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輔府內，張居正一刻不停地批閱各部和各地報來的呈件。聽到有人敲門，喚了一聲：“進來！”，來人正是在王之誥府外監視的眼線。
聽了來人的報告，本來就愁眉不展的首輔大人更是眉頭緊鎖，愣了有好一會兒，才幽幽歎道：“好！知道了！去吧！有情況再來報我！”
“是！”來人應道，轉身出去，帶上了門。
張居正把手中的筆放下，用手使勁按了按兩個太陽穴，又歎了一口氣，輕輕閉上了眼睛。
現在的大明，看上去一片升騰，不光徹底平定遼東，東南沿海抗倭也取得史無前例的寧波大捷，入冬之後，山東德州的防洪設施也在全麵加固，滅蝗之事也告一段落，少帝的威望也日隆，似乎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本來已經岌岌可危的大明江山，在這冬春相交之際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
不過，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在他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看來，遠不是看上去這麽簡單。把這些繁華統統抹去，實際掩蓋於其下的是愈發嚴重的危機。
第一，少帝威望日隆，人心思定不假。但是，往往事情就是如此奇怪，在危難的時候，大家都很相對團結，一致對外，由少帝身體力行倡導的勤儉節約也得以順利施行。可情況稍有好轉，內外大臣們就迅速發生了變化。
原來那種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如同不死之魂一樣，又重新回到了每個人的血液裏，先前那種團結對外的局麵很難再看到，因為安逸情緒滋生而導致的奢侈浪費之風又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卷土重來。隻有少帝還在不明就裏的堅持，卻沒想到下麵的人已經蠢蠢欲動了。
第二，徹底平定遼東，抗倭取得大捷不假。但是，這段時間消耗了大量的國庫存銀，而且重建遼東防線，全力支援抗倭前線，這些都需要大量的銀兩。打仗拚的不光是軍事，更多的是經濟，說白了就是錢。現在的國庫存銀，已經不隻是捉襟見肘，而是精幹不剩了。
要知道，這可不是什麽好事。開春之後，百般用度都需花錢，可現在國庫已然如此，到時候如何調度呢？東南沿海還在一個勁兒的催要紅衣大炮，這些大炮確實利害，但花的銀子也真是不少，如果東南沿海半年間還不能解決戰鬥，那整個大明國庫就真的要全麵崩盤了。
第三，經過此番應對三患齊發，湧現出眾多傑出的文臣武將不假。但是，經過此番磨難，得到晉升的都想盼著再進一步，沒得到晉升的都在蠢蠢欲動，想著什麽時候挪挪地方，換個更好的差事。
這個三朝元老、刑部尚書王之誥就是如此。一直以來也算是盡心盡責，但最近眼線頻頻來報，他與剛剛被少帝擢升為次輔大臣的葛守禮過往甚密，就差穿一條褲子了。
他們倆走得這麽緊密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針對自己，輕則把自己架空，重則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快。從這次王之誥處理京城學堂一案就能看出來，他已然壞到了家，又把曾經一身正氣的葛守禮拉下水，結果將可怕無比。
自從成為首輔之後，為了這個大明的明天，他張居正可謂嘔心瀝血，作為士大夫的翹首，他有著自己的理想，也有著自己那份傲骨，不敢說他是不是把自己當作“千古一相”，但是在內心中把自己視為管仲、周公的後任者，卻是他不願示人的內心獨白。
其實在他之前，有不少稱為名相之輩，比如薑子牙、樂毅、諸葛亮，甚至蕭何、霍光、房玄齡，個個都是鼎鼎大名，為何隻尊崇管仲和周公，他是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的。
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有“春秋第一相”之譽。後世對他的評價非常高，稱之為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其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當朝丞相。
管仲雖出身悲苦，卻被視為中國曆史上宰相的典範，任內大興改革，重視商業，《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等都有記載他的生活傳記，《論語》、北宋蘇洵的《管仲論》對他做出了評價。最為難得的是，後人以一代名相而非文人領袖尊稱其為“管子”，可見其在曆史上的地位。
周公，文王第四子，因封地在周，故稱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當國。其後又平定“三監”叛亂，大行封建，營建東都，製禮作樂，還政成王，對中國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被後人稱之“元聖”，尊為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儒學先驅，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聖人，《論語》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正是由於文王武王作為君主，而周公為周朝製定了禮樂等級典章製度，使得儒家學派奉周公、孔子為宗，之後曆代文廟也以周公為主祀，孔子等先賢為陪祀。隻是掌控欲極度強烈的唐玄宗李隆基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時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厲王出奔後的“周召共和”，於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廟供奉的資格，改以孔子為主。但既然如此，“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仍使周公成為曆史上的赫赫豐碑。
之所以尊崇這二人，首先是二人忠心不二。
這當中管仲原為齊桓公之敵，但齊桓公不計前嫌，任管仲為相，管仲也確實忠心耿耿，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霸主，鞠躬盡瘁至死。
周公亦是如此，大權在握，捧周成王於膝上登基，卻從未想過取而代之。當時武王生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相代。藏其冊於金匾，內容無人得知。後來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幼，其庶兄管叔、蔡叔圖謀不軌，但忌憚周公，於是在列國間散布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圖謀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為避禍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後來有一日，天降大雨，雷電擊開金匾，成王見了冊文，方辨明忠奸，誅殺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歸相位。
其次，是二人大氣磅礴。二人為相，雖然鞠躬盡瘁，卻並不拘泥於些小事情，不象諸葛亮那樣事事關心，事事不放心。所以在他們二人之後，人才並未斷檔，國家也能夠保持延續發展，不象諸葛亮那樣大權獨攬，“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諸葛亮病死後沒幾年，蜀國就亡了。
再次，是二人除了成為一代名相，更有其他的多項才能。
比如管仲，除了會做宰相，擅長者眾多，在當宰相前作過將軍，射過齊桓公一箭。所著一篇《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五篇，內容極豐，包含道、儒、名、法、兵、陰陽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麵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作，還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貨幣等均有論述，是先秦之集大成者。
再如周公，親自製禮樂，而且推演《易經》，擅長解夢，還寫得一手漂亮好文章，武王伐紂時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牧誓》就是周公寫的，其後來收入《尚書》中的《大誥》、《多士》、《無逸》、《立政》等篇，更是成為千古名篇，經久不衰。
這最後一條，正是張居正作為士大夫和儒學之士最希望達到的目標，雖然說諸葛亮也是博學多才，八卦陣、木牛流馬，稱為傳奇，但因為是演義，多有誇大的成分，所以他並不羨慕，反而覺得還是管仲和周公更為實際，更為博采眾長。
正是因為常常存有對此二人的效仿和敬畏之心，張居正才經常在這樣的日子裏失眠，其實他除了崇敬這二人以外，對於崇尚變法的商鞅和王安石，他也是非常推崇的。
隻不過，這二人最後的境遇不好。商鞅後來被誣告謀反，死後還被遭受車裂之刑；王安石三起三落，最後一次被免宰相後，心灰意冷，所倡新法被全麵推翻，其後一年便鬱鬱而終。而士大夫最講求的就是善始善終，所以，他對此二人是欣賞但並不推崇。
此時已近子夜，本來寂靜的窗外，竟然傳來幾聲不知名鳥兒的鳴叫聲。張居正睜開眼睛，看到一盞油燈已經快燒到了盡頭，提起毛筆去撥了撥，燈火才繼續閃亮了一下，抖動了身子，重新煥發出了生機。
他似乎是有感而發，提起筆來給皇帝寫了一封奏折，將方才這番所想大致都寫到了裏麵，甚至把他對管仲和周公的崇敬都寫了進去，寫到後來，又覺不妥，“嘩嘩嘩”地盡皆撕了。
可是，過不了一會兒，還是想提筆書寫，於是將方才內容精簡了些，成了一稿，準備明天交給皇帝。在折子的最後，他寫了一句，微臣鬥膽，在此四海升平、舉國歡騰之際向皇上潑冷水，實在不是臣有意挑刺，而且居安思危，乃是我等應當時時具有的警戒之心。
對於如何解決他向皇帝說的這些危局，他在最後用兩個略大的字作了結尾，那就是：“變法”。