流的建樹，100號化學元素镄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當年，費米在與奧本海默一起從理論上領導了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體育場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應堆，宣告了原子時代的來臨。而此時的鄧稼先正是處在這樣的角色，從美國普渡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回國就挑起了原子彈理論計算的重擔，能否取得原子能研究上的突破，這一關非常關鍵。他能帶好這個頭嗎？
鄧稼先力排眾議，最終選擇了繼續計算。之後，他找到二機部的領導：“我這個梯隊若是上不去，我就不配做一個學術帶頭人。”鄧稼先要求再進行計算，直到與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吻合為止。
二機部領導錢三強和劉傑都很讚同鄧稼先的想法，同時也為他捏著一把汗。繼續計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一個與幾十萬個數據打交道的苦差事，既費心又費力。對於領導們的擔心，鄧稼先也是了解的，他轉而勸解道：“當年你們說中國要造一個大炮仗，如太陽一般，問我是否願意加入進來。還記得我是如何回答的嗎？我說，這個太陽我造定了，不管遇到什麽挫折。”鄧稼先的決心正如他此前的回答一樣堅定。於是，領導們鼓勵他，讓他放心大膽地去做。
隨後，大規模的運算拉開了帷幕。也就是說，中國理論上的原子彈是算出來。
以鄧稼先為首，胡思德、朱建士、傅英、蔡蔚、朱家恒、趙明治等十幾個人組成的計算小組開始了緊張忙碌的計算攻關。他們在一無權威，二無實際經驗，三無專家指導的情況下，憑借對科學的一片熱愛，對祖國的一片赤誠，衝向一個個難解的謎題。
第一次運算，結果與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不符，小組成員開始對照檢查，看自己是不是在計算步驟上有遺漏；第二次運算，結果依舊不符，他們尋找是否在材料結構的理解上出了岔子；第三次運算，開始合理的假設；第四次運算，開始對計算途徑加以改進，不斷改進……
在不斷地改進中，小組成員開始對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產生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朱光亞、程開甲、彭桓武、郭永懷等在內的另一批專家參與了進來。在邊運算、邊討論的過程中，兩批專家各抒己見，氣氛十分熱烈。
然而，巨大的運算量像是一個無底洞，誰也不知道它有多深。每運算一次，要有幾萬個網點，而每個網點又要解出五六個方程式。在當時的條件下，使用的是相對落後的手搖計算機，所以計算的同時，還要不停地搖動計算機才行。
就這樣，鄧稼先等人在一個隱秘的房間裏，晝夜不停地計算著。那時候，國家正值困難時期，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更談不上什麽蔬菜水果，甚至開水衝白糖都成了科學家們的美味飲品。枯燥乏味的運算間歇，年輕的組員們有時也會調侃兩句，邊搖動著計算機邊說：“幸好，它不會和我們搶糧食。”
為了對運算數據工作進行保密，鄧稼先和十多個組員就住在郊區的農村裏。當周恩來得知此事時，留下了感動的淚水：“我們不能讓他們吃飽，難道還能再讓他們挨蚊子咬嗎？”於是，周恩來親自下令從友誼賓館騰出幾間客房，供運算小組成員居住。
原子彈的理論計算，是整個核試驗係統工程的“龍頭”，同時也是最難突破的一關。在鄧稼先的帶領下，運算小組進行了八次運算。當進行第九次運算時，數據終於出現了與前幾次不同的變化：首尾兩頭的數據與蘇聯專家提供的數據相同，但是中間一段還是相差甚遠。
這個鴻溝究竟怎樣逾越？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還能堅持多久？難道，還要再來一回九次運算？一連串的問題在鄧稼先的腦海裏出現。當鄧稼先轉身看到堆在屋子裏的整袋草稿紙，他知道自己沒有放棄的理由。於是他反複地檢驗運算過程，查找重要的資料，沒日沒夜地核對中蘇雙方的運算數據，思考、推導，最終大膽地提出：蘇聯專家所給出的數據是錯誤的。
在發現蘇聯專家的數據錯誤後，鄧稼先並沒有盲目為之，而是找到了著名的物理學家周光召教授，請他幫忙。周光召曆經數日，潛心驗證，最後對九次運算的結果做出了肯定的論證。
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真真切切的數據麵前，鄧稼先挺直了腰杆。後來，經過與提供數據的蘇聯科學家米·奧涅金核實，對方承認是自己的運算結果出現了錯誤。
“九次運算”是一個中國科學家用手搖和電動計算機，甚至是最簡單、最原始的紙和筆創造出的奇跡。用於計算原子彈數據的紙張被裝進麻袋裏，而這些草稿所計算出的數據，以現今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說，是計算機個把小時便能準確無誤計算出來的。然而，在缺少高速精密的計算機的年代，一張張泛黃的稿紙，見證了他們為此付出的心血。
“九次運算”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原子彈理論研究“龍頭”的出現。1963年初，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剛剛39歲的鄧稼先，在這份具有曆史性意義的文件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十萬大軍進戈壁
原子彈的實體試驗需要有特定的場地和相應設施，創建試驗基地，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1958年4月11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核試驗基地工程建設的特殊部隊，即“工程兵特種工程指揮部”，代號為7169部隊，由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兼任司令員和政委。
陳士榘麵臨的首要問題是——選址。核試驗具有巨大的毀滅性，要求必須是200公裏半徑範圍內沒有生物的地區才行。陳士榘迅速組織人員，到西北地區勘察地形，選擇試驗靶場位置。他們根據試驗場地的要求，詳細研究了有關資料，初步選定的範圍在甘肅敦煌以西、新疆羅布泊以北等四個地區。最終，陳士榘帶領委員會成員等到敦煌進行了實地勘察，認定敦煌城西北約120公裏處的後坑適合建場。
在這之後，張蘊鈺受命到敦煌深入了解選定地址的實際情況。這時，另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出現了——人員的用水問題。當時，選定的地區沒有水源，況且距離敦煌僅有120公裏，如果進行原子彈爆炸實驗的話，莫高窟千佛洞、鳴沙山等世界級文化遺產都會遭到破壞。因此，張蘊鈺果斷地做出了一個決定——重選核試驗場，同時，他也想到了不錯的地點，羅布泊。
1958年12月l8日，張蘊鈺、張誌善和史國華等二十餘人組成了一支精幹的勘察小分隊，分乘四輛吉普車和兩輛運輸車，直奔羅布泊。經過三天的艱難跋涉，他們終於來到塔裏木盆地東北邊緣的黃羊大溝，對地貌、水源、土質等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這裏周遭幾百公裏無人煙，也毫無礦藏開采價值，隻有海浪般連綿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礫石。當時，羅布泊雖然有“死亡之海”之稱，但自1921年後，塔裏木河東流，湖水又有增加。1942年測量時湖水麵積
達3000平方公裏，為中國第二大鹹水湖。
經過再次考察，張蘊鈺等認為羅布泊的地形、地質條件均符合要求，是一塊得天獨厚的核試驗場區。於是，這裏作為核試驗最佳備選地區被上報到中央。很快，中央進行了批複，同意在這個麵積10多萬平方公裏的戈壁之內建造核試驗基地。1959年3月l3日，羅布泊正式被確立為核試驗基地。
核試驗基地選定後，建設核試驗基地的重任落在工程兵部隊的肩上。直接參加施工的有工程兵建築第101、103、107、109、124、125等六個團，工程兵第4、5、6、8、9、10等五個團，工程兵53師、54師，汽車第36團、37團，以及一個辦事處，一個工程技術大隊，三所醫院，一個通訊營，一個勘察隊和電工營，偽裝營，另有印刷、木材加工、機械修配、器材物資倉庫、農牧場等七個單位。配屬單位有步兵第195師，鐵道兵第10師，通訊工程團，空軍建築第六分部，還有北京建築公司、蘭州建築公司等單位的技術骨幹。這些以工程兵為主的隊伍從祖國的四麵八方匯聚而來，共有10萬大軍。與此同時，張蘊鈺被委以重任，成為了核試驗基地的首位司令員。
在工人們的駐地以南，有一片草灘，那裏盛開著藍紫色的馬蘭花。張蘊鈺彎下腰，輕撥著馬蘭花對大家說道：“在這荒涼的大漠之上，還有如此嬌豔的馬蘭花在盛開，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頑強。我們的工程兵大軍正像馬蘭花一樣，向自然挑戰，創造著奇跡。不如，我們就把這片地區叫做馬蘭吧！”於是，這片核試驗事業的開拓地就有了一個詩意的名字——馬蘭。
馬蘭的自然環境異常惡劣，晝夜溫差很大，白天烈日炎炎，夜晚則寒流陣陣。不得不說，狂風是這片土地上的霸主。它一旦發怒，肆虐地吹起沙粒，快速地從工程兵們的臉上劃過，常常留下道道血痕。不時刮起的旋風卷起黃沙直刺蒼穹，如同東海龍宮的擎天柱，甚至連火車廂也能被它掀出鐵軌。一名工程兵戰士為找紅柳條編筐，卻在狂風中迷失了方向，在這大漠黃沙之中失去了生命。
為抗擊風沙，廣大工程兵開始打井取水，挖土栽樹，打響了一場改造自然的攻堅戰。他們將帳篷支在地下，形成半陰半陽，四周用芨芨草和黃泥封實，遮風擋沙。盡管如此，帳篷時常被風沙掀起，戰士們晚上隻能戴著口罩睡覺。
水是生命之泉，而戈壁沙漠最缺的就是水。為了省水，工程兵們口渴的時候，隻是用嘴唇淺淺地抿一下水杯的邊緣，接著把杯子傳給下一位戰士。酷暑季節，幾乎所有人都喝過“蚊子水”。說起蚊子水，那是工程兵們最難忘的記憶之一。因為缺水，大家就收集雨水當飲用水。當杯子裏終於盛滿水時，口渴難耐的戰士顧不得看，端起杯子就喝，誰知喝到嘴裏的都是些黏糊糊的東西。仔細一看，才發現杯子裏滿是已經被煮熟了的蚊子。
滴水貴於油，工程兵們恨不得把一份水分成好幾份用。有時候，一份生活用水不知循環使用了多少次。一盆水先洗臉，後洗腳，再洗衣服，最後澆花草……在建設工地的工程兵們，常常要到150公裏之外去取水。糧食也隻能從1700公裏以外的南疆運送過來。有時運糧和運水車沒有按時到達，施工部隊隻好給每個工程兵發一個蘿卜、幾片菜幫，既作解渴，又靠它果腹。
在沒有大型搬運機器的情況下，工程兵們頂著炎炎烈日，背馱石料，用自製的土吊車吊裝水泥構件。通向核爆心的公路，就是工程兵們拉著石滾一米一米攆平的。車輛少，糧食運不到時，司令張蘊鈺和政委常勇就率領幹部人員徒步幾十公裏，把一袋袋糧食扛回來。戈壁灘上缺醫少藥，榆樹上的榆葉和榆錢就成了工程兵們的“補品”……
盡管有無數的困難擺在麵前，工程兵們卻高喊著“以戈壁為家，以艱苦為榮”，始終堅持樂觀主義精神，一次次克服困難，重建希望。在核試驗基地建設期間，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極度貧乏的物資供應麵前，工程兵們以“糧食不夠瓜菜代”的方式堅持，甚至連部隊駐紮地周邊的沙棗樹籽、駱駝草等植物，都被拿來充饑。
遠在新疆的核工程建設，時刻牽動著中央領導們的心。為盡快解決北京至新疆的通訊問題，需要開工建設一條全國最長的專用通訊線路。當時，國家庫存的銅線共有3噸，全都用於了此條通訊線路。經過艱苦施工，一條由北京經蘭州、穿越天山直達試驗場地的通訊線路最終建成。縱使相隔千山萬水，黨中央領導們的關懷也能夠時刻送至建設在一線的工程兵心裏。
在沒有資料、沒有經驗的條件下，十萬工程兵建設大軍發揮了潛能，基地建設工程的進度一再加快。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半年多的時間裏，工程兵部隊的發明創造和技術革新就達2950多項；提出各種科學建議52000多條。這些發明創造不僅為國家節約了近百萬元的經費，而且提高工效十數倍！在這個基礎上，分布於1.3萬平方公裏上的41個場區，共計2555個建築物，包括特種營房、機場、鐵路、公路、電力、通信、給排水、設備安裝等項目的首期工程，保質保量地完成了。
首期工程竣工後，接下來更重要的任務是建造用於托舉原子彈試爆用的一座百餘尺高的鐵塔。這尊鐵塔由工程兵科研設計院負責，采用無縫鋼管材質結構的鐵塔，包括8467個部件，自重近80噸。經過一段時間的奮戰，巍巍鐵塔傲然屹立在戈壁灘上。此後，鐵塔經受住了16次7至10級大風的考驗，始終處於良好狀態。值得一提的是，塔頂端，看上去像是一間小屋的地方，就是準備安放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所在。
為了保證核試驗的順利進行，工程兵部隊在其周圍60公裏的範圍內，還建設了九十多項效應工程。飛機中隊、坦克群、火炮陣地、通訊指揮地麵中心、雷達、鋼筋水泥工事、艦艇、油料庫、醫藥食品等供應點保障齊全。3000台監控監測儀器儀表，安設在爆心四周，將準確地記錄下原子彈爆炸的全過程。至此，工程兵特種工程指揮部10萬官兵為核試驗基地建設的任務圓滿完成。
由於當時的特殊背景和嚴格的保密製度，這十萬大軍是默默地開進羅布泊，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做鬥爭，埋頭苦幹地建設，最後又默默地撤離羅布泊。所以很少有人留下姓名，他們所經曆的一切也並不廣為人知。正如這句話所說：“馬蘭在困境中成長，在逆境中發展。以苦為榮，艱苦創業，艱苦奮鬥，無私奉獻，大力協同，開拓進取，甘做隱名埋姓的人，永做驚天動地的事，這就是馬蘭精神。”這十萬工程兵的所作所為，無疑是馬蘭精神的最好體現！
我為事業獻青春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雖不曾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叱吒風雲，卻完成了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的千秋偉業；他們不曾在訓練場上揮汗如雨，卻一樣在實驗室、發射場上譜寫出壯美人生。他們就是投身中國核事業的科學家們。
1959年7月，在周恩來提出“自己動手，從頭開始，準備用八年時間造出自己的原子彈”後，一大批科學家相繼加入到中國核事業大軍當中。先是朱光亞調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隨後是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加入其中，緊接著，鄧稼先、程開甲、陳能寬、周光召、於敏等優秀的專家和技術骨幹紛紛肩負起這份光榮的使命。
中國核事業起步之艱難，令人感歎。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就是缺少資料，甚至可以算是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在自己的擅長的學科取得成績的專家們，也要從頭開始摸索，經曆一個熟悉和不斷學習的過程。作為發展核事業的主幹力量，科學家們付出了汗水，甚至是畢生的心血。曾有人稱：在中國核事業的悲壯進程中，原子能研究所可謂是“滿門忠烈”。
彭桓武，第一個在英國取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他回國後，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核事業中，一幹就是幾十年，把自己最美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事業。當有人問起，已經取得兩個博士學位的他，為什麽選擇回國發展，彭桓武的回答是：“我有責任，利用自己的所學之長，來關心祖國，建設祖國，讓祖國強盛起來，不再受人欺負！”在核事業的發展中，彭桓武擔任了第四技術委員會主任，負責中子點火裝置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彭桓武當時的工作地點是在北京郊區的—座樹蔭掩映的灰樓裏，他在那裏指導年輕的科技人員研究、計算；在青海高原的金銀灘，彭桓武參與指導核爆前的重要爆轟試驗。在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他灑下了無數滴汗水，培養出了一批批年輕的科技專家。
王淦昌，這位“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現者，在得知祖國需要他參與研製核武器的時候，一句話脫口而出——“我願以身許國”！正是為了這個承諾，王淦昌化名王京，擔任起第二技術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主要負責非核部分的試驗。
在長城腳下的爆轟物理試驗場，王淦昌天天與炸藥和雷管打交道。風沙彌漫，他在試驗場地一站就是幾個鍾頭，返回時身上總是落了厚厚的一層土。為了固體炸藥的工藝改進、新型炸藥的研製，王淦昌常常幾個晝夜不休息，查資料、做實驗，直到有所突破為止。
與王淦昌同一時期加入原子能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學家，名叫郭永懷。在祖國的召喚下，他毫不猶豫地回國參與原子彈的研製工作。為了事業，郭永懷幹脆把從美國帶回來的兩箱唱片全部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放棄了聽音樂的愛好；為了專心工作，郭永懷把集郵這個興趣也拋到腦後，把整整三大本郵票都送給了郵政總局；甚至，連他最鍾愛的攝影也無暇顧及了……
參與核事業工作後，郭永懷被任命為第三技術委員會主任，負責核武器的力學部分和武器化。他組織人員對核裝置的結構力學、結構強度、壓力分布等進行具體的研究計算，親自指導並參與各種實驗。不幸的是，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卻英年早逝，在1968年12月5日的飛機事故中不幸喪生。有一件事令人深受感動，當飛機失事引起大火後，郭永懷的手裏依然緊緊地抱著那個裝有核武器資料的皮包。為了核武器的秘密，郭永懷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始終不忘自己的責任。在郭永懷遇難後，錢學森悲痛地說：“一個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世界知名的力學家離開了人世，生和死，就那麽十幾秒！”
這些靠著智慧支撐起中國核事業藍天的科學家們，他們奉獻了人生中最難得的時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最輝煌的時刻獻給了中國的原子能事業。
除了走在科研前端的科學專家們，在中國的核事業大軍中還有這樣一代人，他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默默無聞地在青海高原、戈壁大漠鑄造中國的核盾牌，他們就是工作在一線的國防科技人員。
中國的原子城，即青海金銀灘的核研究基地；中國的核之地，即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基地。這兩個地方，就是中國國防科技人員奉獻青春，投入心血，無悔工作的地方。由於工作的特殊性，人們賴以生存的陽光、空氣和水都是國防科技人員的奢望。在青海高原，陽光和水充沛，但是空氣稀薄；在羅布泊，雖有充足的日照和幹燥的空氣，卻缺少飲水。
然而，外部環境的惡劣並沒有影響國防科技人員對工作的熱情。在放射性的廠房裏，幾乎沒有人因為害怕受到輻射而退縮，工作起來就是十幾個小時不休息。在試驗工作中，有人高燒不退，卻仍然堅持要回到工作崗位。
黃豹，一位並不被人熟知的國防科技人員，他1959年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到核工業事業當中。年輕時的他意氣風發，不怕羅布泊的黃沙，不怕遠離家人的寂寞，甘心在核試驗物理方麵不斷突破。甚至是一生中的大事——結婚，黃豹也是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完成的。當天，黃豹和妻子在戈壁灘的地窯裏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在同事們的見證下，他們結下誓約，共同為中國的核事業奉獻一切。黃豹夫婦不僅甘願奉獻，還讓兒子加入到核試驗的隊伍中來。隨著年齡的增長，黃豹開始病魔纏身，最後病重住進了醫院。當兒子來看望他時，他卻勸兒子趕快回去：“這裏不需要你，忙你的核試驗去。”
在科技人員忘我工作的背後，是支持他們的家人。一位工人在執行任務期間突然去世。他的妻子趕來後，沒有索要一分錢的賠償，反而對已故丈夫的領導問起，丈夫生前預支了多少差旅費，她要想辦法盡快還上。
在馬蘭核試驗基地，曾經舉行過一次最隆重的葬禮，掩埋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在馬蘭，有一位名叫小明的男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工作在這裏的國防科技人員。小明出生在馬蘭，從小生長在這片荒蕪的戈壁之上。他的童年缺少玩伴，缺少歡樂，就像漫漫黃沙一樣單調，無趣。
在這個水源匱乏之地長大的孩子，從沒見過水池，更不要說是城裏孩子常去的遊泳池了。
當小明在電視裏見到遊泳池後，好奇地用臉盆盛好水，把頭紮在裏麵，體驗“遊泳”的感覺。不久，當他聽說連隊剛剛修建了一個養魚池後，立刻跑去遊泳。誰知，好奇之心沒有給小明帶來歡樂，卻奪走了他的生命。在這之後，馬蘭核試驗基地修建了一座遊泳池，回想起曾經的往事，一位將軍感慨地說：“戈壁灘的孩子也是孩子啊！”
在核工業的發展時期，中國核科技人員的平均年齡僅有29歲。如今，那些曾是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已經鬢發斑白。他們的青春汗水鑄成的曆史豐碑，正呼喚著、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從大學校門走出的年輕人獻身國防，以堅定的步伐去追尋前輩的足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